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獨董

　　1993年，青島啤酒在香港和上海同步發行上市。按照香港證券市場的規定，青島啤酒聘請了兩名獨立董事，從而成為第一家設立獨董的境內上市公司，青島本地人于福忠當選青島啤酒獨董。

　　那一年，于福忠已經70歲，但憑借長期扎根青島金融系統，積累的豐富專業知識和廣泛人脈網絡，仍然被青島啤酒選中。此后的1996年和1999年，又連續當選青島啤酒董秘，不可謂不老當益壯。

　　于福忠獨董生涯的終結始于A股獨董制度的起步。

　　2001年，中國證監會頒布《關于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標志著獨董制度的正式推行。其中規定，獨董連任不得超過兩屆，青島啤酒2002年6月改選董事會時不再提名于福忠為獨董候選人。

　　也是2001年，中央財經大學研究員劉姝威將一篇《應立即停止對藍田股份發放貸款》的600字短文發表在了《金融內參》上，最終擊碎了“藍田神話”。憑此，2002年，劉姝威當選“CCTV2002經濟年度人物”。

　　當時，劉姝威肯定沒想到，十幾年后，在國內獨董制度即將迎來成人禮之際，作為萬科獨董的她會因為炮轟寶能而引發一輪業內對于獨董制度的大討論。

　　花瓶獨董

　　在國內獨董制度起步的2001年，便發生了一次影響深遠的“陸家豪事件”。

　　1992年，還沒上市的鄭百文增資擴股，剛剛退休的陸家豪拿出自己的一點積蓄，買了1萬股鄭百文的股票。受到董事長李福乾的賞識，在鄭百文上市前的1995年，陸家豪忽然接到鄭百文的聘書，成為了鄭百文的“社會董事”，也就是后來的獨董。

　　結果禍從天降。2001年9月27日，證監會作出處罰決定，認定包括陸家豪在內的公司數名董事對鄭百文虛假陳述等違規事實負有直接責任，分別對他們處以罰款，陸家豪被罰10萬元。陸家豪也成為了國內第一個受處罰的獨董。

　　陸家豪不服，不但向證監會提起行政復議，還一紙訴狀將證監會告上法庭。陸家豪辯稱，自己在鄭百文擔任了5年的董事，沒拿過公司一分錢，而且作為獨董根本無權參與公司決策，被處罰實在冤枉。

　　雖然陸家豪最終敗訴，但這起事件卻使中國的獨董制度在起步之初就引發了業內對于“花瓶獨董”的思考：如果真如陸家豪所言，“作為獨董根本無權參與公司決策”，那么獨董豈不是成了董事會的“花瓶”？

　　陸家豪無意中揭示了中國獨董制度與生俱來的一個問題。作為“沉默的大多數”，即便出現過獨董唱“對臺戲”甚至提議罷免董事長的舉動，甚至2004年還被稱作“獨董維權年”，但大多數時間，大多數獨董沉默著。

　　這樣的沉默，讓曾在2001年發表長篇文章強烈支持引入獨董制度的中央財經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所長郭鋒，在獨董制度推行三年后開始了對這一制度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他認為，中國設立獨董制度的動機很好，問題在于簡單照搬了英美國家的做法。

　　英美國家的公司治理結構是“單層制”，也就是只有股東大會和董事會，沒有監事會。1978年，紐交所規定，凡上市公司都需要有獨立董事。此后，獨董制度作為一項重要的監督制度在美英國家迅速發展起來，并在公司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問題是，從英美國家引入獨董制度的中國的公司治理是“雙層制”，也就是除了股東大會和董事會外，還有監事會。這樣一來，監事會和獨董的雙重監督機制容易造成兩個問題：一是機構重疊的效率問題，二是權責不清的成本問題。

　　但“花瓶獨董”的直接原因還在于A股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獨董制度在英美等國家運行良好的前提是高度分散的股權結構，而A股上市公司則普遍一股獨大，控股股東控制董事會，獨董又從董事會產生，還從上市公司領取薪酬，“花瓶獨董”成為必然。

