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一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

【導讀】近日，三位經濟學家因為“證明了社會制度對于縮小國家間收入差距的重要性”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在經濟學關于國家間貧富不均的探索中，新制度經濟學引入政治、經濟、文化等要素，力圖將制度理論整合到經濟學之中。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受眾頗廣，因為它為中國的崛起給出了一種答案，很多人也試圖借用獲獎者專著《國家為什么失敗》的框架分析中國。然而本文作者認為，新制度經濟學把歷史上的前因后果完全倒置了，需要把新制度經濟學顛倒的工業化歷史重新顛倒過來。

作者認為，貧窮、落后、工業化失敗，是社會協作失靈的產物。問題的根源在于，創建規模化的能讓現代產業盈利的市場，需要付出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協作成本。因此，落后國家無法開啟工業化是因為缺乏創造市場的國家力量。

如今，在無法像歐洲列強（與亞洲日本）當年那樣靠戰爭、屠殺、殖民、掠奪和“打砸搶”式的全球市場擴張來富國、裕民、強軍的條件下，落后國家必須走出一條新的、和平的、更加文明的工業化道路，就像中國目前正在做到的那樣。這才是中國模式最大的意義——它不是靠戰爭和殖民崛起，它靠的是積極有為的政府、舉國同心的體制、國企與私企雙軌并存的市場制度安排，和公平的國際貿易。

作者指出，長期以來一直有許多發展經濟學理論和政策制定者錯誤地將西方工業化的成果視為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導致他們建議貧窮國家通過建立資本密集型工業、現代金融體系和民主政治體制來實現工業化。這種做法最終導致了政治不穩定、發展停滯和金融危機，令許多地區陷入貧困和收入陷阱。問題的根源在于，其忽視了工業革命的歷史邏輯和經濟學原理，即供給不能自動創造需求。

本文原載《政治經濟學報》第13卷，原題為《中國崛起的秘訣與挑戰 ——“新制度經濟學”批判》。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中國崛起的秘訣與挑戰

——“新制度經濟學”批判

▍引言

為什么需要反省和批判新制度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非常大，以前我也是這個理論的支持者之一。但是后來通過反復思考中國經濟奇跡，尤其是歐美的工業革命歷史，才深刻意識到這個理論的謬誤和局限性。它把歷史上的前因后果完全倒置了，因此需要把新制度經濟學顛倒的工業化歷史重新顛倒過來。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崛起是人類近代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改變人類歷史進程最偉大的歷史事件之一。英國的工業革命，改變了人類歷史的進程和發展方向。為什么中國現在的崛起可以與之相比呢？? ?

首先從受工業化影響的總人口來看，英國工業革命如果從亞當·密斯寫《國富論》開始算的話，到現在接近250年。但是過了那么長的時間，目前為止只有不到13%的世界人口（70多億）能夠生活在完全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其余超過85%的人口沒有能力或資格享受完全工業化帶來的福利成果。如果中國的工業化能夠順利完成的話，意味著工業化群體多加了20%的世界人口。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全球性事件。

其次從所耗費的時間上看，如果從文藝復興初期的1450年或地理大發現的1492年開始算起，歐洲（包括后來的美國和日本）崛起前后用了500年的時間。中國改革開放40年，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始算起是70年，就已經達到了歐美和日本二十世紀中葉所達到的工業化水平，有的領域已經推進到前沿水平。當然中國的工業化還沒有完成，我們現在的生活水平還沒有達到美國、歐洲、日本目前的工業化程度，還有好幾十年的巨大差距。

另外從發展模式上看，歐洲甚至美國和日本這些大國的崛起，當年都是依靠殖民掠奪、帝國主義戰爭和對外族人的奴役，而中國是在公平貿易規則下的和平崛起。中國工業化所需要的原材料和能源是按照世界市場價格進口的，說明中國工業化的成本非常高昂（比如歷史學家估計英國在1765-1930年期間僅從印度這一個殖民地所掠奪的資源就達到45萬億美元，而英國2018年的GDP才3萬億美元）。而且20世紀70年代中東石油危機對已經工業化的歐美國家都能夠造成沉重打擊，中國卻需要在極高的石油市場價格下通過進口天量的能源來開啟和完成工業化。中國出口的產品也是按照世界市場競爭價格和規則出口的，而且只能夠拿到出口利潤中極小的那一部分；而當年的歐洲列強包括美國和日本的工業產品有好大部分是向殖民地強行傾銷的，而且不準被征服國家收取任何關稅。歐洲列強從大航海開始就通過壟斷世界貿易來培育國內制造業，因此被征服和殖民的落后國家當年根本沒有關稅收入來從事國家和海軍建設。

如果中國這么大人口的國家都能夠依靠公平貿易和平崛起，那其它小國也應該可以做到。問題是統治了全球先進工業技術和全球貿易通道與信息基礎設施的發達國家是否會讓中國長期這樣發展下去，是否會允許所有落后國家像中國一樣在和平條件下崛起？

按照人口規模看，中國崛起帶給整個世界的拉動力量相當于當年大英帝國崛起的100倍，美利堅合眾國崛起的20倍。這個是非常強大的發展力量，它已經并將繼續給非洲、拉美、亞洲甚至歐美發達地區帶來前所未有的增長機會。關鍵看他們愿意不愿意抓住這個機會，和善于利用這個機會。

讓我們來簡單回顧一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些基本數據。40年前我們知道中國雖然經過30年的國家能力建設和艱苦探索，中國人均收入仍然非常低，按照當時世界銀行的標準，這個標準可能不一定準確，中國人均收入只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的1/3。因為中國人口太多，一“人均”就沒有了。

40年后的今天，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業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鋼鐵、煤炭、水泥、汽車、船舶、高速列車、隧道、橋梁、公路、手機、電腦、自行車、摩托車、空調、冰箱、洗衣機、家具、紡織品、玩具、化肥、農作物、豬肉、魚、蛋、棉花、書籍、雜志、電視節目、專利申請、甚至大學生等各類產品的制造者和消費者。一句話，承受全球極少的自然資源（比如只有全球6%的水資源和不到9%的可耕地資源），和養活世界20%人口的壓力，中國卻為全球提供1/5到1/3的主要農產品和1/3至1/2的主要工業產品。而且中國的工業化還在路上，今后提供的還要多得多。這個大國的崛起沖擊改變著歐洲幾百年來建立的全球貿易秩序和投入產出結構。就連有史以來全球最大的工業超級大國--美國，都深深感受到了中國崛起帶來的巨大震撼和沖擊波。而這個震撼和沖擊波還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脹和蔓延。

問題在于中國的崛起根本沒有照搬西方流行的經濟學理論，雖然國內外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如果中國按照流行西方經濟學理論來改革開放的話，一定會發展得更好。可他們卻選擇性地忘記東歐和俄羅斯在照搬西方主流經濟學后的深刻教訓。

