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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3日，新華社發布文章表示，一段時間以來，一些美國政客針對他國頻繁炒作所謂“債務陷阱”問題，試圖借用這一概念干擾破壞發展中國家投資合作。其邏輯是，越多投資意味著越多債務，債務難償就會落入“陷阱”，最終導致資產損失、發展受限。

　　如果說存在所謂“債務陷阱”，那么美國才是這種“債務陷阱”的制造者。美國是戰后世界經濟體系的主導者，發展中國家屢次爆發債務危機都與“美國因素”密不可分；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貨幣政策轉向，明顯沖擊發展中國家債務穩定；美國制造“債務陷阱”的目的就是讓美國資本輪番“收割”發展中國家優質資產，嚴重破壞發展中國家償債能力，削弱其發展基礎，阻斷其經濟跨越之路。

　　發展中國家“債務陷阱”的“美國因素”

　　受新冠疫情影響，全球債務近年大幅增長，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債務風險受到關注，美國借機炒作所謂“債務陷阱”問題，抹黑發展中國家互利合作。形成債務關系本身是正常的經濟行為，只有附加苛刻政治條件或帶有惡意目的的債務才存在“陷阱”，炒作“債務陷阱”無非是將經濟問題泛化、政治化。如果說發展中國家可能陷入“債務陷阱”，那么縱觀半個世紀國際債務問題，美國擴張性貨幣政策、缺乏監管的借貸金融創新、華爾街惡意做空等，才是數次債務危機“爆雷”、發展中國家落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阿根廷飽受債務困擾，至今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大債務國之一。阿根廷社會學家馬塞洛·羅德里格斯認為，這正反映了美國在拉美實行的干預主義。在阿根廷與一系列債權人的有關談判進程中，美國一直是真正主角，其目的是加強對地區國家的干預和控制，維持在跨國金融資本領域的霸權。在債務形成、金融投機、資本外逃、債務談判等過程中，債務國民眾生活水平直線下降，國家主權不斷喪失。

　　國際金融分析人士普遍認為，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將從四個方面沖擊發展中國家債務：

　　首先，將引發美元升值，導致以美元計價的存量債務償債成本上升；

　　第二，將帶動全球融資成本上漲，導致借債成本上升；

　　第三，將導致流向發展中國家資金減少，加劇其借債來源短缺；

　　第四，以美元計價的大宗商品價格可能下跌，導致依靠資源出口的發展中國家收入減少，償債基礎遭到破壞。

　　美國企業研究所經濟學家德斯蒙德·拉赫曼表示，美聯儲加息預期已導致流入新興市場的國際資本減少，如果加息步伐快于預期，國際資本將加速從新興市場回流美國，債務水平較高的新興經濟體面臨嚴峻挑戰。。

　　美國資本抄底新興市場國家優質資產，削弱其經濟發展基礎。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韓國為拯救經濟，被迫允許外資進入命脈企業，不少民族品牌背后是美資身影。在拉美，羅德里格斯認為，阿根廷對跨國資本并購未能適當控制，美國主導的資本力量成為最大獲益者。

　　“債務陷阱”背后的“美國意圖”

　　長期以來，世界對美國多次制造“債務陷阱”的真實意圖有著越來越清晰深刻的認識。

　　經歷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頻繁危機后，拉美經濟愈加被動適應美國政策調整和經濟周期潮汐變化，受制于外債掣肘和市場開放壓力，被迫服從美國經濟和金融體制之需。在此過程中，美國對拉美的經濟政策具有顯著的“門羅主義”色彩。

　　在亞洲金融危機后，美國《華爾街日報》2001年曾對經濟和商業界人士提出“美國能否經受住亞洲金融危機”的問題。時任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院長的杰弗里·加滕直白地表示，美國大公司應當在亞洲堅持到底，利用前所未有的機會在那些一直不準外國大量投資的行業便宜地購買資產。幾年之后，亞洲市場無疑會強勁回升。而事實也正是如此，且類似戲碼反復重演。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日本經濟新聞》2013年刊文《要防備世界經濟的潮流變化》表示，美國是市場波動的震源地，震蕩過后，美國經濟回升，在危機時期起到托底作用的新興國家卻蒙上陰影。

