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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秦朔

　　來源：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過去的一周，我在上海龍華醫院住了五天，很小的手術，但要臥床休息。這倒給我提供了一個更多思考的機會。周六開始寫“大視野”，已經寫了六年多，沒停過。第一次因為身體原因，不能久坐，所以無法像以前那樣做細致的文獻搜索。但還是要寫，因為有些話還是想說。

　　如上周《關于聯想的聯想》的寫法一樣，也是把自己的思考原原本本告訴大家。

　　最近一段時間，我們的社會爆發了一場以共同富裕為背景、反對貧富分化的激烈聲討。這種聲音前幾年已有，近期尤為浩大。值得我們非一般地加以思考。

　　我想到了自己一家的經歷。

　　我生在河南開封，是城市，但父母都是從農村考上大學的，所以我對貧窮并不陌生。父親是周口地區沈丘縣小邢莊人，他在1962年考上大學前基本都是赤腳上學，他6個兄弟姊妹，大哥終身未娶，二哥為支持他上學放棄了自己的機會。我小學回老家時，沒有電燈，沒有硬路，睡土炕，夜里解手就是旁邊一個旱廁，天天吃的都是紅薯，哪里有肉！那時家家都窮，窮病相連更是苦不堪言，我大伯、二伯、四叔都因病較早時去世。

　　小學三年級暑假那次回去，一個親戚說：“你好好念書，將來做大官。”我說：“我要是當了總理，把你們個個都封成官，不用過這么苦的生活。”順帶插一句，日后聽很多朋友說，他們小時候也說過類似的話。真的是“千里去當官，都為吃和穿”。

　　我母親家里條件好一點，主要是我姥爺在縣城當醫生，他幾個孩子都念上了書，有一份國家分配的工作。但時代的災難還是躲不掉的，我姥姥在鄉下，在1975年河南西平、遂平、漯河、舞鋼等地區的“75·8洪災”中遇難。當時不少水庫的溢洪道閘門緊閉，有的多年沒打開過，已經銹死，當入庫水流遠超警戒水位時，一些水庫的溢洪閘門甚至打不開，而要用炸藥炸毀泄洪道閘門，又必須一道道向上請示，時間被無情耽擱，最終，板橋水庫、石漫灘水庫兩座大型水庫及竹溝、田崗等58座中小型水庫相繼潰壩，導致29個縣市1200萬人受災，680萬間房子被毀，京廣線中斷了18天。但這樣的災難，除了受災地區，外面沒多少人知道。

　　這些經歷在我幼小的心靈里埋下的種子就是，不消除貧窮和官僚主義，老百姓過不上好日子。

　　但我想強調的并不是貧窮和苦難，而是如何走出貧窮和苦難。我們身邊，幾乎每個家庭都有類似的歷史記憶，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改變我們家庭命運的，不是誰當了官，而是改革開放，市場經濟，人可以自由流動；不是天天坐著，等著，抱怨著，罵著，而是出來打工，或者大學、大專畢業后找工作安身立命，我的親戚們去了廣州、昆山、天津、安徽、新疆以及我不知道的地方，有開車的、掃地的、教書的、賣樓的、當工人的、當會計的、當總經理的，還有我這樣寫字的。再下一代，條件更好，發展也更好了。當然，前幾年我再回到小邢莊，看到空空的老院子，心里也是別樣的滋味。

　　我們家庭變遷的背后，是改革開放、致力于實現現代化的大時代。

　　中國的現代化歷程注定是漫長的，國家越大，農業人口越多，現代化的大遷徙就越漫長。1978年，中國從事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員占總人口70%以上，現在只有不到24%。

　　過去幾十年，這數以億計的人要完成遷徙，要遷徙到有更高收入的地方和部門，最關鍵的兩個字是：飯碗。給中國人造飯碗，這是最大的挑戰，也是最大的成績。飯碗來自哪里？不是像傳統計劃經濟年代，指望政府給個鐵飯碗。正因政府的的確確給不了那么多，所以中國自給自足的農業人口才一直那么多，甚至城市就業解決不了時，也讓知識青年下鄉。

　　我們的飯碗來自：改革開放后和國際市場接軌的加工業、制造業，對外開放后的外企，基建投資和持續城鎮化進程中的建筑業，城鎮規模擴大后隨之而來的各種服務業，以及近些年互聯網興起后的新型就業，等等。到去年末，中國的就業人員有7.5億多，城鎮就業有4.6億多，其中2億左右都是靈活就業。

