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胥帥????每經編輯 楊夏????

從2019年的暴利豬周期到2022年后的微利豬周期，業內人士都愛談規模養殖集中化。

除開眾所周知的大型上市豬企市場占有率提高之外，另外一部分在農村的“腰部群體”也在壯大。

近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前往云南曲靖、廣西南寧等多地調研發現，規模化養殖戶更傾向于育肥代養模式，有從“農戶加公司”到“公司加公司”的趨勢呈現。

在“公司加公司”的模式中，農戶養殖戶通常作為投資者，聘請過去在農村有經驗的養豬人養豬。盡管育肥代養模式具有結算價格的穩定性，但要想進入市場也不容易，首先要過豬場選地關。

養豬之前，來自曲靖市陸良縣的何偉是養殖白羽肉雞的。白羽肉雞是大眾熟知的品種，它的供貨主力就是肯德基、麥當勞等。然而白羽肉雞的出欄周期短，周期波動大。后來，何偉壓根就不養雞了，2018年后轉行養豬。

34歲的龔化江在大學學的是獸醫，畢業之后沒有干本行，轉頭去賣飼料。賣了一段時間飼料又轉行，從2018年后開始養豬，搞起了自繁自養——從母豬端到育肥為一體的養殖模式。

對于養豬人來講，2018年是一個節點。在此之前，養豬人都看標準的豬周期——以四年為一個單位，豬價高點多養豬，豬價低點少養豬。然而也就是這一年，因為非洲豬瘟的出現，豬周期的內在平衡被打破，前所未有的超級豬周期來臨。

養豬的暴利年份在2019年到來，巔峰時期養一頭豬能掙3000元。

然而何偉和龔化江不敢掙這個“暴利”，轉而為云南的大型豬企神農集團（605296.SH，股價29.05元，市值152.47億元）代養育肥，掙一個穩定價格。

同樣做出這一選擇的還有他們隔壁縣的李紅斌。李紅斌有一個親戚，他是嗅覺靈敏的生意人，在四川經營了一家大型的攝影公司。在2019年，李紅斌的親戚就鼓動他養豬：“豬價一定會漲，要掙大錢。”然而時至今日，李紅斌都沒有選擇從豬價波動中掙大錢。他做出同何偉、龔化江一樣的選擇——和公司合作，為其育肥。

這種模式就是熟悉的“農戶加公司”，公司與農戶簽訂合作放養育肥合同，根據當時的市場情況形成一個基礎單價，該基礎單價會在回收結算時根據市場最新變化適當浮動。當育肥豬達到可出欄的體重時，對其進行稱重，由基礎單價乘以均重形成基礎價格，再根據具體豬只的重量是否超出或不達理想體重區間、上市率（即成活率）、正品率、喂養天數、總增重、全程料肉比、日均增重、超標耗用飼料等生產指標，對結算價格進行調整，得到最終的代養費。

上述養殖戶與神農集團的育肥結算價在每公斤16.8元左右，每頭豬的結算收入大概在200元到300元上下浮動。

與上述養殖戶不同的是，只有高中學歷的武竹平已經是老養豬人，然而她的選擇仍然是代養。武竹平告訴記者，自養轉變為代養主要還是為減輕投資壓力和市場風險。自繁自養的模式是重資產投入，產業鏈的風險由養殖戶承擔。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生物安全防控的壓力是上述養殖戶不約而同選擇代養的重要原因之一。

非洲豬瘟的威脅之下，養殖戶結構發生變化，也就是俗稱的“去散戶化”。據一財，全國畜牧總站一位首席專家曾在今年8月下旬的一次生豬產業論壇上表示，自非洲豬瘟暴發后的5年內，規模以下的生豬散養戶，已經減少1300多萬戶，同比減少41%。

據公開數據顯示，2023年我國生豬出欄量居前十的上市公司合計出欄約1.5億頭，占全國生豬總出欄量的份額約為20.53%，較2022年有所提升。截至2022年末，一家頭部養豬企業在養肥豬投放存欄的合作放養農戶為2211戶，較2021年末增長19%。養殖戶平均規模較2021年末提高了40%。

記者在調研中了解到，去散戶化的規模化進程中，一方面是頭部企業的市場份額在提升，另一方面武竹平這類“腰部”的規模化養殖戶市場集中度在增長。

在神農集團的媒體采訪會上，神農集團養殖事業部云南戰區二總經理閃保劍表示，與神農集團合作的養殖戶數量已經從2023年的373戶提升至2024年9月的530戶。公司副總裁、養殖事業部總經理頓燦表示，“越來越多人加入集團化養豬，‘單打獨斗’的散養戶在減少”。

