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1月12日消息,由嘉實基金、新浪財經聯合主辦的“2018嘉實基金遠見者投資策略峰會”在北京舉行,主題為“把握新機遇 布局新時代”。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先生出席并發表演講“2018:宏觀調控體系將有哪些變化”,他表示,在今天的宏觀調控當中,既會有政策方面的調節,那是以往就有的,同時將會越來越多地融入改革性的行動,政策安排+改革行動,且越來越以后者為主,將會成為宏觀調控的一個新的景象。
以下為高培勇部分演講實錄:
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下午好!我很贊賞今天主題詞當中的兩個關鍵詞匯,一個是“新機遇”,另外一個是“新時代”。當我們講到新的時候,實際上我強調的就是其中的一個“變”字,這一切一切都在變。
進入2018年,我們首先關注的是2018年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將會有哪些變化,但是我想說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要關注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其中一個主線索就是宏觀的調控體系。展望2018年,我們的宏觀調控體系上將會有哪些變化?這些變化又怎樣深刻影響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是我們一會兒這一段時間要討論的問題。
第四,施策的機制。實際上就是如何去實行、實施宏觀經濟政策,在以往我們是怎么執行的呢?我們是通過政策性的安排來實施的,什么是政策?首先它是短期的,而一般不涉及到制度性的調整、制度性的安排,而且它的操作也只是臨時性的,所以以往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時候我們問2018年使用什么樣的政策?我們談的就是2018年的政策走向,那么它一定是短期的,一定是臨時性的操作性的辦法。但是在今天,當談到2018年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時候,而且2018年的宏觀經濟政策是繼續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請大家特別注意的是它強調根本途徑是改革,改革二字已經融入到宏觀調控的運行過程當中去了。在過去我們的宏觀調控的視野當中,我們觀察到的都是政策的變化,而當改革作為一個實施辦法進入到宏觀調控的實施機制過程當中的時候,以改革辦法突破體制性的和機制性的障礙,以推進各種基礎性的改革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將是宏觀調控當中可以看得見、甚至可以摸得著的一個實施的機制。換言之,在今天的宏觀調控當中,既會有政策方面的調節,那是以往就有的,同時將會越來越多地融入改革性的行動,政策安排+改革行動,且越來越以后者為主,將會成為宏觀調控的一個新的景象。
我說了這么多,大家可能覺得還過于抽象,能不能舉點具體的例子?我們具體的例子是有的,我只舉積極財政政策的例子來和大家把我們剛才所討論的變化往深層次拓展。
我們先看積極財政的“積極”二字,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積極財政政策的趨向不變,我不知道是如何理解的及如果套用以往的思維方式,一定會理解為擴張性財政政策的趨向,或者財政政策的擴張趨向不變,我想這是自然而然的,為什么?1998年我們操用積極財政政策的那一天起,積極就被當作擴張的同意語,當強調積極財政政策要有意義的時候,很多人理解為2015年的財政政策要在2014年的基礎上加大力度。2016年當中央工作經濟會議提出積極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的時候,很多人把它理解為2016年在2015年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擴張的力度。去年,對積極財政政策的提法是積極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我也看見相當多的人理解為2017年財政擴張力度要大于2016年,我想這是一個約定俗成的思維方式,這是一種慣性的思維方式。但是請大家注意,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表述,也注意十九大報告當中,關于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方面的六項措施的安排都滲透著一句話,不管是什么樣的宏觀經濟政策,它的主攻方向要轉向結構性調整,不管什么樣的宏觀經濟政策,它的著重點和著力點要轉向提升經濟效益的質量和效益上來。轉方式、調結構、化解產能過剩是各種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和著重點。
把這樣一個變化和積極財政政策的積極二字對接起來,你會發現盡管不排除積極財政政策有擴大需求的意義,但是我想說這種擴大只是適度的,必須加上雙引號,它的主要著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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