因此，如果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話，建立在歐美后工業化的福利國家基礎之上的整個西方經濟學和意識形態，也一定會由于中國崛起而出現巨大的危機，并很有可能因此而瓦解。歐洲文明的歷史因此有可能也需要重構和改寫。

但是在談論或預測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之前，有一個問題必須搞清楚。那就是中國是在沒有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情況下實現目前的超常增長的。為什么中國沒有靠西方政治制度也走到了今天？如果不能回答這個問題，我認為就很難對中國今后改革方向作出一個正確的判斷和政策指導。

在目前很多種解釋中國奇跡的理論中，有兩種極端觀點很有代表性，其它很多觀點都介于兩者之間。

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目前為止的超常增長不過是一個強政府利用各種行政資源和初步市場化改革紅利，以廉價勞動力、低效率的政府和國企投資為手段，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所制造的一個“振興假象”。因此根本不可持續。這個觀點認為中國目前為止的短期增長與西方自文藝復興后的全面崛起有本質性的區別，比如：中國沒有西方自工業革命前就實現了的政治制度變革，沒有一系列當年使得西方產生科學和技術革命的政治、文化、經濟、宗教和社會條件。

這個觀點非常普遍，在國內很流行。我在研究西方工業革命史之前也是持類似觀點，所以我對它非常清楚。這是典型的“新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的西方中心論觀點。

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不過是向歷史的自然回歸。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和先進文明，至少從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800年領導世界文明近2千年，而且是唯一一個沒有中斷過的文明體系，只是到了英國工業革命時才開始落伍了。因此，中國文化的優越性決定了它再次崛起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中國不過沉睡了200年而已。正如拿破侖所說：中國是一頭睡獅；一旦覺醒就會再次震撼世界。

經過反復思考中國問題，包括中國近代史，通過與其它政治體制截然不同的發展中國家的跨國比較研究，尤其是通過閱讀西方工業革命的歷史后，我才覺得這兩種觀點（尤其是第一種觀點）都經不起推敲。

首先，一個缺乏正確激勵機制、有效社會管理和包容性開放經濟結構的國家是不可能在建國以后尤其是改革開放后保持四十年高速增長，從一個貧窮積弱、一盤散沙的農業國迅速轉變成為一個高度組織起來的、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業中心的。這一點，資源富饒的非洲沒有做到，政治和金融制度“全盤西化”的拉丁美洲沒有做到，工業、科研、教育基礎雄厚的東歐和俄羅斯在引進西式民主制度和全面擁抱“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去監管化”的市場經濟改革后也沒有做到。為什么？這樣一比較就立刻發現第一個觀點至少有很多可疑的地方，需要認真分析。

其次，如果燦爛古代文明和優秀文化傳統是中國再次崛起的根本原因。清朝的時候也是同樣文化傳統，怎么當時不行呢？民國的時候也不行。然后還有那么多的古代文明，雖然中斷過，人家也很自豪自己的文明傳統，但是目前沒有看到埃及、印度、波斯、希臘和奧斯曼帝國因為古代文明而重現昔日輝煌？至少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

第三，我們長期被灌輸后接受的關于歐洲近代文明的觀念是錯誤的、扭曲的、極度美化了的，因此才產生上面提到的第一種觀點。它給歐洲工業革命披上了一層華麗外衣和神秘的面紗。如果我們不揭開這層華麗外衣和神秘面紗，我們就不僅無法正確解釋發生在英國的工業革命，也無法正確理解正在中國發生的工業化奇跡，因為兩者都遵循同樣的經濟學規律和歷史邏輯。

我們來看看歐洲的工業革命是否是因為“法制、民主、自由”的傳統而產生的。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斯蒂文·貝克特（Sven Beckert）精辟地指出:“當年的大英帝國，作為第一個開啟工業化的國家，并非是一個后來人們所描繪的自由、開明和廉政的國家。相反，它是一個軍事開銷龐大的、總是處于戰爭狀態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稅收的、債臺高筑的、極端貿易保護主義的官僚集團和強權國家。它也絕對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美國最著名的經濟史學家莫基爾（Mokyr）也指出，在工業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國社會幾乎沒有什么法律和秩序來保護工業財產和人權，而是充斥著大量的搶劫和偷盜，以及由經濟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動。…[當時]的英國并沒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的警察隊伍那樣的專業警力，法庭系統也笨拙而昂貴，并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公。因為沒有官方正式的法律執行機制，整個英國依賴著民間殘酷懲罰的威懾效應維持治安。懲罰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預防大多是民間自己實施的：超過八成的犯罪懲罰是由被害人私下實施執行的。”

工業革命之所以發生在英國，發生在歐洲，而不是亞洲的中國和印度，不是因為西方歷史上的法制特別健全，人權和私有產權保護特別好。認清這一點非常重要。否則我們既無力解釋西方，也無力解釋東方；既不能解釋英國的工業革命，也不能解釋中國今天的奇跡。

因此，我們必須嚴肅回答張五常先生向所有中國經濟學家和西方經濟學家提出的問題和挑戰，就是怎么解釋中國。他說“我可以在一星期內寫成一本厚厚的批評中國的書。然而，在那么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國的高速增長持續了那么久，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情才產生了我們見到的經濟奇跡。那是什么呢？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僅僅指出中國的問題，比如法制、私有產權保護尚待健全，根本不算什么。要指出中國什么地方做對了，以至于產生今天全世界都看到的偉大奇跡，這才是最關鍵、最重要的，才能對以后的繼續改革開放提出有指導意義的理論，才能對別的發展中國家提出有指導意義的政策。

▍為什么只有少數國家獲得成功

中國自己的經濟奇跡就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反駁了這種錯誤觀點。但是我們還必須進一步深挖和考察歐洲國家工業化的基本歷史規律，才能看清中國奇跡的政治經濟學意義。

首先，為什么中國在那么多不利條件下產生了人類歷史上這么一個偉大的經濟奇跡？在我看來，這是因為中國成功地引爆了一場工業革命，終于自洋務運動一百多年后找到了工業革命的秘訣。

但是這只是一個論斷，只是把問題往前推了一步。但是提出這樣一個論斷本身，就立刻給我們打開了思路，它把中國的經濟奇跡與當年發生在英國的工業革命聯系在一起了，因此需要一起來考察，否則無法解釋中國。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的理論能夠真正解釋英國的工業革命，也就一定能夠解釋中國的經濟奇跡；反之，如果我們的理論能夠解釋中國的奇跡，也就一定能夠同時解釋英國的工業革命。

這個命題立刻提出了一系列問題。

第一個問題：什么是工業革命？它有秘訣可以復制嗎？

可惜，目前流行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并不能解釋英國的工業革命。它們既不能解釋工業革命為什么發生在歐洲而不是亞洲；也不能解釋為什么會發生在歐洲的邊陲島國英國而不是在文藝復興發源地的意大利，或比英國自由、開明、強盛的荷蘭。

