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看，這15個獲批的都市圈大多按照“1小時通勤圈”的范圍進行規劃，都市圈面積在2萬平方公里左右。

與2023年連續批復7個都市圈不同，今年不再熱鬧，至今尚未有官方正式公布新的都市圈獲批。不過，官方與網友互動的消息顯示，今年已經有一個都市圈晉級國家級都市圈，使國家級都市圈數量增至15個。

12月27日，第四屆成都都市圈建設論壇舉行，國內14個都市圈代表聚會成都展開交流探討。論壇現場，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還發布了《現代化成都都市圈高質量發展指數2024》。

已經批復15個

都市圈規劃建設始于2019年。當年，國家發改委出臺了《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培育發展一批現代化都市圈，形成區域競爭新優勢，為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經濟轉型升級提供重要支撐。

從2021年開始，國家發改委先后批復了南京、福州、成都、長株潭、西安、重慶和武漢等7個國家級都市圈。而在2023年，國家級都市圈快速擴容。根據各地官方發布消息，一年之內，沈陽、杭州、鄭州、廣州、深圳、青島和濟南等7個都市圈獲批。

2024年至今，關于哪些都市圈獲得國家發改委批復，還沒有正式的官方消息公布。不過，今年年初，2024年合肥市政府工作報告稱，“合肥都市圈規劃即將獲批”。今年7月，福建省政府印發了《廈漳泉都市圈發展規劃》。

目前，關于合肥都市圈是否獲批還沒有正式的官方消息。

有網友在福建省12345政務服務便民熱線上詢問，福建省政府印發了《廈漳泉都市圈發展規劃》是否經過國家發改委正式批復了？還是只是省級層面批復？

福建省發改委回復稱，“2022年，國家出臺《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21-2035年）》及‘十四五’實施方案，廈漳泉都市圈被列為重點培育發展的現代化都市圈之一。《廈漳泉都市圈發展規劃》獲國家發展改革委銜接函復后，福建省發改委對規劃作了修改完善，并按程序報請省政府印發實施。”

這與去年獲批的其他國家級都市圈表述基本一致。比如，去年年底，廣東省發布了廣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汕潮揭都市圈和湛茂都市圈的發展規劃，其中明確廣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得到國家發展改革委銜接函復。

根據公開消息，截至目前，獲得國家發改委批復或者“銜接函復”的國家級都市圈已經增至15個，分別是南京、福州、成都、長株潭、西安、重慶和武漢、沈陽、杭州、鄭州、廣州、深圳、青島、濟南和廈漳泉都市圈。

總體上來看，這15個獲批的都市圈大多按照“1小時通勤圈”的范圍來進行規劃，都市圈面積在2萬平方公里左右，這也是國家發改委對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要求。

此前曾經提出“1+8”范圍的鄭州都市圈一直沒有公布規劃范圍，而在此次論壇上，鄭州市發改委一級巡視員李偉濤介紹，2023年經國家發改委復函晉級第10個國家級都市圈，鄭州都市圈以鄭州為中心，由與其1小時通勤范圍內的周邊7個地市、44個縣市區共同組成。包括鄭州、開封、許昌三市全域和新鄉、焦作、洛陽、平頂山、漯河相關縣市區，面積約2.6萬平方公里，人口約2900萬，經濟總量約2.4萬億元。

事實上，除了這15個都市圈，各大中心城市爭相規劃建設都市圈。

中國區域科學協會副理事長馮奎表示，近年來，都市圈成為政策文件的熱詞。從國內因素來看，一方面，都市圈是經濟發展的主戰場、動力源。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生態環境方面，有大量的有效投資空間，而且是擴大消費的重要空間；另一方面，城市群、都市圈是城鎮化的主要空間形態，現在還承擔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的重要任務。

從國際因素來看，“全球—地方”視角下，都市圈是全球和地方連接的單元，直接參與全球分工，參與全球競爭的平臺，比如，大上海都市圈、粵港澳都市圈和西部的成渝都市圈等。

都市圈發展新階段

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中國地理學會人文地理專業委員會副主任方創琳表示，都市圈是城市群的核心區域，每個城市群都至少有一個都市圈來鼎托，沒有都市圈來鼎托的城市群是一個空心化的城市群，是發育程度很低的城市群。

“前幾年編制了19個城市群發展規劃，在落實過程中發現定力不足，就是內心空心化。所以要補這一課，重新把都市圈做強做大，由它來帶動城市群的發展，這是一個正確的做法。”方創琳說

從2019年至今，都市圈的規劃建設已經有比較大的進展，無論是從都市圈批復數量，還是一些重大項目建設的進展來看，都市圈規劃建設都積累了一些經驗以及提出了一些新問題。

杭州市發改委一級巡視員楊釗表示，五年來，杭州都市圈著力打造創新活力都市圈整體發展水平躍升臺階；以軌道交通和快速路網建設為重點，一小時立體式通勤圈基本建成；以數字經濟產業集群為重點，產創雙向融合更加深入；以推動優質資源共享為重點，美麗便捷的幸福生活圈加快打造。

不過，楊釗表示，杭州都市圈發展經歷了18年，有收獲，但是也有困惑，特別是遇到了一個問題，也是共性問題，即都市圈同城化發展面臨的成本分擔和利益分配問題，亟待改革突破。

楊釗表示，都市圈發展到一定階段，哪怕是同一個市域內，都面臨這個問題，更不要講市外。比如，杭州市域內部的濱江和蕭山、濱江和富陽，在產業合作區的共同開發和利益分配，公共服務共享與財政補貼，創新人才柔性引領與政策共享，數據要素開放與協同治理等更深層次的跨區域協同制度和利益分擔機制等。

濟南市發改委總工程師、一級調研員張巍也表示，行政區劃所建成的隔閡長期以來在一定程度上對都市圈整個經濟區的推動確實是一個藩籬。希望在這方面能夠做更深入調研和分析，走出一條創新之路。

事實上，在這些都市圈的批復文件中，都有相應的改革要求。

比如，《重慶都市圈發展規劃》提出，以跨省市區域合作功能平臺為重點，率先探索經濟區與行政區適度分離改革，推動在規劃統籌、政策協調、協同創新、共建共享等方面取得實質性突破，催生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加快形成系統集成、“以點帶面”綜合效應。

馮奎認為，都市圈是系統性改革的理想空間。這幾年在地方調研當中，他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都市圈可以承載很多改革。比如，碳中和、土地資源利用改革等。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對都市圈提出直接要求，即要求“建立都市圈同城化發展的體制機制”；還有一系列相關要求，比如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超大特大城市治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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