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佟鑫

　　近日爆發的新一輪巴以沖突已造成雙方數千人喪生，并波及全球政經局勢。沖突也導致大量城市和居民點受損。

　　巴以沖突的源頭是雙方在同一塊土地上劃界分治并沖突不斷的歷史，距今已長達一個世紀。歷史學家卡爾·奈廷格爾在《種族隔離：劃界城市的全球史》一書中回顧了這一過程，并將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巴勒斯坦其他城市實施的城市種族隔離視為全球殖民時代結束之后最頑固的城市劃界分治狀態之一。

　　替罪羊政治催生猶太隔都出現

　　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種族隔離，非美國曾實施數十年的吉姆·克勞法和南非曾大力推行的種族隔離措施莫屬。前者曾迫使美國黑人只能從事有限的工作，在受限制的場所活動，并剝奪他們的一些政治權利。后者則把風景秀麗之處圈占為純歐洲人居住區，把黑人居住區限定在一系列的居民點，并用復雜的制度限制黑人的發展權。

　　這些做法，以及眾多曾在殖民時代出現在愛爾蘭、印度、中國、新加坡、摩洛哥等地的種族隔離措施，比如“租界”，都先后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二戰之后，白人被迫放棄了過去按膚色對城市空間劃界的諸多做法，但奈廷格爾提醒人們需要保持警惕，對種族隔離的做法要理性看待，既不能想當然地將它看作資本主義帶來的自然現象，也不應天真地認為它終將消失。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樣的觀念，可以追溯到人類歷史之初，是一種樸素的原始思想。在前現代的社會中，宗教、禮儀、權力等因素，使隔離作為一種城市的管理手段而出現。在猶太人的歷史中，隔離則有著特殊的成因和影響。

　　公元39年，亞歷山大城的猶太人被驅逐到名為三角洲（Delta）的飛地，可以說是世界上第一個猶太人聚居區。不久后，羅馬人先后鎮壓了耶路撒冷的兩次大規模猶太人起義，摧毀了錫安山上的第二圣殿，禁止猶太人進入耶路撒冷。

　　638年，穆斯林哈里發奧馬爾占領耶路撒冷，廢除了禁令。奧馬爾允許猶太人和基督徒作為從屬但半自治的公民生活在耶路撒冷，實現了長期的和平共處。直到1099年，十字軍進占耶路撒冷，終結了伊斯蘭和平。1187年，埃及阿尤布王朝的薩拉丁重新征服耶路撒冷，并且沒有報復基督徒。此后三大宗教的信徒在穆斯林治下共同生活了800年，各自占據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直到20世紀初。

　　奈廷格爾指出，“隔都”這一概念產生于1516年的威尼斯，反映了猶太人當時所處的特殊歷史狀態。自14世紀起，西班牙、葡萄牙開始驅逐猶太人，而在商業城市威尼斯，法律限定猶太人只能從事商業投資和房貸活動，這些行業因被視為有罪而禁止基督徒參與。由于效法其他國家驅逐猶太人將會嚴重影響當地人的利益，威尼斯議會在1516年3月29日通過法令，決定把猶太人社區隔離起來。這就是所謂“隔都”（ghetto）。

　　奈廷格爾將這種手段稱為針對猶太人的“替罪羊政治”。負責看管隔都矮門的守衛，也要猶太社區出錢給他們發工資。在隔都存在期間，威尼斯同時也把穆斯林土耳其人和其他信仰基督教的外國人分別隔離在獨立的住區當中。

　　歷史上，在布拉格、法蘭克福、羅馬、漢堡、阿姆斯特丹、維也納等很多歐洲城市都曾存在猶太人隔都，但有時隔都會忽然收到一道驅逐法令。1797年，大革命后的法國軍隊進入威尼斯，第一時間宣布解放當地的猶太人。但從18世紀末到20世紀初，沙俄對城市中的猶太社區和鄉間的猶太小鎮曾多次進行屠殺。

　　巴以沖突背景下的城市種族隔離

　　奈廷格爾指出，自1948年以色列暴力建國以來，猶太復國主義者常常自覺地成為占領和隔離的力量，將保護與殖民定居的必要性聯系起來。

　　一戰前后，兩個擁有在大英帝國其他地方實施大規模人口工程計劃經驗的官僚——殖民地事務大臣約瑟夫·張伯倫和首相阿瑟·詹姆斯·貝爾福——出于阻止東歐猶太人移民到英國等目的，積極推動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園”。一戰后，巴勒斯坦成為英國委任統治地，計劃正式啟動。