　　即便十幾年過去了，“花瓶獨董”也仍然是輿論對于中國獨董制度最為詬病之處。

　　2013年8月，深交所發布的《2012年深市上市公司治理情況報告》顯示，2012年，中小板和創業板公司沒有出現獨董投反對票、棄權票和質疑的情況，主板公司也僅有一家公司的獨董投了反對票，另外一家主板公司的獨董對公司的兩個議案投了棄權票。

　　在“花瓶獨董”普遍沉默的背景下，劉姝威作為萬科獨董，勇于炮轟大股東寶能似乎值得人們擊節叫好。而且，《指導意見》也指出，獨董要“維護公司整體利益，尤其要關注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不受損害。”

　　但問題是，考慮到萬科大股東之間，以及大股東和管理層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很難讓人們相信每年從萬科領取60萬元薪酬的劉姝威維護的是中小股東的利益。而沉默也好，炮轟也罷，當人們在這兩個極端進行取舍的時候，獨董的基本內涵“獨立”，卻悄悄溜走了。

　　回到2001年的陸家豪，持有鄭百文股權，還不從鄭百文領取薪酬，陸家豪似乎更有底氣在董事會上發聲，做一個真正的獨董。但現實卻是，即便如此，陸家豪還是“根本無權參與公司決策”。

　　獨董很忙

　　既然是“花瓶獨董”，那么A股的獨董們應該很清閑。但實際上，由于A股的獨董們經常身兼好幾家上市公司的獨董，所以他們非常忙。忙到什么程度呢？用股民們的話說，“比杜甫還忙”。

　　2012年3月，網友吳澤林的微博上出現一組圖，叫做“杜甫的一天”。高中語文課本上正在仰天沉思的杜甫被加了幾筆涂鴉，時而端著狙擊槍凝視遠方，時而開著坦克向沖鋒向前，時而戴著墨鏡騎電動車出門……于是，“杜甫很忙”一下子成了流行語。

　　很快，A股的股民們就發現，上市公司有一個職位“比杜甫還忙”，那就是獨董。

　　2010年，在長航鳳凰的年度股東大會上，面臨2009年首度巨虧的嚴峻形勢，三位獨董卻集體缺席，主持會議的副董事長方衛建對此解釋說，三位獨董比較忙，獨董述職報告也已經在交易所網站上公布，大家直接表決。

　　當時有記者翻閱公告發現，長航鳳凰董事會2009年召開3次現場會議，三位獨立董事有兩位只親自出席2次，1次委托出席；2008年召開5次現場會議，三位獨董均沒有全部參加，親自參加的，一位4次，一位3次，一位2次。

　　“獨董很忙”有自身事務纏身的原因，也有很大原因是很多獨董經常身兼數職。《關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指出，獨立董事原則上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獨立董事。但在現實中，很多人經常逼近甚至突破紅線。

　　其中，最有名的莫過于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會計系主任徐經長。2011年的時候，徐經長已經身兼北京城建、榮之聯、寶萊特、全聚德、北新建材5家上市公司的獨董。結果到了2012年，徐經長又擔任了奧康國際的獨董。

　　徐經長不是一個人在戰斗，在其身兼5職的2011年，2365家上市公司共設有7685個獨董職位，平均每家3個，但2011年上市公司獨董的總人數約5500人，也就是說每位獨董身兼1.4家上市公司的獨董。

　　雖然身兼六職，但徐經長在很多上市公司的獨董職位上已經非常勤勉盡責。2011年，徐經長出席榮之聯董事會4次，出席寶萊特董事會5次，出席北新建材董事會七次。也就是說，這3家上市公司召開的16次董事會，徐經長全勤參加。

　　但無奈捉襟見肘，徐經長在2011年本應出席北京城建董事會次數9次，結果親自出席3次，通訊方式參加4次，委托出席1次，缺席一次。同樣在2011年，徐經長本應出席全聚德董事會次數9次，結果只親自出席2次，通訊方式參加7次。

　　“獨董很忙”的結果是“獨董不懂”。知名財經評論員皮海洲曾經評論道：“一人多職，獨董根本就無暇關心上市公司事務。獨董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在此基礎上要兼職做好5家公司的獨董，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既然很難面面俱到，很多人又熱衷“趕場”，兼任多家上市公司獨董的原因是什么？