因此著名經濟史學家克拉克才無可奈何地哀嘆：“解釋工業革命仍是經濟史上的終極大獎。它到目前已激勵了一代又一代學者窮其一生，但總是無果而終。”

第二個問題，如果有秘訣，中國過去為什么一直沒有找到這個秘訣？為什么其他發展中國家目前還沒有找到它？

第三個問題，中國的工業化畢竟還沒有完成，中國能否繼續完成工業化？中國面臨最大的挑戰是什么？有沒有能力邁出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

我在此集中回答第一個和第二個問題。有興趣的聽眾可以閱讀拙著《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

圖1顯示，按照克拉克自己構造的數據，人類幾千年來一直到1800前后都處于一個馬爾薩斯陷阱的人均收入水平。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長之間不斷競賽，使得人均收入一直無法提高。王朝不斷地迭代，但是百姓還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直到工業革命，圖中的1800年前后，它產生了一個大分流，少數國家的人均收入開始飆升，從此和剩下的落后國家分道揚鑣了。

圖1 歷史上的工業革命

（一） 什么是工業革命的秘訣？

工業革命首先發生在英國，然后其它歐洲國家紛紛效法，還有后來的美國和日本，也成功復制了或引爆了自己的工業革命。為什么是英國而不是意大利、西班牙、荷蘭最先開啟了工業革命？這首先就是一個迷；第二，英國開啟了以后，為什么好多國家照抄都抄不來，只有少數國家能復制成功？這又是一個很大的迷。

我認為目前為止人類歷史上經歷過兩次工業革命，目前正在爆發第三次工業革命。

我們先來看看各個國家和地區引爆和完成頭兩次工業革命的時間順序。英國大概1760年開啟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其他西歐國家晚一些，大概半個世紀之后開啟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二戰以后就都完成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美國與其它歐洲國家差不多時間開始第一次工業革命，差不多也在二戰前后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日本起步更晚一些，1870年引爆第一次工業革命，1970年左右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亞洲四小龍”起步更晚，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才開啟工業化，很快就進入高收入俱樂部。但是“四小龍”并沒有都徹底完成自己的工業化，比如中國臺灣地區的人均收入現在只有美國百分之六七十。但是你把這些全部都算起來，也就占全球70多億人口的大約13%左右。

為什么只有少數國家和地區獲得成功？解釋工業革命有很多理論，但是這些理論無法解釋經濟發展，因此我在這里不討論，有興趣的聽眾可以參考拙著《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第三章。現在統一解釋經濟發展和工業革命最流行的理論，叫新制度經濟學。這個理論流派從科斯開始創立，一直到諾斯，再到現在麻省理工學院領軍人物阿西莫格魯。阿西莫格魯有一本和他人合作的非常出名的書，叫做《國家為什么失敗？》。這本書我剛開始讀的時候很興奮，但是等我把中國的經濟奇跡問題和歐洲工業化歷史真正思考了以后，我覺得那個書里面的理論是錯的。

新制度經濟學理論認為經濟發展的成功與失敗的秘訣很簡單，就是好的政治制度。這個理論把政治制度分為兩種，包容性制度（比如民主制），和攫取性制度（比如專制）。它們又分別決定了包容性經濟制度和攫取性經濟制度。

包容性政治制度意味著限制精英階層榨取和剝奪他人成果的權力，因此意味著良好的私有產權保護、法制和市場經濟，因此意味著財富積累、創造發明和經濟增長。

反過來，如果是一個榨取性政治制度（比如獨裁統治），則意味著人民沒有選擇的自由，沒有私有產權保護，沒有法制，因此意味著沒有勞動和積累財富的積極性，不會創新發明，因此意味著貧窮。

因此，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提出的解決貧窮的辦法很簡單：實行普選民主。

這就是《國家為什么失敗？》這本書為工業革命提出的解釋和為落后國家開出的藥方。這個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從邏輯上聽起來都沒有問題，甚至可以用數學模型來表達。使用數學是經濟學家們擅長的技巧。

阿西莫格魯在前言和書的中間都預言：實現了民主選舉制度的埃及會從此走上工業化的坦途。但是他們失望了，埃及到現在沒有走上工業化的坦途。預言失敗，這個理論與大量的事實相矛盾。

首先，這個邏輯體系和歷史經驗不吻合。歐洲列強當年崛起根本不是靠民主、自由、人權、法制。前面引用了歷史學家關于英國工業化初期的人權和法制狀況的論述。其它歐洲國家的人權和法制絕不會比英國好。它們的私有產權保護也不比歐洲中世紀封建社會好多少。而德國和俄國在19世紀中葉開始崛起的時候是權威性政府，也不是靠民主、自由和人權。

其次，這個邏輯體系也與當代實踐不符。當代的發達國家拿著這個理論企圖去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時候，把民主制強加給它們，強加的結果怎么樣？不管這些國家以前是貧窮的農業國還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其結果都不行。看看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南非、烏克蘭、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就知道了。而且俄羅斯按照這套理論進行改革以后是失敗的，日本明治維新也不是按照這套思路崛起的，它走的是一條軍國主義的道路。

這就需要我們重新來系統地認識歐洲的崛起。歐洲不是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所講的那樣崛起的。那它是以什么方式崛起的呢？

我們至少可以先通過對歷史的描述來看一看當年歐洲崛起的歷史軌跡。15-16世紀的歐洲君主國首先通過相互間的延續不斷的戰爭和激烈軍備競賽，獲得了征服世界所需要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現代民族國家構建；然后以這個國家能力為基礎展開了人類歷史上最慘烈、最貪婪、最狡詐、最具規模的商業競爭和海外市場擴張，通過國家主導的特許公司，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商品傾銷、原材料掠奪和奴隸販賣市場，并由此厚積薄發300年，才于1800年前后引爆了以規模化大生產為競爭特征的工業革命。這個過程將歐洲原來的400多個國家蕩滌成為20多個強悍國家。

（二） 戰爭和歐洲的工業化有什么關系？

為了長期維持專業化的更大規模的軍隊，必須使用有組織的國家暴力完成稅收制度改革，不斷增加新稅種和創立永久性的政府借款（國債）管理體系。稅收體系于是從臨時性的、封建性的和去中心化的稅收體系演變成更加標準化的和中央集權化的體系。這是支付不斷擴大的軍費開支的唯一方法。

為了提高財稅收入，歐洲各國皇室紛紛走上了商業立國的道路。而這條道路需要動用軍事化的國家特許壟斷公司、特許私人武裝和特許海盜集團來輔佐，以開辟殖民地，壟斷地區與全球貿易并不斷發掘新航線。這誘導歐洲走上了一條可持續的“重商主義”的“全民皆商”道路，發現了富國強兵的“戰爭-貿易”循環加速器。我把它叫做戰爭-貿易循環加速器，因為歐洲國家都學會了用戰爭手段來推進貿易，賺取更多的商業利潤，再用貿易獲得的利潤來支付戰爭。他們走的是這樣一條道路。大航海和地理大發現也是受這一國家發展戰略的指導和推動。

