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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韓瀅

　　來源/連線Insight（ID：lxinsight）

　　很難想象，曾經嘴上說著“我一定不考公務員”的那群人，正在涌向考公的獨木橋。 

　　疫情之下，大批公司縮減招聘名額，考公上岸這條路則變得越來越擁擠。11月末，一年一度的公務員國考拉開了帷幕。

　　根據數據顯示，今年公務員國考報名過審人數首次突破200萬，達到212.3萬人。通過資格審查人數與錄用計劃數之比約為68:1，報錄比例最大的是西藏阿里地區郵政管理局“一級主任科員及以下”一職，報錄比接近“兩萬選一”。

　　盡管相比于去年，國考的比例已經擴招到21%，但報錄比的壓力仍然可以看作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

　　有的人是以應屆生身份考公，有的人是從其他行業辭職考公。這其中，曾在互聯網大廠工作的年輕人們，無疑與“鐵飯碗”公務員反差最大：一種是不斷地擁抱變化，一種則是“一眼望到頭”。

　　但當這些大廠員工們開始思考“35歲紅線”、“身體本錢”、“反內卷”等問題時，公務員便成了他們的新選擇。

　　曾在“BAT”某大廠工作過的劉鴿直言，“大廠就是時薪很低的流水線，別來”。而“在職備考”的張含還在掙扎著，把大廠工作當作自己保底的后路。

　　這些變化共同指向的問題是，朝九晚五的公務員，和年薪可觀的互聯網大廠，哪一個才是最終的歸宿？

　　當了半年的代碼機器人后，我決定考公

　　柳立 | 24歲，曾任某大廠后端開發

　　在大廠工作，也不能說是后悔，但確實是心累。

　　我大學本科畢業就去互聯網大廠做后端開發了，也曾因為這個沾沾自喜過。因為和其他同學相比，我當時沒有大廠實習經驗，能順利進去挺不容易的。

　　我大四一直在幫老師做實驗，相當于研究生的科研工作。也是因為這段實驗經歷，讓我獲得了一個算法項目的銀牌獎項。回想起來，為了去大廠，我前前后后準備半年，后來順利拿到幾家offer，最終選擇了做后端開發。薪資待遇也在同輩中比較有競爭力，春招進去，我每個月能拿到15.5k，一年15薪。

　　進去之后，我發現，錢多、事少、離家近這些重要的指標，這份工作都不怎么占。

　　首先，我不喜歡技術，也不喜歡編程，高考時的志愿也是服從調劑的安排。其次，我家在南京，但工作在北京，離家不近，而且家里已經給我在本地安置好房子了。

　　更主要的是，大廠的工作量，以及領導的要求都不是常人能接受的，至少我不能接受。

　　起初因為沒在大廠實習過，對工作還算有新鮮感。慢慢地，這份工作給我的感覺就是用時間換錢，各種考核、會議、周報，導致內耗嚴重。

　　我的原則是，如果是因為我做的需求出bug被領導批評，我可以接受，但領導無緣無故地改需求是我無法忍耐的。尤其是循環往復地修改后，工作起來就沒什么成就感，感覺就像一個沒有感情寫代碼的機器人。

　　我們每個季度都要提前定下季度規劃，奇怪的是我們組的季度規劃永遠是在快馬加鞭趕進度的路上，但每次都被延期。一方面，有的同事拿錢不干活。工作到凌晨是常有的事；另一方面，領導的需求瞬息萬變，這讓我在這個團隊工作感到心很累。

　　后來我總結了一個規律。做開發的無外乎就是兩類人，一類是缺錢，一類是熱愛技術，但明顯這兩個都不是我追求的。

　　所以工作半年之后，我選擇辭職回家考公務員。

　　我大學學的是電子信息專業，報考的是市場監督管理局。由于專業的限制，前一陣的國考沒有適合我的崗位，所以我在準備下個月的省考。

　　在南京，公務員一年的收入能達到20萬，雖然和做開發沒法比，但至少現在看來，能讓我喘口氣。去大廠工資有保障，特別是跳槽漲薪；公務員旱澇保收，作息規律。兩者各有各的好，但也都不容易。