根據閃保劍和神農集團養殖事業部廣西戰區總經理胡廣勝的介紹，神農集團最小養殖戶規模在500頭左右，目前，廣西地區最大單體規模達到3萬多頭。

何偉、龔化江以及武竹平三位養殖戶的養殖規模均在4000頭以上，何偉的養殖規模更是高達2萬頭。

實際上，養殖散戶的界定并沒有明確標準，通常以500頭養殖規模為分界線。

那么，消失的散養戶去哪里了？

記者了解到，這一批散養戶并非離開了市場，而是以場長等身份回到了市場——完成分工結構的“迂回生產”。最典型的就是李紅斌，他告訴記者：“養豬只是我投資的一部分，我找了會養豬的幫我管。”有一個細節很有意思，李紅斌并不熟悉自己養豬場具體的料肉比等關鍵數據，他最開始說了一個“2.7”的數，說出后馬上被糾正為“2.4左右”。他不會每天來豬場探查，對其了解更多的是生物安全方面，生產管理交給了神農集團師宗服務部經理賞文鵬，并請了一個從其他豬場離職的場長朋友來打理。

胡廣勝提到一個新的養殖戶分工變化——在個別區域出現“農戶+公司”模式轉為“公司+公司”模式，“代養越來越專業，老板作為投資人，請專業團隊開展代養業務”。

就在11月5日，牧原股份首席財務官高曈曾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談到養殖行業多元化分工形式的轉變，他把這一過程形容為“有意思的轉變”。

“過去我們會認為在行業里面有一批人做自繁自養，有一批人專門養母豬，有一批人專門養肥豬，會有這樣的分工。但現在這種分工被更多元化的打破了，現在已經完全無法去量化或者定義從業者究竟是屬于哪一個段。”他說，有養殖戶會買懷孕豬，孕豬產子之后可能會把仔豬銷售掉，也可能自己養。有些養殖戶會租豬場，或者用自己豬場去買仔豬，買15公斤的保育豬，買更大的30公斤到50公斤的肥豬，也有可能買110公斤的肥豬。現在，從業者從業形式非常多樣化，是行業在過去波動下出現的一種趨勢。

實際上，無論是“農戶+公司”還是“公司+公司”，其本身是規模化育肥的投入風險比控制在最小。

記者在南寧、紅河州的實地探訪發現，養殖戶更傾向于租賃或改造閑置過的豬舍。即便如此，豬舍改造過程仍然是不菲的投資，上述養殖戶投資少則數百萬元，多則上千萬元。

這也就意味著在收入和投入比上，規模化養豬對養殖戶而言仍然是重資本投入。具有一定資本的養殖戶做固定資產投入，然后再聘請農村的養豬人當場長。個人出于降低風險以及穩定豬苗供應的考慮，大型公司就構成了市場分工的另一環。

為了將生物安全控制做到極致，養殖戶仍然需要持續投入固定資產。

“我今年投了50萬（元），專門去改造自動化料槽。”武竹平指著今年搭建的自動化取料設備。這是一根連接著外面料塔的不銹鋼管，通過自動投料減少與人接觸。

閃保劍表示：“越來越多人選擇租賃，大家都在追求投資回報率，自建是一種重資產模式。”

因為有公司“兜底”結算費用，加上生物安全防控體系的標準化，養殖戶也愿意在微利的豬周期擴產。然而關鍵問題在于兩點，其一是豬場選址，場地選址好壞對生物安全防控有“致命”影響。

李紅斌的豬場就選址在農地里的上風區域，龔化江則把豬場選在養豬區域里“制高點”。49歲的韋振文，一直在崇左市扶綏縣養豬，他的豬場選址地點更是“當道下寨”——豬場三面環山，只有一條小路可通行。

其二是豬苗的良種率，這將影響后續料肉比、PSY（每頭母豬每年所能提供的斷奶仔豬頭數）、死淘成本等關鍵指標。51歲的韋培東在崇左市江州區馱盧鎮養豬，他換了公司合作育肥。更換公司合作的主要原因是豬苗穩定率。

胡廣勝表示，代養市場的競爭也較為激烈，這是一個“雙向選擇”的市場。在頓燦看來，這一種“雙向選擇”是生豬養殖的劇烈變化，“都在追求增效降本，包括種豬基因、生產水平、智能化、數字化等，只有提升全產業鏈的經營能力，才能在這個新的時期實現更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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