　　猶太人定居點的啟動建設大量采用了常見的城市隔離技術。1909年，種族隔離狂潮的鼎盛時期，雅法的猶太人成立了一個英式住宅營造協會，資助在郊外建設一個“健康環境中的希伯來城市中心”，命名為特拉維夫（Tel Aviv）。1923年，在雅法發生流血沖突之后，英國認可了建設特拉維夫的目標，認為為了種族和諧和衛生健康等目標，可以建造一座現代城市。

　　特拉維夫的地方官員隨即聘請著名英國城市規劃師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按照“田園城市”的理念，編制特拉維夫的城市規劃。類似的純猶太人郊區社區很快在耶路撒冷西郊出現，吸引了新一批來自國外的猶太定居者。

　　1929年，歐洲的猶太復國主義者還成立了巴勒斯坦猶太事務局，集資購買大片土地，出租給巴勒斯坦農村的定居者。租約禁止非猶太人購買或繼承土地，禁止猶太承租人雇用非猶太人在這些土地上工作。這些做法都違反當時英國的委任統治法令。

　　1936~193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起義之后，猶太復國主義者組建了武裝組織，英國官員則公布了更大規模的隔離計劃，將整個委任托管區劃分為猶太人區和阿拉伯人區兩部分。這迫使和平共處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立即陷入了對立狀態。

　　隨著二戰的爆發，希特勒的滅絕行徑使猶太難民擠滿了特拉維夫、耶路撒冷西郊和其他猶太人聚居點。無力控制局勢的英國，戰后將托管移交給了剛成立的聯合國。聯合國嘗試了另一套分治計劃，但當時的局勢已經表明，最終只有軍事力量才能決定雙方如何劃界。

　　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之后，以色列占領了約旦河西岸地區，廢除了非軍事區，并宣稱耶路撒冷再也不會分裂。但以牙還牙已經在地區政治中根深蒂固，此后幾十年雙方依然沖突不斷。奈廷格爾評述道，巴勒斯坦領導人無法在世界上最強大的支持者中凝聚同情，而猶太復國主義者等利益集團主導的強大游說群體一直在華盛頓起作用。和平面臨著宗教、反恐和地緣政治的挑戰。

　　“巴勒斯坦激進分子的策略和排他性言論會削弱他們的事業，可能充分表達出許多巴勒斯坦人的憤怒和絕望。但巴勒斯坦激烈的反應也使得新一代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能夠自稱以色列具有脆弱性，并將這種所謂的脆弱性放到辯論的中心以贏得國際社會的同情，特別是美國為了保護以色列的這種所謂的脆弱性，將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設置為美國領導的‘反恐戰爭’的核心敵方。”奈廷格爾指出，讓想象力麻木的暴力與報復的循環，為當今世界最復雜且持續存在并由政府資助的城鄉隔離制度創造了一個完美的環境。

　　以色列最終還是將耶路撒冷變成了一座種族隔離城市，用30英尺高（約9.14米）的混凝土屏障和一大片猶太人居住地，將東耶路撒冷其余的阿拉伯人為主的居民區與巴勒斯坦人的城鎮和東邊其他的城市分隔，阻斷了曾經繁密的日常交流。屏障蜿蜒數百里，在整個西岸地區形成區隔。在希伯倫，巴勒斯坦人居住在地勢較低的地方，猶太人定居點則在高處。加沙地帶也被軍事封鎖，想要跨界的非猶太人需要獲得許可證，并經過漫長等待。

　　以色列還修建了一套公路網，連通耶路撒冷、特拉維夫和西岸定居點，道路系統將巴勒斯坦領土劃分為200個獨立的區域，其間穿插著以色列軍事設施。巴勒斯坦人的道路則與以色列公路系統交叉纏繞，保證不會連通。以色列建筑師埃亞·魏茲曼說，隔離已經有了垂直和水平兩個維度，為了隔斷以色列山頂和阿拉伯山谷，已經變得越來越復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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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