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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位重磅中外專家解讀中美關系：“新冷戰”會發生嗎？
全球化上半場由創新、市場化、開放所推動，成就了各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到全球化下半場，全球化三個潛伏的矛盾轉化成危機：全球失衡轉化為金融危機；全球化的政治和社會矛盾轉化成當前很多國家的政治和社會沖突；大國之間的沖突轉變成大國之間的競爭和沖突、對抗
文|《財經》記者鄒碧穎
編輯 | 王延春
冷戰結束后，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一書中預計，歷史可能會終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現在看來，變化遠比想象中復雜。
3月19日，中美高層戰略對話在美國安克雷奇結束，兩國高級外交官員就各自內外政策與雙邊關系展開了坦誠、直接的溝通。一些顯露分歧的外交片段公布后，在社交媒體上發酵，并引發熱議。
就在這場對話落下帷幕的第二天，另一場由中美政企學屆重要人士參與的對話在北京釣魚臺舉辦的中國高層發展論壇2021年會開啟。這場非正式的對話，更多則是彼此之間的互通有無，溫和的分析與建議，氛圍更為友好、熱絡。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史原副主任章百家、巴基斯坦參議院外委會主席穆沙希德·侯賽因首先回顧了50年前基辛格訪華、中美建交的曲折歷程。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名譽聯合主席、財政部前部長羅伯特·魯賓隨后視頻連線呼吁，中美雙方要尋找一切可能，建設有建設性的伙伴關系。
特斯拉公司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還與南方科技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薛其坤就如何激發學生對物理的學習興趣進行了交流。薛其坤建議馬斯克開辦一所學校，將知識和產業、經濟發展、人類福祉結合在一起。馬斯克認為，機器人編程的專業人才欠缺，這的確是特斯拉將來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與會人士并不諱言中美之間的矛盾。受疫情影響，許多美國嘉賓線上參加論壇，中國的白天，正好是美國的深夜。視頻直播時，《紐約時報》外交評論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不時揉揉眼睛。他說，在美國加州用ZOOM就能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世界比以往更平了。但中美長達40年（1979年-2019年）的合作篇章已經結束，這背后也出于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原因：
如今的電腦、冰箱、汽車、電烤箱……一切都具備了智能。當一切技術都能成為軍民兩用品，無論是對中國、美國還是俄羅斯、歐洲，便不難理解為什么前總統特朗普會開始禁止美國一些技術和芯片對中國商業公司的出口。“這就是一個大背景。”
被技術與疫情裹挾的新的國際交往語境中，國家、民眾之間的信任變得彌足珍貴。
《紐約客》專欄作家、美國人何偉1996年就來到中國，多年觀察紀錄中國社會變遷。當他被問到，一些外媒記者去采訪中國民眾，可能遭遇一些排斥，你有沒有遇到過類似的情況？何偉回答，盡管疫情也給中國的人們造成一定壓力，但是美國的暴力沖突，他在中國并沒有感受到，中國老百姓的心態還是非常開放，希望中國能夠將這種狀態保持下去。
難以回避的是，近兩年，中美關系已經步入了一個關鍵時刻點。中國軍事科學學會高級顧問姚云竹指出，正如安克雷奇會議顯示的那樣，我們沒有辦法依靠戰略互信避免危機。中美最重要的共同利益是避免因誤判和事故導致軍事沖突，防止軍事沖突不斷升級成為更大規模和更強裂度的戰爭。
托馬斯·弗里德曼說，我們必須重新定義中美關系接下來的40年。對于技術問題，比如可以先允許華為在美國的新英格蘭地區發展5G，“如果我們覺得你遵守我們的規則，能夠很好地適應我們的規則，并且也對我們的安全有利，我們就會讓你不斷地擴展”，而不是相反——斷然關閉一切通道。
WTO體系顯然已經難以適應現時需要，在兩個世界大國之間構建新的合作路徑顯得尤為迫切。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為，關鍵是要考慮如何創造一套新的游戲規則，修正既有規則。在新規則下，彼此能夠共存，能夠繼續從全球貿易中獲利，開展合作。
論壇上，通過與中國頂尖經濟學家對話，聯合利華、羅氏制藥、江森自控等跨國公司的領導者試圖打消對中國新提出的“雙循環”戰略的疑慮，并從中找尋更多發展契機。碳排放、數字技術、糧食安全、平臺經濟、數字貨幣、全球疫苗、媒體治理、職業教育、世界經濟政策、如何彌合窮人與富人之間的不平等鴻溝等等，也仍然是中美人士共同關心的話題。
“不被分歧所困，超越分歧、聚焦合作。”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傅瑩說，50年前，在中美彼此差異和分歧巨大的情況下，兩國尚能克服重重阻隔，繞道尋求共同朋友巴基斯坦的幫助，最終見面和商談，現在就更沒有理由走向沖突和對抗了。