　　省考還沒開始，我的心態還比較平穩。如果考不上，我就繼續找工作。985本科+大廠經歷找工作也不難吧。

　　不過，我肯定是不想干程序員了，也想趁備考的過程歇一歇。

　　實習期間就對大廠失去幻想，我堅定選擇了考公

　　王冉 | 22歲，曾任大廠實習生

　　今年流行起來了一種說法：宇宙的盡頭是東北，東北的盡頭是公務員。

　　實際上，去一線互聯網大廠，還是回東北考公這個問題，我從進入大學時便開始糾結，直到大三的互聯網大廠實習經歷，讓我徹底打消了“年薪百萬”的念頭。

　　剛進大廠實習時，我的同學門還挺羨慕我的，畢竟想做大廠實習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能順利實習轉正就一舉兩得了。

　　但進入大廠后發現，和我想象得并不一樣。我每天就像一個管理后臺的機器，重復地輸入數據、ID，再審核、刪除。每天重復相同的工作，十分流水線。

　　而且在北京吃住都是壓力，雖然公司提供一日三餐，但很難吃，基本都要點外賣，越吃越覺得很不健康。

　　每個月算下來，減掉在公司附近租房子的錢，最終在大廠工作到手的錢和在老家工作存的錢差不多。但在家里，有穩定的房子，父母做的可口的飯菜，也不用擔心一個人在外地生病沒人照顧。

　　其次，加班文化更是讓我如鯁在喉。我實習期間，遇到了兩個性格截然不同的領導，但共同的特點都是讓整個團隊加班，即便是我這個按天結算工資的實習生。所謂的“反內卷”也只是口號而已，沒見過幾個正式員工真的敢反抗加班的。

　　如果說實習生遇到好領導后，還能避免加班，但正職就沒那么幸運了，他們沒有工作不干完就能走的權利。

　　關鍵的是，我所在的實習崗位轉正幾率太低了，幾乎只有1%，部門喜歡有工作經驗的“成手”，能減少很多培養成本。

　　實習結束后，我對互聯網大廠也不太抱有幻想了。說白了，就是高級“富士康打工仔”而已。

　　現在我覺得，大廠和公務員本質上沒區別，都是給別人打工。與其給資本家打工，還不如給國家打工來得穩定。

　　再仔細想想，大廠也只是創業成功的企業，即便是號稱年薪百萬，但誰能知道自己將來是最后變成大廠高管還是被中年裁員呢？ 

　　公務員雖然一眼望到頭，但旱澇保收，不用擔心失業的問題。

　　而且，我不是北京人，如果最終在北京買不起房還是要回東北老家的。更何況，就算是有房子，想要憑借互聯網大廠的工作，混個當地戶口真是“難于上青天”。

　　如今，我成為了東北萬千應屆生考公大軍中的一員。我學的是新聞傳播專業，國考對應的崗位很少，所以我報考了行政執法類。一邊上學，一邊備考，時間挺緊的，國考就當是練練手了，我的重點在于明年的省考。

　　我準備寒假回家報個系統的培訓班，希望自己可以順利上岸。

　　一邊工作一邊備考，大廠是我的退路

　　張含 | 24歲，某大廠HR

　　我在大廠工作有兩年了，今年正在一邊工作，一邊準備公務員考試。

　　我所在的公司，領導們崇尚的都是加班文化。盡管我是HR，沒有被強制加班的明文規定，但下班時同事都不走，準時下班的我就像是一個怪物，格格不入。

　　這導致我每天下班都很糾結，也很難受。我很擔心有一天被領導叫去談話，而且隱隱約約感覺到領導對我準時下班的行為多少有點意見。

　　讓我真正決定備考公務員是發生在同事身上的一件事。

　　和我一批進來的有三個校招生，一個男生半年就離職了，還有一個女孩正準備跑路。

　　由于她比我表現出更有被壓榨的“潛質”，因此她一直一人干兩個人的活。有一個月，她幾乎沒怎么睡覺，導致一次騎車上班的時候出車禍了。我看到她的時候，她手臂、脖子上都是血，被診斷為輕微腦震蕩。關鍵在于，上班路上出車禍本應判定為工傷，可領導卻說“是自己不小心，而不是被撞了”。

　　住院期間，這個女孩不斷被查出腦部有血塊、氣泡、軟骨粉碎性骨折等問題，老板們出于人道主義關懷去看了她幾次，沒想到這關心最后也就變成催促她上班的契機了。前一陣，她不堪重負提出辭職，原因是“想過輕松一點的生活”。結果老板以競業協議來威脅她。