　　從就業角度看，中國的現代化就是造出越來越多的，含金量不斷提高的飯碗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就是企業家、創業者。他們發現機會，整合資源，承擔風險和不確定性，無中生有，從小到大，固然主要的動力是發財致富實現自我，但對公共福祉的最大貢獻就是造了許許多多飯碗。

　　這個過程中，確實也有血汗工廠，污染嚴重，勞工權益保護不夠，付出了代價。1995年左右，我到廣東中山一家鞋廠看我母親家鄉舞陽的一個親戚的女兒，當時有一種流行病毒，她家里聽說中山死了幾個人，打電話叫我無論如何把她勸回老家，我坐中巴到了中山一個鎮，在中午下班排成長隊的茫茫人群里找到她，她堅決不回去，說：“回去更沒有路。”

　　今天很多人憤怒聲討企業家、資本家，進而聲討市場經濟，呼吁社會公平，我理解不少聲討是有原因的，但對這種偏激并不認同。多年來我寫過大量反思富豪問題、倡導商業文明和企業社會責任的文章，去過除西藏外的所有省級行政區采訪，很多都是貧窮落后地區，我日常也非常喜歡和普通的保安、保姆、司機聊天，了解他們的故事和故事背后一個個家庭的變化。基于長期采訪和研究，我想給出幾個基本觀點：

　　1、我們必須關注貧富分化，但一定要清楚，中國的貧富分化是在中華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的差異。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福祉與保障在過去幾十年得到了巨大提高，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已經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每個人的保障水平和富裕門檻都抬高了，中國也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社會保障網，當然保障水平還有待不斷提高。

　　回顧歷史，我們基本上、總體上不存在因為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壓榨、剝削，導致另一部分人的生活更差。或者說，中國先富、更富人群的富有，并不是建立在對后富、未富者的剝奪基礎上的。相反，在很大程度上，造飯碗者和找飯碗者是一種命運共同體，是市場經濟下的契約關系，不是人身依附關系。

　　這是一個基本事實，也是一個大是大非，即中國市場經濟的發育和發展是在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大框架下發生的，是基于中國人口多、底子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僵化，所以要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的方式，通過調動全社會廣大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改變命運，成就美好生活。

　　第二，由于體制性、結構性、素質性、法治化程度和治理能力還不夠等諸多原因，我們的市場經濟之路，確實有缺陷，有尋租，有為富不仁，有唯利是圖，有富而驕橫，有對利益相關者不負責，但我們在短短幾十年，在很多方面“濃縮”了發達經濟體一兩百年走過的路，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生產力，客觀比較，中國市場經濟的畸形和負外部性比之英國當年的圈地運動、美國當年的鍍金時代，以及很多發達國家早期的殖民主義來說，要少得多。

　　這是一個基本事實，也是一個大是大非，即中國市場經濟的建設者、參與者、奮斗者，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政策和法律框架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自我完善中，開展經濟行為的。即使是缺點偏差和錯誤，和經典私有制國家在早期原始積累階段那種貧富分化也是根本不同的。而且在黨的領導下，他們也在努力承擔社會責任，從上世紀90年代的“光彩事業計劃”到最近脫貧攻堅中的“萬企幫萬村”，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果把他們假想成竊國、偷公、坑民、違法、窮奢極欲、居心叵測，這不僅是巨大荒謬，也和事實完全相悖。這些現象不能說沒有，在某個轉軌時點或某個行業可能還比較突出，但只是局部與個別。我們國家的企業家如果都是這樣，怎么可能創造出“56789”的價值，數以億計的就業者會跟隨他們嗎？黨和國家會允許嗎？

　　第三，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是新時代的崇高使命，這一使命是對過去的超越，但不是否定，而是創造性的、建設性的、更高水平的新發展。根據《中國的全面小康》白皮書以及國家統計局的解讀，十八大以來，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改善。“雖然存在貧富差距，但城鄉、地區和不同群體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趨于縮小。”

　　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列舉了詳細數據，說明從2011年到2020年，中國的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快于城鎮居民，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逐年下降；收入最高省份與最低省份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對差距逐年下降；2020年，東部與西部、中部與西部、東北與西部地區的收入之比分別為1.62、1.07、1.11，分別比2013年下降0.08、0.03和0.18。