一場活動特意將主題設置為“美國夢、歐洲夢與中國夢”。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秘書長盧邁說，各國有自己的長處，也有自己的不足。研究美國夢、歐洲夢、中國夢的目標應該是像費孝通先生所言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我們希望能夠找到更多相互了解的基礎，人民群眾的夢想在很多方面是共同的。”
許多話題并不局限于中美關系，還包括全球經濟增長、供應鏈布局、科技創新、金融風險防控、數字治理、共同富裕……中美再次因為若干宏大的命題、以及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全球經濟被綁定到一起。多數問題至今沒有得出確定的解決方案，不過數十位中外專家的智識為我們觀測中美關系的走向提供了更多深遠的洞見。
1
中國夢和美國夢有什么不同？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巴黎經濟學院榮譽教授弗朗索瓦·布吉尼翁說，協調不同的夢想，是一個挑戰。
1931年，美國歷史學家詹姆斯·亞當斯創造了“美國夢”這一詞。他說，“美國夢”就是在這片夢想的土地上，每個人的生活都應該變得更好、更富裕、更充實，每個人都應該根據自己的能力和成就獲得機會——這是一個關于繁榮的夢想。為了讓每個人都過上更好、更充實的生活，國家應該變得更加繁榮，而不是侵犯個人的主動性和發展軌跡。
詹姆斯·亞當斯說：“這不僅僅是一個關于汽車和高薪的夢想，而是一個關于社會秩序的夢想：在這一社會里，每個男人和每個女人都能應當能最充分地實現自己的內在潛能，并獲得社會的認可與尊重，而不被那些偶然的出身或地位等條件所左右。”
弗朗索瓦說，“歐洲夢”的措辭源于一個美國人的著作，認為“歐洲夢”不是個人積累財富，而是通過社會聯系和對人權的尊重獲得安全和保障。這一表述呈現的可能不是所謂的“歐洲夢”，而是歐洲人希望通過高度發達的社會保護和對人權的捍衛，實現高標準的生活水平和環境保護。
“中國夢好像通常被解讀為恢復中華民族的偉大，包括物質繁榮、地緣政治影響力、技術和創新力量，以及對祖先文化的尊崇。這三個民族的夢想都是值得我們褒揚的，因為他們都希望在走向集體繁榮道路的同時，實現所有成員的經濟和個人發展。”弗朗索瓦說。
2
中美國際收支不平衡，如何實現共同富裕？
實現夢想必定面臨挑戰。
從國家層面看，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史蒂芬·羅奇指出，中國需要從出口和投資主導型增長轉向更多的消費驅動型經濟，再平衡制造業和服務業，從進口創新走向本土創新，從儲蓄盈余變為儲蓄吸收，利用巨大的國內儲蓄庫為社會安全網提供資金。實現這些轉變，中國就能夠實現百年目標，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取得極大進步，實現中國夢。
與此同時，美國自上世紀50年代到21世紀，GDP從長期保持3.7%的增長，現在下落至2%下，這種發展速度很難再幫助美國人實現夢想，因此經濟增速必須恢復到3.7%。美國還需進一步促進儲蓄和生產力的增長。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埃德蒙·費爾普斯說，過去40年，中國經濟獲得了高速發展。但美國引領的西方經濟，實際出現了經濟發展的停滯，增速非常緩慢。
費爾普斯說，現在聽到西方人經常抱怨來自中國的國際收支經常賬戶順差，因為對他們而言，那就是逆差。這不僅是市場的結果，也是中國人儲蓄率非常高、高的基礎設施投資、央行高利率等等諸多原因所導致。
中美兩國需要進行更多溝通，讓彼此變得更好，這是政府的責任。從成本角度看，美國的效率應該提高。另外，中美經濟的互動，為什么存在這樣的不同？因為中國的就業率非常高、人均生產力很高。比如電子產品可以由中國生產賣到美國市場，這是市場自然形成的結果，并不是中國政府故意去做這么一件事情。
中國工人經常生產的是中間產品，當然不是很多。在相應行業中的美國工人，實際上也會受到一定影響，技術也會取代一些人工。但如果換成美國工人，工資成本會提高，產品價格也會相應提高。
費爾普斯說，中美兩國需要在資源分配上進行很好的溝通和交流，做到共贏。中美高層會談可能是一個機會，但美方也會有很多擔憂，特別是在中美貿易等方面。中國積累了很多對美國和西方國家的貿易順差，如果可以采取多元的方式去分配其中部分收入，通過在全球擴大投資，將中國的一些儲蓄提供給其他國家，也就意味著中國幫助全球實現了增長。
如果中美之間能夠實現自由的市場經濟，中國人便可以到美國去投資。美國的投資也不會像現在這樣飽和。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美國的儲蓄結余很少投到中國。中美之間如果有更多的互信，美國人也可以用儲蓄結余來支持中國的經濟增長，雙方都會受益。
3
如何在不給他國帶來困難的情況下，解決艱巨的增長問題？
還有一些經濟利益沖突并不存在于國家之間，而在于各國內部。
史蒂芬·羅奇說，數據表明，中國和美國的財富都變得更加集中了。中國最富有的10%人群在2015年占據國民全部收入的41.4%，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這個數字只有31%。美國的問題更加嚴重，2014年這個數字是47%，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平均值大約為39%。社會財富應當比較均衡地分配給美國、中國社會的不同階層，否則人們就無法共享繁榮。