　　一方面，獨董的薪酬從0元到100萬元不等，即便某一家上市公司的薪酬不多，但同時兼任多家上市公司獨董，積少成多，仍然非常可觀；另一方面，上市公司資源多多益善，甚至方便內幕交易，在這種情況下，獨董不但起不到“看門人”作用，反而成為風險敞口。

　　2016年1月22日晚，4家上市公司各自發布公告，披露公司獨董宋常因涉嫌內幕交易、短線交易，被證監會立案調查。宋常是人民大學教授，曾先后擔任過10家以上上市公司的獨董，僅2014年一年，宋常就同時擔任5家上市公司獨董。

　　但是，話說回來，中國的獨董們真的很忙嗎？對于很多“花瓶獨董”而言，獨董的工作并不忙。但是，恰恰是因為“花瓶董秘”不忙，自然有精力同時擔任多家上市公司獨董，這樣一來又會顯得很忙。而這種忙，不是忙在了獨董的工作上，而是“趕場”上。

　　官員獨董

　　2013年7月25日，港股上市的中國重汽迎來了三位“重量級”獨董。他們分別是：貴州省原省長石秀詩、山東省原省長韓寓群、國稅總局原副局長崔俊慧。中國重汽發布公告稱，委任三位為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任期為3年，年薪為18萬元人民幣。

　　此舉在當年引發軒然大波。最終，2013年8月14日，中國重汽公告稱，石秀詩、韓寓群和崔俊慧提出，不受聘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職務。中國重汽則表示，尊重并同意三位的意見，并不再履行其他聘任程序。

　　兩個月后的2013年10月19日，中組部下發《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要求各地限期對黨政領導干部違規在企業兼職（任職）進行清理。這被業內視為“史上最嚴厲整頓”。

　　“官員獨董”一度是中國式獨董的一大特色。

　　數據統計顯示，截至2013年年底，A股上市公司的獨董共計6012人，主要來自三個群體：來自高校或各類智庫研究員的獨董，2463人；來自國內外在職或退休官員以及所在行業協會的負責人，1333人；來自會計師事務所或律師事務所的獨董，1035人。

　　另有對2013年年報的統計顯示，曾在黨政機關或者公檢法系統有過任職經歷的“官員獨董”共901人，加上一人兼任多家公司獨董的情況，一共1101人。也就是說，平均每2.3家上市公司有1人次官員獨董。

　　在當時，上市公司熱衷聘請“官員獨董”并不是什么秘密，不但在國企上市公司中司空見慣，在一些民營企業中也非常盛行，比如，浙江寧波的上市公司雅戈爾一度出現5位獨董是退休官員的盛況。

　　實際上，上市公司聘請退休官員擔任獨董在全世界都非常普遍，而在國內，雖然很多官員獨董也在上市公司治理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但很多時候，國企上市公司聘請退休官員擔任獨董，有為其安置養老職位的嫌疑，而民企聘請退休官員擔任獨董，可能利用政商關系滋生腐敗。因此，“官員獨董”一直存在巨大爭議。

　　在獨董制度起步之初，時任上海交大法學院副教授李明良便認為，獨董的產生有外生和內生兩種途徑，“外生”是指由公司法、上市規則等法律法規強制要求公司設置獨董；“內生”則是公司內部為了降低代理成本、協調所有者和經營者利益沖突而自發要求設置獨董。

　　李明良表示，我國的獨董制度顯然是外生的而不是內生的，而外生的制度，最大缺陷是公司沒有內在要求，因此缺乏真正實施的積極性。在“官員獨董”這個問題上，外生的獨董制度容易被異化，成為權力尋租的工具。

　　《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下發后，A股很快迎來一波獨董離職潮。當時有統計顯示，自意見下發后到2014年7月，共有近300名獨董離任，其中“官員獨董”120名左右。

　　2014年7月初，中組部有關負責人就上述政策進行答記者問，稱自意見下發以來，全國共清理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40700多人次，其中省部級干部229人次。而這其中，不少正是“官員獨董”。

　　當時，被稱為“最貴獨董”的巴曙松的辭職，將“官員獨董”辭職潮推向了高潮。2014年7月22日晚間，民生銀行公告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已從民生銀行辭職。

責任編輯：張海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