　　作為老板，他KPI里有一條叫“人員穩定性”。如果我們三個全走了，他的績效就不保了。

　　最終，這女孩還是社畜地去“賣命”了。某大廠女孩工作猝死之后，這件事不也是悄無聲息了嗎，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改變。同樣地，年輕人還是在無限制地涌入大廠。

　　從那之后，我決定逃離大廠，但卻狠不下心裸辭備考。

　　考公本身就是過獨木橋，競爭壓力比互聯網大廠的工作還要大。再加上，我想考北京的公務員，更是難上加難。而且，每個月還要維持基本生活、還房貸，萬一不能順利上岸，我還有份保底的工作。

　　如今，我每天都在工作和備考之間掙扎，完全靜不下心來。

　　即便是下班回家，工作群也一直有消息。我作為HR，是公司文化的建設者和組織者，不理睬不是很好。更何況，其他兩個HR大部分時間都在加班，和整個公司的人一起“卷”我。

　　除了停下下來的消息外，每天晚上十點都要寫日報。匯報一天的工作內容，以及第二天的工作安排。領導規定還不能占用工作時間寫日報、周報。

　　一個日常的工作，卻變成了同事之間的“角斗場”。從最開始的幾百字，寫到幾千字，感覺自己每天都是個“暢想家”。更關鍵的是，日報、周報是直接與領導績效掛鉤的，如果寫得不好，影響了領導的業績，后果可想而知。

　　反復掙扎中，導致我備考的效率很差。我還不知道能在這兩種狀態中橫跳多久，現在更加迷茫了。

　　逃離大廠“保命”，我不只考公一條路 

　　劉鴿 | 26歲，曾任某大廠產品經理

　　“不差那點錢，別來給大廠賣命。”

　　每當學弟學妹向我來尋求職業建議時，我都會這樣說，因為這是我用我一年的親身經歷換來的“保命符”。

　　看似體面的產品經理的工作，實則是被部門領導壓榨的“鬼門關”。雖然我只有一年的工作經歷，但對精神控制、PUA、被壓榨等經歷，早已見怪不怪。

　　領導會持續地打壓你，讓你覺得自己不行，然后讓你心甘情愿地給他“賣命”。比如我凌晨12點下班被說工作不努力，因為別人都是凌晨三四點才下班。

　　而且作為新人，沒有行業資源，領導不但不幫我，還會說是因為我沒能力。在他眼里我就是個干活的機器，他可以拿我的成果去邀功，也可以看自己心情扣我的工資。 

　　無可奈何的是，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要是不滿一年就離職，我擔心會影響以后的職業生涯。所以，我有三四次都是周末晚上加班到大哭，導致現在自己有些輕微抑郁。

　　熬過一年，我在今年八月份辭職了。交出工牌那一刻，我找到了久違的重獲新生的感覺。但我知道，我只是千千萬萬個大廠“螺絲釘”的縮影，還有無數個螺絲釘在大廠的泥潭里掙扎著、煎熬著。

　　事實上，長期來看，大廠的時薪是很低的，非核心人員都是在“用命換錢”。所以，我的觀點是，何必為難自己呢，自由才是無價的、最可貴的。

　　大環境看，現在互聯網行業這么不景氣，我們能不能邁過35歲的“羅生門”都說不準。到時候，一旦被裁員，我們要頂著家庭、孩子、房貸等中年危機的壓力，再面臨重新擇業和就業的問題，想想就讓人窒息。

　　從上家公司辭職后，困擾我的問題在于我陷入了是考公，還是換個工作的糾結之中。

　　和別人不同的是，我不是在互聯網行業和公務員中做選擇，而是我覺得我的性格不太適合公務員或者體制內。我算是情商比較低的人，大廠的“小把戲”都讓我覺得窒息，更別說是體系內復雜的人際關系了。所以一旦進入體制內，維護工作關系可能會成為我的世紀難題。

　　另一方面，從大廠出來考公務員，工資落差肯定是在所難免的。但公務員的待遇也確實是“真香”，比如用公積金還房貸基本沒壓力。

　　糾結之中，導致我還沒有下定決心去考公。或許，除了公務員，我也可以去高校當老師，教書育人。

　　于我自己而言，賺錢這件事情并不能讓我很快樂，所以我以后大概率會想找一些有意義、讓自己有成就感的工作。 

　　（文中柳立、王冉、張含、劉鴿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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