　　長期以來，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廣大發展中國家需要資金支持以擺脫落后局面。合理的債務關系、良性的貸款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重要支持，對全球經濟增長和縮小發展差距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美國通過經濟實力、資本實力、美元霸權主導國際融資環境、攫取資源和利益，使發展中國家背負了沉重的債務負擔，成為后者落入發展陷阱的重要推手。

　　人民幣資產已經成為外資增配的重要資產

　　根據央視財經消息，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的最新報告顯示，人民幣正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跨境支付貨幣之一，2021年12月人民幣在國際支付中的份額占比高居第四，這是自2015年8月以來，人民幣國際支付全球排名首次超越日元，躋身全球前四大活躍貨幣。

　　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王春英21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透露，2021年境外投資者增持境內債券達到1666億美元，人民幣資產已經成為外資增配的重要資產。

　　王春英表示，外資增加對人民幣資產的配置，逐漸成為資金跨境流入的重要渠道。她認為，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升，人民幣資產吸引力增強，外資加大對人民幣資產配置呈現出三個特點：增長速度快、提升潛力大、投資價值高。

　　從數據上看，2018年到2021年，外資累計凈增持境內債券和股票超過7000億美元，年均增速34%。但外資在我國股市和債市中的占比保持在3%至5%，和日本、韓國、巴西等經濟體相比，外資占比處在較低水平，未來還有較大的提升潛力。

　　南財快評：人民幣不具備持續貶值基礎

　　伴隨1月17日中國央行下調中期借貸便利（MLF）和7天逆回購的利率，十年期中國國債收益率也持續下行至2.73%左右的近20個月低點。

　　而與此同時，在CPI已經高達7%的40年通脹高點壓力下，美聯儲在退出量化寬松的同時不斷提升加息預期，十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已經升至兩年來的高點1.83%左右。由是兩國十年期國債的利差從2020年10月的本輪高點2.49%持續收窄至0.90%，很多人開始擔心利差會進一步收窄，并推動資金的持續外流，進而人民幣會因此而出現持續的貶值。

　　但在南財快評看來，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主要原因是擔憂者所依據的“利率平價理論”過于靜態，其成立的基礎是兩國經濟發展速度和水平接近，但這并不符合中美兩國的經濟實際。

　　從數據實證來看，兩國利差也從未成為匯率的決定性因素。比如2011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有超過一半的時間并未與利差同向變動，特別是2019年二季度以來，人民幣先是逆利差擴張而小幅貶值，自2020年下半年以來又伴隨利差收窄而持續升值。

　　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如果以動態視角來看，決定匯率的底層力量是兩國經濟的基本面相對強弱和可持續性預期。具體到中美兩國來看，盡管中國2021年四季度的單季GDP增速已經下滑到4%，且房地產市場面臨較大的銷售壓力和部分開發商流動性風險，但再進一步看中國經濟增長的深層底色，作為主要動力的制造業表現一再超出預期，全年商品出口以美元計增速高達29.9%，在全球商品出口中的份額在2020年創紀錄的表現后再次提高，貿易順差也再創紀錄達到6764億美元，同時在資本項下也是大幅順差，實際利用外資同比增長20%高達1734億美元。在中國國內，2021年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速高達13.5%，即便剔除2020年低基數影響，相對2019年的兩年復合同比也達到5.35%。

　　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調整，目前已經開始多管齊下進行矯正。所以中國的降息是主動刺破泡沫后的修養性矯正，一旦地產市場穩定，整體經濟的健康度和可持續性將顯著增強，結合巨幅雙順差的基礎，人民幣顯然并不具備持續貶值基礎。反觀美國，其當前面臨的40年來最大幅度通脹，固然是需求相當旺盛，但至少有一半原因是疫情導致國內供應鏈嚴重受損，空缺的崗位數量持續創出高點，其加息更有不得已而為之的被動，與中國經濟的底層邏輯相較而言，增長可持續性顯著偏弱。在這樣的相對局面下，盡管中美利差持續收窄，但完全不用擔心人民幣的貶值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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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