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投資，專坑“老友”

私募圈，總有“意想不到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一些學歷、財務兼具的高凈值人群，和一個“投資老朋友”之間的故事。

看罷這個故事，只能讓人感嘆：

離錢越近的行業，越能讀出人性。

大姐賣房投資私募

本篇故事的引子，是一位具備數百萬資產的高凈值投資者——張女士。

她數年前將房子賣出變現后，就一直從事私募投資。

但她的投資主要從一位“老友”的通道處進行。多年來，張女士多次從這位“老友”手中購買私募產品，并交由其代持保管。而且，過一段時日后斬獲“固定收益”。

這位貼心的老友多年來替張女士理財，2019年1月張女士更將數百萬元賣房款轉給了他。

但這個貼心的故事，最終引出了一宗訴訟。

“大款阿叔”遭遇麻煩

訴訟的另一方，就是前述的老友辛某，他是一位江浙滬的“60后阿叔”，在朋友圈子里和部分機構心目中是個身家近億的“大款”。

相關法律文書顯示：“阿叔”僅僅在一家私募機構就先后購買了14只產品，且主要為銀行票據投資私募產品，投資本金高達6345萬元。

但“不幸”的是，相關私募機構最后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立案。

更不幸的是，案發時辛某從這家涉事私募已兌付本息3091萬余元，但未兌付本金3253萬余元。

這下麻煩了。

“合伙”買私募

原來，這位辛某阿叔，所投出的數千萬本金主要是“合伙注資”。

相關庭審中，辛某表示：由于購買私募基金所需金額門檻較高，故而他與多位朋友商議后，由幾人“合伙”購買私募基金并由辛某代為持有。“合伙人”簽訂協議并建立群組，對所購買產品、份額分配以及內部轉讓份額等情況進行公示。

他在庭上把這種合作模式稱為：“合伙人”機制。

說簡單些，其他人將錢轉賬給辛某，而辛某以自己的名義進行購買，最后相關各方依比例和購買時間產生效益“分享”收益。

此種現象在私募行業早期并非罕見。

由于當年部分熱門私募產品的購買門檻較高，不僅要進行合格投資者認證（需要資產證明），更可能達到100萬元起，甚300萬元起，甚至高達500萬元的起購門檻。少數投資人會私下“合伙”一起購買。

但這種“合伙”機制的短板，在辛某與張女士的訴訟爭議中暴露無疑。

轉賬200萬賣房款

資料顯示，這位張女士，與辛某住在同一城市，雙方有著多年的“合伙”投資經歷。

相關文書記載：自2017年起，張女士多次將錢款交由辛某用于購買某某公司理財產品。

張女士稱，2019年1月，辛某得知張女士某有賣房款，就主動提出讓張女士轉賬200萬元用于購買XX基金第17號20期產品（以下簡稱“涉事票據基金”）。

既然張女士能掏出200萬元，為何不去直接購買私募產品呢？文書中并沒有解釋相關原因。

不過，涉事的銀行票據私募產品在業界并不普遍。通常管理人限于固收領域有專長的資管機構。

這類產品的投向資產也主要是銀行票據，通常具有低風險、投資周期短、流動性強，適合追求比貨幣基金收益略高且偏好低風險的投資者。

從這一細節也可以看出，“60后”的辛某可謂嗅覺靈敏，知道張女士賣房變現，旋即提議為其代持產品。

此種嗅覺，頗有著理財產品銷售人員的素養。

然而文書亦指出：辛某并不是涉事私募產品銷售人員。

年化收益率10%

2019年1月，張女士將200萬元轉賬給辛某購買涉事票據基金，雙方亦簽訂《出資協議書》對收益等進行約定。

在法庭看來，這份協議書標志著雙方委托理財關系成立，應按約定履行義務。

這份協議書也有其他“合伙人”進行了簽字，但最終由“60后”辛某代表各方與私募管理人簽訂基金合同。

協議書上有著如下重要內容，涉及著敏感的利益分配信息：

投資期限18個月，預期年化收益率10%，付息方式為滿3個月支付······到期后按照該項目最終到賬金額等各自比例分配各方資金所得，融資方有權提前到期或延后到期，收益按天結算。

倒回至2019年，年化10%的理財產品在當時的市場上，還是能夠尋覓到的，但這類產品通常最后都關聯到房地產和基建領域，專注銀行票據而能穩定獲得10%收益率的產品，并不多見。

基金暴雷引出“局中局”

讓張女士意想不到的是，辛某為其代持的產品“暴雷”（無法按時兌付本息）了。

這個暴雷的消息，出自辛某之口，但對于張女士來說可謂“五雷轟頂”。

如果這是一個個人“直投”私募的事件，那么后續的資產追索和清算會按照一定流程進行。

但涉及到“代持”事件，責任就有點爭議了。

隨后發生的是，張女士把辛某告上了法庭。

而這一起訴，還牽出了許多“狗血”的情節。

比如，法院審理發現：早在2019年1月1日，涉事私募就已經發布停止募集、產品退款的相關通知。

恰恰在這種背景下，辛某于1月20日發微信要求張女士支付200萬元理財款投資相關產品。這樣的安排顯然具有主觀故意的成分。

對于這個關鍵細節，辛某在庭上卻給出另一個版本：張女士在明知相關私募發布公告停止募集的情況下，仍然堅持要購買產品。辛某還稱多次推薦張女士購買其他理財產品，但張女士認為其他理財產品收益率過低，并不同意。

于是，這個細節直接決定這場訴訟的“誰對誰錯”。

套路重重

這個案子還沒有完，法庭上又曝光了“60后”辛某的另一個“套路”

原來，辛某收到張女士的200萬元款項后，并未約定將該筆款項用于協議約定的產品。

法院審理發現：辛某收到張女士200萬元的當天，立即將錢轉給另外兩位投資者，并將其二人此前購買的基金份額轉讓給張女士。

辛某給另外兩位投資者轉賬時，還注明了XX基金的提前清算款，但兩人所”贖回“的基金份額對應的產品，與張女士答應購買的并不是同一只。

審理法院最后認定：辛某未將張女士投入款項用于購買約定的理財產品，私自將款項挪用于歸還其他投資人，將不能兌付的風險轉嫁給張女士，其行為顯屬違約。

此外，辛某已明確知曉某某公司的理財產品出現不能兌付的情況，辛某本人也前往某某公司進行維權。故而，案涉的200萬元與某某公司的刑事案件毫無關聯，依照相關法律規定辛某應當將200萬元的款項返還張某。

判決結果

此案歷經一審和二審。

一審判決結果如下：

一、辛某應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返還張某理財款200萬元；

二、辛某應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支付張某利息，即以200萬元為基數，按同期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自2019年1月27日計算至實際清償日止。

法院二審后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雖然張女士贏了訴訟，但這個結果還是可以引發外界對私募投資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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