正如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所言，無論是“美國夢”還是“中國夢”，其實都面臨不平等這同一障礙：
過去40年左右，美國收入不平等現象加劇。上世紀80年代初到2018年，美國基尼系數從不到0.4上升至近0.5，說明國家經濟增長產生的收入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流入了多數人的腰包。美國社會不平等愈發凸顯，同時產品的生產力在下降。伴隨中國的生產力從接近歐洲水平，發展為接近美國的水平，我們也應該關注高收入階層或受惠的社會階層。
美國夢非常重視機會平等，比結果平等更重要。貝索斯、扎克伯格，全是白手起家。但是美國社會今天的流動性比歐洲或其他地區更低，社會階層固化現象更嚴重。中國也可能面臨類似情況，廣大的農村地區還有大量低收入人群，社會流動性其實在放緩。當然，可能因為中國總體財富在增長，所以沒有西方國家這么明顯。但一些美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發現，不平等和社會流動性放慢之間存在直接關系，這種流動性的減弱在美國和歐洲都存在。
史蒂芬·羅奇說，從上世紀80年代到2010年，中國夢和美國夢還比較一致。現在中美共同的依賴關系正如人際關系一樣，是一種非常被動的經濟關系。當一方改變而另一方不改變之時就容易引發沖突。中國先認識到應當對不可持續的超速增長模式進行戰略調整，現在正走在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上，我們可以看到有技術戰、貿易戰，還有很多人甚至說，美中之間可能會有“新冷戰”。
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民族夢想，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土壤。兩國國情不同，經濟增長和經濟收益分配的制度也不同，但是我們兩國有一個共同的關鍵挑戰，就是在不給他人帶來困難的情況下，如何解決艱巨的增長問題。
“實現一個國家的夢想，不一定要去排除另外一個國家的夢想。”史蒂芬·羅奇說。
4
中美“新冷戰”會發生嗎？全球化走向終結了嗎？
中美關系如果處理不當，是否會發生與美蘇冷戰時期相似的情況？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認為，答案既“不”也“是”，這更復雜。
20世紀曾存在兩場世界大戰，以及美蘇之間的冷戰。冷戰有過非常危險的時刻，但最終避免熱戰，以和平方式解決。中美兩國很難重演冷戰，因為情況已經很不一樣。
首先，蘇聯及其盟國、西方國家之間的經濟沒有融合、完全獨立、相互分割，在地緣上也是如此。蘇聯及盟國大多沒有融入世界經濟，所以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沒有那么大。
第二，從經濟、資源的角度看，當時雙方的實力相對均衡。經濟上，西方國家比蘇聯陣營強很多。這跟中國與西方的關系不一樣，未來也不會一樣。
第三，冷戰時期存在非常明確的意識形態分野，蘇聯是一個擴張主義的意識形態，但是中國和西方的關系中，意識形態不是那么凸顯。中國文明具有政治的集權和經濟的分權相結合的特色，西方人不是特別容易理解。
沃爾夫說，中美關系在某些方面可能像冷戰，但也可能比冷戰更加糟糕。雖然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因素，但是我們完全可以避免。
或許正如前歐盟委員會貿易委員、英國前首席國務大臣彼得·曼德爾森所言，全球經濟的開放性是一個公共品。如果全球化關起大門，便很難組織好全球經濟。一旦全球經濟互相脫鉤、支離破碎，例如數字經濟、信息技術服務缺乏一個整合的市場，將極大傷害世界的總體利益。
過去3到4年，弘毅投資董事長、總裁趙令歡在許多場合已經看到供應鏈脫鉤的嘗試，發現國家間相互依存的關系已經扎下非常深厚的基礎，數字化改變了世界，脫鉤很難做到。況且還有新冠肺炎疫情、氣候變化等全球性議題，“我們需要互相依靠來解決這些問題”。
但即便不會發生新冷戰，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也指出，全球化收縮已經是一個基本的事實。
全球化的上半場由創新、市場化、開放所推動，成就了各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到全球化的下半場，全球化三個潛伏的矛盾轉化成危機：①全球失衡轉化為金融危機；②全球化的政治和社會矛盾轉化成當前很多國家的政治和社會沖突，最后演變為社會危機；③大國之間的沖突轉變成大國之間的競爭和沖突、對抗。
全球人均GDP增速已經下降到1.9%，一個黃金時代結束了。新科技革命也來到了下半場。過去，IT革命帶來全球物流革命和全球供應鏈管理，下半場則是人工智能的革命，碎片化、分散化、扁平化能夠精準地滿足本地的需求，大國的關系從合作轉變成競爭。
張燕生說，基于上述三個基本事實，能不能講全球化、全球貿易投資、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的黃金時代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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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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