　　同時，中國不同群體之間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也在縮小。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在2008年達到最高點0.491后，呈波動下降態勢，2020年降至0.468。基尼系數除了用居民收入計算，也可以用消費支出來計算，在世界銀行數據庫中，2016年中國消費基尼系數為0.385，比當年收入基尼系數0.465低0.080，說明從消費角度看，居民實際生活水平差距比收入差距的表現更低。

　　綜上所述，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始終是有社會主義這個定語的，因此既發揮了市場機制對于調動人的內生動力的活力的一面，也始終沒有偏離以人民為中心的大的航道，至少是沒有明顯的、大的偏離。

　　即使是現在被廣泛詬病的房地產，如果我們看看中國城鎮人均住房面積已經超過歐盟平均水平、住房擁有率超過美國30%以上（中國96%，美國63.7%），且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財富分布相對均衡（美國凈資產最高1%家庭的凈資產占全部家庭凈資產的比重為38.6%，中國為17.1%）、房價超高城市（以房價收入比為指標）數量在所有城市中的占比并不高等事實，在討論問題時至少也會心平氣和一些。（央行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調查課題組，2020報告）

　　那么，貧富分化是不是不需要關注了呢？不是。

　　首先，這是一個全球性問題，且愈演愈烈，這個問題不解決好，美國這樣的第一大國也會發生“占領華爾街”，老牌帝國如英國也會發生“占領金融城”，造成社會矛盾突出，社會對抗嚴重，至于那些陷入貧困陷阱、中等陷阱、拉美陷阱等問題的國家就更多了。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當此邁向現代化新里程之際，更當高度關注貧富分化。

　　其次，今天的貧富分化已經主要不是表現為溫飽意義的，日常消費意義的，更突出地表現為資產意義，財富意義，因此盡管絕大多數人的資產和財富價值也在上升，但和資本化、資產化、金融化表現出來的超富現象相比，有著過于強烈、遙不可及的差距。

　　第三，從我和很多嚴肅學者（如李迅雷、王小魯）的交流看，中國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存在著一定低估。一個主要依據是統計局通過住戶調查得出的住戶部門可支配收入與央行資金流量表中的住戶部門可支配總收入之間，存在若干萬億元的差額。這部分差額不可能平分給五個收入組，主要應該集中在高收入群體，因為對高收入者的收入更難掌握，他們對城市調查隊的入戶收入調查也有更大動力回絕或少報。盡管這一差額也有統計口徑、核算原則導致的問題（如央行的住戶部門可支配總收入中包括了固定資產折舊，而統計局口徑中不包括），但無論是經驗事實（如中國一線城市房價躋身世界前列，全球主要奢侈品品牌在中國的銷量大致占1/3），還是多項實證研究都表明，中國高收入群體實際擁有的財富比統計局口徑要多。如果考慮到這一因素，中國的基尼系數可能就不止0.468，何況0.468本身也不低。例如，2018年中國人均GDP與日本1982年相當，但日本當時的收入基尼系數只有0.34，37年后的2019年還降低了兩個百分點。

　　第四，由于人口紅利消失等因素，中國的經濟增速正在放緩，社會上升通道的寬度和高度沒有過去明顯，這導致打工階層感到“好處都被以前占了”，怨氣上升。而教育、醫療、住房等問題改善的速度跟不上中產收入者的要求的提升，他們也有諸多不滿。盡管這些感覺并不全面，忽略了中國近年來在公共服務上的投入與明顯改善，但確實都存在，某些不滿還有上升趨勢。

　　林林總總，我們正面臨著新的考驗，并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了，這些問題都會自然而然化解了。

　　怎么辦？

　　經濟學家劉世錦認為，搞共同富裕面臨著三種不同選擇：

　　第一是“遞進”，也就是在繼續保持先富起來的積極性的同時，加快后富人群進入中等收入群體，逐步縮小收入差距，同時使經濟社會繼續保持增效帶動增長；

　　第二種選擇是“僵持”，先富起來的增長乏力，低收入人群無法提高生產率，可能陷入收入差距居高不下、增長相對衰退；

　　第三種選擇是“后退”，就是所謂“殺富濟貧”“劫富濟貧”，先富起來的不再具有增效的積極性，收入差距可能縮小，但會回到“平均主義+普遍貧窮”。

　　他特別指出，第三種選擇看起來可能性不大，但出現這種局面的社會土壤其實還是有的，“因為不勞而獲對一些人還是相當具有誘惑力”。力爭第一種選擇，避免后兩種情景，是我們應該的選擇。