而歐洲各國要維持這個成本巨大的加速器的運轉，需要美洲的黃金白銀（當時的世界貨幣），非洲的奴隸（廉價勞動力），東方的香料、茶葉、絲綢、棉布、陶瓷和一系列先進手工業技術，并由此打造出一個由堅船利炮筑成的巨大世界市場。這個市場的“規則”由歐洲列強制定，利潤由歐洲列強瓜分。

因此，歐洲崛起的秘密絕對不是與封建社會截然不同的嚴格的私有產權保護。今天的發達國家當年在工業化的早期階段的產權保護并不比中世紀封建農業社會有實質性的進步。它們那時產權保護的力度還比不上今天的好多發展中國家。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歐洲國家在戰爭中完成向中央集權的轉化之后，其稅收能力和決定那些群體的產權需要保護那些不受到保護的權力，比過去強大了一百倍。

歐洲崛起的秘密也不是“自由貿易”。在每個歐洲國家進入自己的由工業革命帶來的普遍產能過剩之前，整個16-19世紀的歐美各國推行的并不是自由貿易，而是都在努力利用關稅保護為本國制造業和產業升級服務。

那歐洲崛起的秘密究竟是什么？馬克思告訴我們，歷史的起點就是邏輯的起點。因此我們必須通過考察歷史來分析歐洲崛起的秘密。

（三）成功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發展史

我們先來看看整個歐洲工業革命的大致歷史進程。它可以幫助我們發現工業革命首先發生在英國，而不是在歐洲的其它國家，比如法國、荷蘭、意大利，也不在東方的印度和中國的原因。也可以告訴我們為什么很多國家都無法模仿英國工業革命。

這個工業革命的規律無法從現在西方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里面去推出來，里面全是同語反復的形式邏輯，沒有任何因果關系在里面。尋找這個規律需要學馬克思，必須回到歷史，把歷史的起點當成邏輯的起點。下面我們就遵循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來看看工業化在歐洲的歷史上是怎么展開的，然后提升出一些普適性的特征和規律。然后就會發現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國家建設，和改革開放后的循序漸進工業化路徑與這個歐洲工業革命的歷史邏輯在關鍵點上高度吻合，雖然也走了一些彎路。然而其它國家，比如非洲、拉丁美洲和東歐的好多國家，還有中國清朝的洋務運動，其工業化路徑與工業革命的歷史邏輯相背，因此沒有成功。

歐洲工業化大致有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建國。第二個階段是“原始工業化”階段，為第一次工業革命助跑。這兩個階段一共花了歐洲大致300年的時間。從中世紀末期和文藝復興初期的1450年左右到1750年前后。歐洲封建君主和城邦國家在這個時期經過頻繁的大規模戰爭，打造出一些有規模的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包括法國、荷蘭和英國。民族國家用處很多，它在國內可以通過清匪反霸和“全民皆兵”的政策，形成中央集權，組織起來的人民，創造統一市場，建立統一財政、軍事、運河、商業網絡。這樣的國家對外才有能力發動持續的戰爭并搶奪貿易通道，然后通過壟斷貿易而發財。

也就是說，利用國家能力，可以通過重商主義的國家發展戰略開啟全球市場開拓和商業競爭。比如，國家在這個期間主導了海外殖民地擴張和海洋霸權的建立，包括形成專業化的海軍和武裝特許公司。這些特許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都由皇室任命，國家和私人一起集資，在海外擁有貿易特許壟斷權，貿易利潤由國家提成，幫助國家在海外開展“打砸搶”活動，讓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入，以幫助國家維持大規模專業化的軍隊，應付和發動連續不斷的戰爭。對于能夠征服的殖民地則實行掠奪和搶劫政策，對于無法征服的國家（比如歷史文明悠久的帝國）則建立貿易據點并對其強迫實行開放貿易。

它們將美洲掠奪來的黃金白銀在亞洲換取手工制品，再運回歐洲賺取壟斷利潤。他們也將歐洲生產的紡織品拿去非洲換取奴隸，再將奴隸運到美洲去種植甘蔗和其它經濟作物，再運回歐洲賺取壟斷利潤。

最后，歐洲國家間的激烈競爭迫使許多地理大發現和殖民開拓的后來者，比如英國，采取制造業立國的道路。制造業需要大量勞動力。而生產出來的產品需要通過各種銷路源源不斷地運往全球各地才能夠實現資金周轉與資本再積累。的確，通過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各種三角貿易而大發橫財的一大批富裕商人，除了發現和利用非洲的奴隸和殖民地原住民之外，他們還發現了蘊藏在本國農村的大量剩余勞動力。這誘導他們到農村去利用農民閑暇時間的廉價勞動力，組織他們生產按指定的產品進行生產，再通過熟悉的商路將這些產品賣到世界各地。

這個過程進一步孕育了工場手工業繁榮和原始制造品的市場發育。大批量的手工制品需要市場銷售網絡，這不僅刺激了政府對基礎設施建設的熱情，比如興修運河網絡和支持環球航行與新殖民地開發，也刺激了大量勞動力進入銷售行業，比如創立夫妻買賣鋪和遠距離經商。市場這個東西是被創造出來的，里面的主干道和毛細血管都形成銷售網絡。只有形成了巨大而統一的的世界市場才能引爆以規模化大生產為競爭特征的工業革命。

第三個階段是引爆第一次工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特點用手工制作的機器來量化生產最終消費品，尤其是紡織品，而量化生產如果不能量化銷售，賣不出去，便沒有人愿意采納這個新技術，你把技術免費送人也沒有用。因此引爆第一次工業革命需要長時間孕育統一、安全的世界市場。

人類能夠用機器規模化大生產的東西首先是棉紡織品。第一是因為棉纖維細長而富有彈性，便于機器操作。第二是紡織品的生產可以分成很多生產環節，每一個環節都是簡單的重復勞動，婦女兒童都可以操作，因此也是機器首先代替人力的部門。第三是紡織品的收入彈性很高，世界市場非常大，能吸收天量的規模化大生產出來的紡織品。第四是紡織品的紡織不需要新能源和重體力，因此自然能源比如風力水力和人力都可以推動紡織機。第五是棉紡織品的原材料是棉花，這種植物的生長性能很強，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可以大面積耕種，遠比羊毛更能夠提供源源不斷的原材料。

英國自從亨利七世（1457–1509）在位時就開始利用產業政策大力扶持紡織業，最早當然是手工羊毛紡織業。到了伊麗莎白女王（1533–1603）的十六世紀末期，英國已經崛起為歐洲第一紡織品大國，摧毀了原來在紡織業遙遙領先的意大利和低地國家的紡織業。英國的這一通過全球貿易扶持制造業的重商主義傳統一直被延續下來，無論朝代如何替換都沒有改變英國的這一根本國家發展戰略。18世紀初，英國以歐洲前所未有的戰略眼光全面從羊毛紡織業切換成棉紡織業。以至于在1740年左右英國政府就利用自己強大的海軍和海外特許公司為本國的棉紡織業開辟和創造了全球最大的棉紡織品市場和原材料（棉花）供應基地。

