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吳飛

　　房產稅推出所帶來的焦慮，將從全方面滲透到不同年齡段的新富人群。而且，房產稅將更顯著增加35歲以上新富人群的憂慮感，最終會增加整個中產階層的焦慮感。

吳飛：房產稅將增加中產的焦慮感

　　2018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了“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加之最近外媒開始“披露”的房產稅細則，都引起了不少人的擔憂。而且這種擔憂在中國的中產收入人群中特別明顯。

　　首先來定義一下什么是中產人群?！督洕鷮W人》雜志認為“中國中產”為“家庭年收入在1.15萬到4.3萬美元，即家庭年收入8萬到30萬元人民幣之間的群體”?！陡２妓埂冯s志設定的中產階層標準是：“生活在城里；25歲到45歲之間；有大學學位；專業人士和企業家；年收入在1萬美元和6萬美元之間”。而筆者此前與嘉信理財的一項調研，雖然采用了“新富人群”這個詞，用于指年均稅后收入在12.5萬至100萬之間的個人或家庭，實際上也是相對應的中產階層群體。

　　中國的中產階層有其自身的特點，這個階層是中國近30年飛速發展的經濟中，新興崛起的一個階層。他們通過房產和股市的大幅增值，以及人均收入的不斷增長來擴張財富。通常來說，他們有著光鮮體面的工作，不菲的收入以及較好的社會地位。根據預計，到2020年，中國新富人群的人數將達到2億8千萬，并貢獻35%的中國消費總額。不難承認，新富人群是未來中國最為主要的消費群體，是中國經濟未來以內需為驅動的增長模式的主要引擎。

　　在財富膨脹的過程中，焦慮也隨之而來，范圍之廣甚至引發了全民討論。通常而言，中產焦慮通常具有以下特征：在當前經濟增速放緩、職業競爭加劇、生活壓力增大、民生負擔加重的背景下，中產階層對自身處境“有強烈的焦慮感”。焦慮主要來源于家庭、工作，財務方面則主要集中在資產的保值與增值上。因此房產稅的開征，無論在資產的保值增值，都會加大中產階層們的焦慮，進而產生進一步的連鎖反應。

　　具體分析，房產稅的開征將從以下幾個方面影響中產階層的財務狀況。

　　房產稅如期出臺，可能出現的第一個結果是加劇中產階層保有房產的成本，中產階層的焦慮會因為其投資偏好和收入結構產生的變化而持續增加。

　　中產階層對于房產的依賴，體現在多個方面，可以從資產結構和收入組成兩方面來分析。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和美國消費者金融調查（SCF）數據顯示，中產人群家庭房產固定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達到60%以上，但與此同時，美國這一比例僅為36%。這反映出中國的家庭資產的流動性較弱。這一方面和多數人對擁有房產的傳統意識有關，但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房地產占中產階層總資產的比例之高。一旦房產稅開征，中產階層持有房地產的成本將直線上升。

　　另一方面，中產階層的收入組成中，房租收入也是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其占個人收入的比例較高。據測算，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的租售比約為2%。在一二線城市，這些房產租賃收入足以維系一個普通家庭的單月基本支出。一旦房產稅的稅率高于2%，這部分的收益將被抹去，造成房屋持有人收入的下降。

　　雖然稅費也可能通過租金轉嫁到承租方。但是房產稅實施或許會進一步影響到市場對于未來房價的預期，促使房價下調。一旦造成房價的下降，意味著新富人群的資產也將縮水，這也將進一步加大新富人群的焦慮程度。而這個影響，或許遠比租賃收入產生的影響要大得多。

　　但是房產稅的實施造成房價的下降也并非絕對的，更多的還要結合當地的經濟環境以及城市競爭力等問題作出具體的分析。學術界對歷史數據的分析和他國經驗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借鑒。

　　有中國研究者在2015年研究了中國房地產稅試點對于房價走勢的影響，發現房產稅試點實施降低了重慶的房價增長率，卻對上海房價沒有顯著影響。瑞典兩位學者2017年采用瑞典2008年的房產稅改革作為一個事件時點，研究了房產稅下降對于房地產市場價格的沖擊。改革使得稅負從原來的1%降為0.75%?；谌鸬淙珖秶鷥瘸^10萬單房屋交易數據，作者發現房價并沒有出現顯著的變化，房價僅在一小部分承受高稅負的高檔社區有所上漲。

　　因此，房產稅對于房價的影響，不同城市的情況各不相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房產稅或許并不會對房價造成大幅下調的壓力，但至少會抑制房價高速增長的預期，并給擁有多套房產的家庭造成額外的負擔，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加大中國新富人群的焦慮感。

　　更為重要的一點，對于中國中產階層人群來說，房產往往被作為養老資產的一部分，甚至是較為主要的部分。房價下降的壓力，將徹底打亂中產階層對于養老金儲蓄的財務規劃。

　　筆者與嘉信理財的調研數據顯示，以退休為例，中國大陸的中產階級投資者希望積累超過179萬美金（折合1110萬人民幣）以保障舒適的退休生活，然而中國現有養老金制度所能提供的保障遠不及預期。房產自身的價值以及房產租賃收入是年齡偏大（如35歲以上）的中產人群達成養老目標的主要途徑。因此，額外的房產稅負擔將無疑會降低這些群體對未來養老保障的期望，增加這個群體對未來不確定性而產生的焦慮。

　　所以，對于中產階層而言，房產稅的征收，將從每月的現金流、資產的價值以及養老保障問題三方面產生影響，令他們對當下已有的財務規劃產生焦慮。這恐怕是房產稅對中國中產階層產生影響最主要的原因。

　　雖然房產稅的壓力對于房產擁有量相對低的部分中產群體而言也更少，但并不意味這個群體能有效地降低整個群體普遍的焦慮感。筆者的研究數據同時發現，25歲以下的中產群體的房產擁有量明顯要低。這個群體相對其他群體對自己未來財務狀況普遍持消極態度，也許是因為高房價的壓力，也許是對于中國未來經濟狀況的不樂觀。他們表達生活壓力時也有明確的提到國家政策不明朗、市場不明朗、房價和物價高、全球經濟影響對生活的影響。

　　因此房產稅推出所帶來的焦慮，將從全方面滲透到不同年齡段的新富人群。而且，房產稅將更顯著增加35歲以上新富人群的憂慮感，最終會增加整個中產階層的焦慮感。

　　那是否有合理的辦法可以分散這些焦慮？

　　事實上，房地產高速發展的時期已經結束，對于將家庭財富絕大部分都配置在房產的中國中產收入人群來說，房產也許因為新增的稅負以及對房價造成的下行壓力，正日益成為家庭焦慮的來源之一。中國的中產人群，應該考慮多元化的資產配置，并從專業機構獲取對其及家庭未來的財務規劃，幫助降低其資產配置的波動性，增加收入來源。這些科學的措施將從很大程度上抵消由于單個政策改變所帶來對于家庭財富不確定性所產生的焦慮。

　　(本文作者介紹：現任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主要研究行為金融和私人（家族）財富管理。2004-2010年在新西蘭梅西大學任教，曾任亞洲金融協會理事，期刊Economic Systems特約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