　　經濟學家王小魯認為，市場體制，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和再分配體系，防止以權謀私的權力制約機制，一個都不能少。

　　其實，在中央領導于《求是》雜志發表的《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一文中，已經把促進共同富裕要把握好的四條原則講的很清楚：

　　1、鼓勵勤勞創新致富。幸福生活都是奮斗出來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勞智慧來創造；

　　2、堅持基本經濟制度。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兩個毫不動搖”；

　　3、盡力而為量力而行。不要好高騖遠，吊高胃口，即使將來發展水平更高、財力更雄厚了，也不能提過高的目標，搞過頭的保障，堅決防止落入“福利主義”養懶漢的陷阱；

　　4、堅持循序漸進。鼓勵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徑，逐步推開。

　　具體路徑則是六條：

　　1、提高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包容性；

　　2、著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

　　3、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4、加強對高收入的規范和調節；

　　5、促進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6、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

　　對高收入群體來說，一定要特別注意《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中的相關精神。

　　一是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規范資本性所得管理，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研究擴大消費稅征收范圍。這涉及到稅收問題。

　　二是加強公益慈善事業規范管理，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這是第三次分配的問題。

　　三是清理規范不合理收入，加大對壟斷行業和國有企業的收入分配管理，清理借改革之名變相增加高管收入等分配亂象。堅決取締非法收入，堅決遏制權錢交易，堅決打擊內幕交易、操縱股市、財務造假、偷稅漏稅等獲取非法收入行為。這涉及到經濟活動的方式方法的正當性問題。

　　四是保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合法致富。要堅決反對資本無序擴張，對敏感領域準入劃出負面清單，加強反壟斷監管。同時，也要調動企業家積極性，促進各類資本規范健康發展。這是對產權、資本、企業家的宏觀指引。

　　我們需要全面、準確地理解中央精神，而不是拿著一個大帽子，循著“標題黨”習慣了的夸大其詞、移花接木、片面裁剪的路徑，動不動就瞄準一些企業，這不僅無助于客觀分析問題，建設性解決問題，很可能會制造新的問題。

　　最近一段時間圍繞聯想公司引發的聲討與爭論，促使我們從共同富裕角度審視過去的路，求索明天更好的路，我們的社會為此支付了巨大的時間成本，我們不應該浪費。

　　坦率說，我個人極不適應社交媒體上這種山呼海嘯、極為簡單化、似是而非的場景。為什么在中國經濟社會的實際演進中，遠沒有像很多聲討、跟帖、回應所說的那樣不堪，但網上就是一片喊打之聲？我咨詢了一些新聞傳播領域的專家，他們說了兩個原因，讓我有所醒悟。

　　一是社交媒體和智能推薦的“信息繭房”效應。不斷推給你某些內容，不斷強化，讓你認為這就是大多數，這就是整體，這就是事實。越來越簡單地站隊，越來越不能聽別的觀點，更不用說基于事實進行討論，形成“人多就是正確，流量就是一切”的循環效應。

　　在這種排山倒海無比強大的情緒沖擊下，一旦誰成為聲討對象，就很難解脫。而且絕大多數社交媒體缺乏更正機制，一些明顯錯誤或不準確的事實不斷被推薦，不斷翻新，不斷發酵，卻無法停止。

　　這樣一種指哪打哪的力量的興起，以及其團聚力的強化，對中國究竟意味著什么？現在也缺乏深層次和更長遠的思考。似乎這就是民意，可以任其自生長？

　　二是近年來當這種情緒不斷升級，當這種情緒反映的問題在某種場景、某種視角下確實是客觀存在的，主流媒體、企業家、知識精英（姑且這么用吧，因為社交媒體上這都是負面詞），不知道該如何應對和化解。有的避而觀之，有的明哲保身，有的清高不屑，有的吃了虧緘默不語，有的干脆順從“民意”。無論如何，和這些情緒之間缺少溝通，缺少化解，導致在分析問題時一些應有的基本事實、基本邏輯、基本立場越來越“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越來越偏離。