是這個巨大而統一的全球紡織品市場使得棉產品供不應求，也是英國以國家能力開創的亞洲和北美的巨大原材料（棉花）基地使得以規模化方式生產棉紗的珍妮紡織機有利可圖，從而才在18世紀中葉引爆了以規模化大生產的工廠體制為特征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因此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在英國的棉紡織業，而不是荷蘭或由荷蘭人控制的香料產業或其它農業經濟作物行業，就毫不奇怪了。

當然，與英國激烈競爭的其它歐洲國家，尤其是法國，使得英國工業革命的秘訣無法保密多久。緊接著英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就爆發了歐洲各國在全球的棉花爭奪戰和紡織品制造業的全面繁榮和競爭。法國、德國、美國都向后派出大量工業間諜去英國偷取紡織技術。大約半個世紀后這些國家也先后爆發了以勞動密集型規模化方式生產棉紡織品的工業革命。

紡織品的機械化生產又帶動了一系列輕工業產品的規模化生產。在輕工業革命的推動下更大規模的運輸成為下一個瓶頸，因此進一步推動在能源、交通、基礎設施方面的技術突破和技術應用。所以英國在1830年到1850年期間，歷史上已經知道的一些技術，像煤炭、蒸汽機、鐵路就開始派上用場，有了以市場需求為刺激的工業利潤以后，大家都去開發和利用。政府也利用各種產業政策去刺激甚至直接提供這些基礎設施和工具性產品。

因此是由于巨大的物流的即時運輸的時代需求，刺激了能源-動力-運輸三位一體的工業繁榮，人類從此進入煤-鐵時代。因為煤炭的規模化開采，鐵軌和大型機器的規模化冶煉和鑄造，都屬于重工業，所以工業三位一體的繁榮就引爆了第二次工業革命。

第四個階段是引爆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特點就是以規模化方式量化生產幾乎所有重工業產品，包括煤炭、鐵路、蒸汽機及其零部件和紡織機等機械產品。這是一個以機器生產機器的時代。

注意，工業革命的引爆點不是煤炭和鋼鐵，也不是蒸汽機。煤炭、鐵路和蒸汽機都是既不能吃也不能穿的東西，大規模生產它們有利可圖嗎？它們只是提高運輸能力的手段和工具性產品，因此對它們的需求一定是來自對天量輕工業產品大規模和及時運輸的需求。所以工業革命的引爆點不是煤鐵，而是輕紡工業。可惜落后國家誤以為高工業化首先就是要具備量化生產重工業產品的能力，但是你搞了煤炭-鐵路-蒸汽機等重工業也不賺錢，一定會虧本，因為除了滿足國家的民族自豪感以外沒有市場需求。因此所有成功工業化的國家都是首先發展輕工業。

有了這個三位一體推動以后，一個國家會進入重工業時代，因為三位一體這些東西生產起來靠手工的話成本非常高，而且不能滿足需求，你要標準化和量化生產蒸汽機和鐵路，量化生產煉鐵爐，機械化采煤和運煤。量化生產這些重工業產品就引爆了以規模化方式來生產主要生產工具和中間品的第二次工業革命。

第五個階段是福利社會階段，或后工業化社會。第二次工業革命不僅是機器生產消費品，而且是機器生產機器。這樣一來，凡是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國家，就完成了一個回路，所有產品，包括中間品和生產資料，都能夠量化生產。這個階段也是農業機械化的階段。這樣一來，一個國家才真正克服了貧窮和中等收入陷阱，才有條件進入福利社會階段。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國家就有財力物力支撐福利社會。福利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經濟福利，包括失業保險、免費醫療、公共安全網；還有一個是政治福利，包括婦女解放，廢除對殘疾人的歧視和種族歧視，而必須具備強大的經濟能力才能夠享受這些福利。否則民主一定會變質，會成為貪污腐敗的溫床。所以要支撐民主制度一定要有相當強大的工業經濟基礎，要不然沒有辦法運作。

美國建國和原始工業化兩個階段（1492-1820）：自從哥倫布航海發現美洲以來一直到1770年代美國獨立戰爭和隨后建國為止，白人移民繼承了歐洲尤其是英國原始商業化的模式，摧毀和強行遷移印第安人，掠奪土地建立統一農貿市場，通過鴉片貿易培育了第一批商人。1770-1820年期間，美國又通過獨立戰爭和美英戰爭獲得國家構建與專業化軍隊，大力興建運河網絡，展開以遠距離貿易為目標的原始工業化，鄉村制造業在全國各地蓬勃發展。1830年前后全國主要運河修建資金的70%由政府提供，政府作用非常重要。

第一次工業革命階段（1820-1870）：以上階段把統一市場孕育好以后，以勞動密集型的量化生產為特征的機械化紡織技術就有利可圖了。這個時期美國通過高關稅扶持國內紡織業，通過模仿、剽竊英國技術在紡織業率先引爆（復制）第一次工業革命（在南北戰爭結束以前主要驅動能源為木材和水力，而不是采納英國的煤炭火力驅動）。后來的南北戰爭打出了一個更加強大而統一的、以工業化意志為主導的美利堅合眾國。在1840-1870期間，以原始工業化和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創的市場需求為支撐，在強政府主導下，美國進入以克服能源-動力-交通運輸瓶頸為特征的工業三位一體繁榮階段。這個時期體現了美國政府強大的重商主義傳統，以高關稅為手段，扶持國內重工業，尤其是鐵路制造業。美國政府用特許壟斷利潤為誘餌吸引民間資金進入鐵路行業。

第二次工業革命階段（1870-1940）：由鐵路大繁榮帶動的基礎設施建設為美國帶來了重工業繁榮，并引爆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這個階段也是美國進入創新發明的階段，所有的重工業產品包括鋼筋水泥都實現了量化生產。以前的煤炭變成后來的石油，鐵路變成高速公路。美國到1940年基本完成農業機械化。美國在1920年，即第二次工業革命高峰已經過去的時候，農業還非常原始，1920年大約5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農村，用的是原始的耕作。但是正是因為重工業推動下，美國能夠把所有的農業機械產品搞成白菜價，農民能買得起，所以政府一推，農業機械化就迅速展開實現了。

福利社會階段（1940-至今）：二戰后美國才有經濟基礎進入福利社會，這個福利社會也要靠工人階級和各種各樣的社會力量的推動。美國20世紀60年代爆發了各種爭取公民權和婦女解放的全國性運動，1965年實現了全民普選，1994年通過反暴力侵害婦女法案，2015年通過同性婚姻法。

▍人類工業革命的“胚胎發育”演化模式

通過以上分析，還有很多別的國家的發展案例，包括成功的和失敗的，我們可以從中提煉出一個叫做人類工業革命的“胚胎發育”的演化模式。生命起源和進化是一個很漫長的從低級到高級的過程，而且后來發展出來的高級物種，其胚胎發育階段也要簡短地重復先前整個低端物種進化的幾個基本階段。比如人類的胚胎，從單細胞到多細胞，從無脊椎到有脊椎，再演變為人類嬰兒，就是以很快的速度重復了生命的基本演化階段。因此現代人類個體的發育不是靠既有的成人器官從外移植過來機械地組成的，而是要自己通過在母體里面的胚胎發育過程一步一步生長出來的，是一個有機的發展模式。

任何一個國家的工業化也遵循類似的“胚胎發育”規律。也就是說，無論多晚開啟工業化，重復早期工業化國家走過的基本發展階段是必要的。否則欲速則不達。

然而越是落后的國家越是希望搞跳躍式發展，比如不經過原始工業化階段和第一次工業革命階段，就想直接進入重工業階段，甚至直接進入福利社會和民主制度階段。結果都不成功。而中國改革開放以后之所以能夠成功引爆一場持續不斷的工業革命，正是因為無意中走出了一條符合了工業革命的“胚胎發育”規律的工業化道路。

（一）中國的歷次工業化嘗試

中國的歷次工業化嘗試是十分坎坷的，就是因為沒有遵循這條“胚胎發育”演化道路。

中國的第一次工業化嘗試是洋務運動，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以后。但是這一次嘗試很不得要領。這個要領是首先建立重商主義的國家發展戰略，這就需要一個中央財政稅收體制和國家動員能力，來解決基礎設施網絡的修建和全球市場開拓的問題。而要開拓全球市場也需要戰爭能力，這就需要現代化專業軍隊。有了這些國家構建以后，還要有能力動員中國最廣大的農民參與到制造業活動中來。但是這些閑散勞動力是在鄉村，政府怎么深入鄉村去組織農民利用閑散勞動力生產手工業制品并大量出口并銷售到全國的統一市場是發展的關鍵。經過這樣一個原始工業化過程以后所孕育出來的統一大市場才使得采納規模化大生產技術有利可圖，才能引爆第一次工業革命。然后才談得上利用第一次工業革命賺來的外匯和國內儲蓄從事以鐵路和蒸汽機為標志的重型基礎設施建設，從而能引爆第二次工業革命，就像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后做到的那樣。

但是清朝沒有做到這一些。清朝統治者缺乏現代國家構建的觀念和重商主義的國家發展戰略。洋務運動雖然在大城市建了一些現代化工廠，也購買外國軍艦建了海軍，但是卻無法解決朝廷稅收不足和中國農村的貧窮問題。

第二次工業化嘗試在辛亥革命之后。辛亥革命把整個清王朝全部推翻了，比英國的光榮革命還要徹底。因為光榮革命只是限制了王室的權力，辛亥革命是把王室全部推翻了，而且還模仿美國的三權分立政治制度建立了中國當時的政治制度，企圖以這個政治體制來推動中國的工業化。但是這一努力沒有成功，辛亥革命以后的40年期間，中國廣大農村依然是一幅很悲慘的景象。而正是這樣一種社會背景，成為了當時共產主義運動在全球興起和共產黨在中國發動激進土地改革的經濟基礎和社會條件。

現在的好多經濟學家一說到中國改革開放，就會說是因為計劃經濟搞錯了，而政府一松手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才導致了中國的崛起。這個理論聽起來有道理，實際上很片面。第一，持這種觀點的人不知道計劃經濟產生的原因。計劃經濟產生的原因就是因為當年這些落后國家沒法依靠私有制開啟工業化，總是被西方列強欺負，所以才想要尋找一種更好的方式來迅速實現工業化。這是計劃經濟產生的背景。第二個問題，為什么所有的計劃經濟在最初的時候，工業化的速度都很快的，也都迅速建立起了包括重工業在內的工業體系，但在后期就不行了，缺乏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競爭力，要進行改革。第三個問題是，改革是有技巧的。所有采納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化改革，只有中國成功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成功。為什么？所以，關于中國奇跡的理論中存疑的問題是很多的，不能簡單地說以前的計劃經濟不好，所以現在僅僅靠引進市場就成功了。這是誤導性很強的理論。

中國在共產黨通過萬里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建立新政權以后，開始了第三次工業化嘗試，在這期間建立了一個獨立統一自主的國家和具有強大行政執行力的中央與地方政府。那個年代中國政府還做了什么事情？中國通過土地改革、掃盲運動、清匪反霸、行政區劃與原始基礎設施建設、一系列5年計劃，完成了國民意識的培育和初步工業體系與國防體系的建設。以下是那個時代工業化建設獲取的一些成果：人均壽命從35歲提高到68歲；嬰兒死亡率從每千250人降低到每千40人；虐疾病發病率從5.55%降低到0.3%；人口從6億萬增長到10億。

但是，計劃經濟建立的是一個倒金字塔形的國民經濟體系，以重工業為主導。這樣的體系無法自負盈虧，因此必須依靠不斷的政治運動來維持穩定，因此不足以引爆一場由國家主導的但是自下而上的工業革命。早年雖然在農村辦社隊企業，但是在當時，這類企業不被允許利用市場經濟擴展自己產品的市場份額，也沒有互相的競爭和淘汰機制，所以沒有辦法通過市場競爭發展壯大，最后都成了每一個生產隊和公社都一摸一樣的重復建設，所以最后也是虧本的。

再中國經濟體系的低效率的背景下，鄧小平的20世紀70年代末開展了大膽經濟改革。這可以看作是中國工業化歷史上的第四次嘗試。這次卻意外地成功引爆了一場中國近代史上盼望已久的工業革命。這場工業革命把整個世界秩序都沖得天旋地轉，從此走上了飛速發展的道路。

而改革的關鍵一點，就是沒有盲目采納華盛頓共識提倡的在各個行業同時引進“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去監管化”的休克療法，而是遵循了一條循序漸進的、國家主導的、重商主義的、符合工業革命“胚胎發育”規律的改革道路。換句話說，如果鄧小平在改革初期就把國有銀行私有化，就搞金融自由化，那中國不可能有今天。相比之下，俄羅斯和東歐股價的改革是失敗的。比如烏克蘭在引進西方民主政治體制和全面“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去監管化”的華盛頓共識以后，不僅沒有遏制腐敗，而且發生更大面積腐敗，從以前可以生產航母的工業化國家，淪落為只能靠出口土豆西紅柿等農產品的國家。