　　對于主流媒體、企業家、知識精英來說，今天一個無法回避的重要任務和責任，是從一直并不那么習慣甚至有所抗拒的“推薦型社交媒體情緒”中，洞察社會的變化，有所自省。今天社會需要的市場經濟，需要更多的人道主義情懷和利益相關方思維，否則可能會遇到越來越多的障礙。因此需要更加積極地、理性建設性地發聲，因為我們同在一塊大地之上，同在一片天空之下。

　　最后簡單回應一下和聯想公司有關的話題。

　　在和聯想的財務數據相關的方面，上海國家會計學院創辦副院長、財政部國家會計學院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薛云奎教授寫了《聯想之爭，穿過輿論旋渦的財報真相》，基于歷年財報，深入淺出，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有人反反復復拿聯想比恒大，恒大已經在香港聯交所發布了無法履行擔保責任的公告，而聯想集團的股價最近穩中有升，我不知道哪里有我們這樣開放的社交空間，充滿著用各種論據判斷甚至希望一個自己的年營業額4000多億元的世界第一PC企業的終結。這真的超出了我的認知。我謹祝廣大聯想員工和利益相關方用最大的勇氣、堅韌和努力，把企業做得更好，為國為民，也為用事實回擊那些謠言。

　　在和聯想歷史尤其是“柳倪之爭”相關的方面，2000年前后知名IT記者劉韌在《中國企業家》雜志寫過《柳傳志心中永遠的痛》，他采訪過倪光南。你可以反對文章的觀點，但這篇文章對于了解整個過程的脈絡會有幫助，里面也有當時中科院乃至國家相關部委對今天網上所聲討柳傳志的很多問題的組織鑒定，也涉及到對“流失”問題的意見。你可以說“此一時彼一時”，并以今日之視角聲討他，但歷史的一些基本結論如果都全然不顧，我不知道會導向一個怎樣的境地。

　　關于2009年聯想控股29%的股權轉讓給泛海，當時中科院已經有說法，當然今天依然可以質疑是不是“定制”和“過橋”。從我對企業的調研和對管理層激勵與管理層控制理論的研究看，管理層尋求股東層面的協同和支持，并無不堪，這在學術上有非常復雜的討論，在實踐中也有諸多經驗教訓，不可簡單論之。且在充分競爭行業中，管理層股權從來都是“雙刃劍”，因為管理層承擔經營責任，如果經營不好，哪怕再多股權，也可能倒下，那時股權越多的越倒霉。

　　有人會質疑“內部人控制”，說富了和尚窮了廟，但管理層控制和“內部人控制”不是一回事，管理層控制是為了保證經營的長期化，所以追求控制權，眾多互聯網公司“同股不同權”的制度安排就是通例。而“內部人控制”不是創造價值，而是挖現有的墻角，確實容易出現“經理人敗德”，傷害股東利益，是要負刑責的。做企業是九死一生的事，沒那么容易。關鍵還是看是否是在三公原則下進行市場交易，以及交易完成后是否促進了企業發展，在公司治理中有沒有維護全體股東利益。就此而言，今天社交媒體上對聯想公司的質疑與聲討，也有著督促董事會、管理層在公司治理方面更加嚴謹、審慎、盡責的客觀效果，而且對整個中國公司的治理都有深遠意義。

　　最后一個是關于高薪的問題，一些意見領袖建議聯想高管降薪。我認為聯想是公眾公司，而資本市場對于不合理的高薪是有法治化解決渠道的，如中小投資者可以通過股東大會或直接向主要股東（聯想控股第一大股東還是中科院的國資公司）提出建議，國資股東也可以向董事會提出建議，由董事會聘請外部獨立調查機構進行評估，提交報告。

　　這里面有很多專業問題，如同業比較，以及選擇怎樣的指標（經濟增加值、市場占有率、銷售額、毛利率、凈利潤、凈資產回報率以及增速等等）與管理層的薪酬數量和薪酬結構掛鉤。我們可以把民意通過法治化渠道導入公司治理，但不應該由社交媒體上的聲音來裁決。如果是這樣的裁決方式，那就真的是流量為王了。

　　總之，最近圍繞聯想的聲討和爭論是中國市場經濟進入新階段的一個重要事件。

　　我們一定會走上更好的市場經濟之路，但這不意味著，就要踩著那些創造過并正在創造著價值的人的身體，哪怕今天來看他們確實也有歷史的局限。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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