改革開放后的工業化嘗試采納了一個極為謹慎、保守、漸進、“摸著石頭過河”但卻又十分果敢堅定的策略：1. 在拒絕全盤西化和維持既有政治結構穩定的前提下引進市場化改革——堅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2. 從農村改革開始，而不是從工業和金融業改革開始，讓農民和平民百姓先致富，由下而上。3. 鼓勵鄉鎮企業，盡管生產工具原始并與大工業爭原材料。4. 用日用制造品（而不是）原材料換取外匯和機器，鼓勵出口。5. 長期維持政府對招商引資的熱情和對基礎設施的投資（越南向我們學習也取得一定成功）。6. 雙軌制和混合型所有制，而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私有化。7.漸進的產業升級：由輕到重，由勞動密集型到資本密集型，由制造業到金融業，由高儲蓄到高消費，由高投資到高福利……

這一下子就把中國的工業革命引爆了。然而如果我們對比看看前面提出的工業革命的“胚胎發育”規律，就會發現中國之所以突然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爆發一場震撼世界的工業革命，是因為有一個現代民族國家這個基礎。而且前面提到，工業革命的起跑線和引爆點是農村的原始手工企業。而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突然繁榮的大量鄉鎮企業，是因為得益于農村合作化運動和土地改革，還有后來建立的社隊企業。

下面我們具體來看一看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工業化路徑與工業革命歷史邏輯相吻合的地方。它經歷了如下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鄉鎮企業階段（1978-1988）。從1978年到1988年的頭10年時間里，中國工業化開始重新補課，重新走當年英國花了300年時間走過的以遠距離商品交換為目的的鄉鎮企業道路，把八億農民積極性全部調動了起來。這在中國近代史上從來沒有過。10年時間里，鄉鎮企業的繁榮程度是英國、美國歷史上都不可比的、爆發式的增長。10年時間里，鄉鎮企業數量增長了12倍，生產總值增長了13.5倍，鄉鎮企業創造的就業崗位達到1億，而且間接效益更大，比如農民人均收入增長了12倍。接下來的第二個10年則更加厲害，所以這就像是引爆了一場熱核反應，這個力量以后不可估量。正是由于這次大膽嘗試，中國到80年代中期基本告別了長期困擾所有計劃經濟國家的短缺經濟，大量小商品和家庭生活用品充滿商店，玲瑯滿目。而且基本解決了糧食安全問題。8億農民成為了這個時期經濟改革最大受益者。

第二個階段：引爆第一次工業革命（1988-1998）。在第二個10年中，一方面鄉鎮企業繼續繁榮；同時，建立在鄉鎮企業繁榮所開創的統一大市場基礎上的、以勞動密集型規模化方式生產輕工品的大企業，開始在城市和鄉村應運而生，這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特征。它們生產目的不是自給自足，甚至都不是滿足當地的需求，而是滿足長距離和全球市場的需求。中國在這個時期遍布中國城鄉的規模化勞動密集型大工廠，生產了大量輕工產品，都以滿足遠距離國內和國際市場為目的。但是，這個時期的高級生產設備主要依靠進口，因為所有機器和重工業設備都自己生產的話，是不能自負盈虧的。而這個與全面進口替代不同的、以出口輕工業產品為導向的重商主義發展戰略十分關鍵。如果當時所有的生產設備都依靠自己生產，就像拉美國家在戰后做的那樣，中國一定不會迅速積累那么多的外匯儲備和具備與與國外同類產品的競爭力，而最終會被重工業的自力更生原則所壓垮。所以在這一個階段依靠進口機械生產輕工業品尤其是紡織品是需要的。在這個期間，即第二個10年，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紡織品生產國和出口國，而這個桂冠是所有成功工業化的歐洲國家都曾經戴過的，比如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韓國。沒有經過這個階段的國家都無法最終崛起。這個時期雖然已經引爆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但是屬于原始工業化階段的鄉鎮企業仍然沒有完成它的歷史使命，仍然在繼續高速發展，使得雇傭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達到全國農業人口（不包括在外打工的農民）的三成，其產值在1978年至2000年之間平均每年增長28%，連續二十多年內平均每三年就翻一番。即使把通脹因素排除以后，也是每年增長22%，連續20年這個增長速度是令人矚目的，這就是一種工業化路子走對了的特征。

第三個階段：引爆第二次工業革命（1998-今天）。20世紀90年代以后，這樣一種大面積輕工業量化生產的繁榮使得中國當時的能源-動力-運輸構成的工業三位一體成為巨大發展瓶頸，因此煤炭和鐵路運輸都成為相當稀缺和賺錢的產業。這個時候，強政府順勢而為出來克服這個巨大瓶頸，大搞能源、動力、電網、高速公路和和高速鐵路建設，由此引爆了第二次工業革命。而當時90年代末大大小小的煤窯都賺錢，對鐵路運輸的需求非常大，以至于民營企業進來都可以賺錢。這就引爆了以規模化和資本密集型方式生產幾乎所有重工業產品為特征的第二次工業革命。

利用鄉鎮企業階段和第一次工業革命階段創造的巨大市場和社會儲蓄，中國沒有依靠世界銀行和IMF的大量貸款，就輕易滿足了自己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工業化的資金需求。因為工業化的路子走對了，所以中國自己的國內儲蓄是足夠通過自負盈虧來承擔和支付自己的重工業革命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這一階段的特點是對設備、工業原料、零部件、器械等生產工具和資料的規模化大生產，然后刺激了后來一系列的發展，使得中國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鋼鐵、煤炭、水泥、汽車、船舶、高速列車、隧道、橋梁、公路以及各種重化工業產品的制造商。就像一棵生育之樹，根深才能葉茂，以前的基礎打得越好，發叉的樹枝才越多，創新的機會也就越來越多。最早是技術引進，進入重工業革命以后生產環節就越來越多，由此引發的創新機會業越來越多，因此專利申請數量和質量開始飆升。眾所周知，在這個期間中國建成了全世界最長的高速公路和高鐵。

（二）中國快速工業化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勝利嗎？

答案是否定的。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沒有什么秘密可言，不過就是政府退出、把市場引進來的結果。這個觀念非常流行，聽起來頗有道理，但是非常有誤導性。當然，市場的因素肯定是不可以忽略的，因為市場迫使參與者互相競爭，刺激生產商提高管理和技術水平，讓達爾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創造性破壞力去自然淘汰掉那些效率低下的國企和私企。

然而否定“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道理卻是最容易被忽視的，而正因為忽視了這點，目前為止只有少數國家工業化成功，其他多數國家都沒有成功，雖然都嘗試了很多次。比如埃及，它從1820年左右就開始嘗試模仿英國的工業革命，到目前還沒有成功，因為它沒有找到工業革命的秘訣。以下我列出一些否定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因素。

首先，工業化只能是國家意志的產物。沒有國家意志，一盤散沙的自由農民不可能把工業化發展起來，無論私有產權保護多么到位，法制多么健全。工業化是社會力量大協作的產物，需要有一個主導力量。

為什么呢？因為市場本身是個公共品，尤其是國內統一大市場和全球市場。市場不是天生的，而是國家力量創造的。市場有三大基石：政治穩定、社會信任、基礎設施。而這三個都需要國家去創造。基礎設施直接決定了市場的時空結構，決定了物流的方向，大小，和速度。土匪出沒的地方沒有市場，欺詐橫行的地方沒有市場，“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地方沒有市場。現在西方經濟學理論屬于“空對空”，假設市場的天然存在而且是無限大，剩下的只是供給問題，因此薩伊定律成立，供給決定需求。市場被創造出來以后，還需要嚴格監管才能安全有效的運行。而監管的成本也非常高。人們不知道，即便像美國這樣一個標榜放任自流的自由市場國家，從食品到藥品，從醫療到教育，到處是復雜的監管條列。

正是上述幾種高昂的創造市場的成本的存在，和克服這些巨大市場成本的國家能力的缺失，葬送了俄羅斯的經濟改革。俄羅斯這個國家是有很多歷史底蘊和文化積累的國家，從彼得大帝開始就緊追歐洲發展的步伐，十月革命的時候其原始工業化階段已經基本完成，也有了很多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規模化企業，斯大林時期又完成了重工業化，但是改革開放后卻一敗涂地，就是因為他們以為僅僅引進市場經濟，實行民主選舉，政府主動退出一切經濟領域，就可以自動重新工業化，成為工業化強國。這是不對的。

這個理論誤導也使得非洲和拉丁美洲長期陷入貧困和中等收入陷阱，即使他們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更好的私有產權保護制度。

工業革命的特點是規模化大生產，但是規模化大生產需要規模化市場才能夠盈利和自負盈虧。那規模化市場從哪里來？早期歐洲列強是用國家力量（包括戰爭手段）創造的。

比如17世紀初著名的荷蘭商人和軍官科恩（Jan P. Coen），它也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一任總督，在為荷蘭爭取對亞洲貿易的壟斷權時就向皇室進言到：“陛下應該可以根據經驗知道，亞洲貿易必須由您自己的強大武力來維持和保護，而這武力本身又必須用貿易獲得的利潤來支付；以至于我們無法不用戰爭來進行貿易，也無法不用貿易來支付戰爭。” 這就是我講的戰爭?貿易循環加速器，歐洲列強早就發現了這個創造全球市場的秘密。

這一“曠世真理”被所有西方列強，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和日本帝國，不斷重新發現并付諸實踐。比如美國19世紀末最偉大的全球戰略家馬漢（Alfred Mahan），在談到歐洲17世紀以后迅速崛起的原因時指出，一個國家的強大取決于其海外貿易，海外貿易取決于海上力量，而海上力量則取決于海外殖民地征服；因此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世界。

英國首相張伯倫也在1896年的伯明翰工商會上闡述了國家、戰爭、貿易之間的關系：“外交部和殖民部主要致力于尋找新市場，守住舊市場。戰爭部和海軍部的要務是隨時準備捍衛這些市場，并保衛我們的商業，商業關乎所有政治利益中最重要的利益。”

所以，規模化市場哪里來？是數代英國皇室和由他們引領的半國營的大型企業（如著名的東印度公司）為自己的國家在16至18世紀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紡織品市場、棉花供應鏈和貿易網絡——這才是引爆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秘訣，而不是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所謳歌的君主立憲和“光榮革命”。

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斯文·貝克特指出：“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使其有能力在經濟、法律、行政管理、基礎設施和軍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領地，英國的工業化簡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其它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凡采納英國式的、由強政府引領的重商主義發展戰略來培育了自己的商人階層并為本國制造業創造了自己的世界市場的，都如法炮制了自己的工業革命，比如美國、法國、德國、北歐其它國家和亞洲的日本。

但是，時至二戰以后的今日，發展中國家不再擁有這樣的“特權” 來靠國家主導的打砸搶和武裝貿易來培育一大批商人，不可能靠海軍和堅船厲炮來推進貿易，來為自己的企業創造世界市場。落后國家該如何辦才能按照工業革命的歷史邏輯引爆自己的工業革命？

答案是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必須扮演“公共商人”的角色，在循序漸進的市場開拓和幫助窮人組織企業方面起到“酵母”和“催化劑”的作用。這恰巧是中國的一個秘密。換句話說，今天的落后國家如果想靠戰爭來創造市場和推進貿易，是行不通的了。所以現代國家要走出一條新的發展道路，這就是中國模式的意義。

（三）蘇聯和東歐改革為什么失敗？印度為何比不過中國？

東歐國家的改革失敗，好比你想要改造一座舊房子，但是他們的第一斧、第一錘子就揮向了它的承重墻，把通過幾十年建立的國家行政體系給解體了。國家沒有了，其它也就談不上了。他們不知道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工業化也只能是國家意志的產物。建立市場經濟也同建設計劃經濟一樣，同樣需要國家力量，需要頂層設計和強大的國家能力。所以東歐國家把承重墻和調動國家資源的神經中樞破壞了，這是它們失敗最主要的原因，即自廢武功。他們盲目相信了西方經濟學那一套理論，里面假設統一大市場是天然存在的，假設如果每一個人都自私自利謀私利，工業革命就自動發生了。結果是東歐國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官員腐敗，盜竊國家財產據為己有，社會治安嚴重惡化，欺詐和黑社會橫行，工人大面積失業，工廠大規模倒閉，產業鏈遭到巨大破化無法修復，物價飆升，政府機構癱瘓，科學家們為了生存去擺地攤，醫院和學校缺乏經費維持，人均壽命斷崖式下降，整個社會就連基本的生活日常用品都無法生產和供應，只能夠靠出口自然資源維持基本生活。

而印度雖然不需要東歐一樣的政治改革和破壞國家構建，但這是因為它從來沒有真正完成“建國”大業，因此創造市場這個公共品的能力很差，基層政府沒有中國的基層政府一樣的招商引資能力，無法幫助農民建立鄉村企業，因此印度的勞動力比較優勢發揮不出來。徒有比中國廉價的十幾億勞動力和土地私有制，也沒有辦法引爆工業革命。

因此，單純地說中國改革開放就是引進市場是錯誤的。也有的觀點把中國奇跡片面地歸結為加入WTO。可是印度比中國早加入WTO好多年，但卻沒有產生中國這樣的奇跡。為什么？因為中國在加入WTO很多年前就已經通過中央的產業政策占領了紡織品制造業的制高點，培育了大量的規模化輕工業制造業產能，1995年就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紡織品生產國。所以，機遇只屬于有準備的人，外因只能通過內因起作用。因此我們堅決不能聽黑板經濟學家們的忽悠。

這些失敗國家的政府對兩個政治學基本原理缺乏認識。第一，市場是一個最基本公共品，需要國家力量去創造。第二，工業化是國家意志的產物，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工業化必須要具備強大的國家能力和重商主義頭腦。

沒有中央集權提供政治穩定、社會安寧、基礎設施，不可能有市場，尤其是安全統一的大市場。而如果沒有安全統一的大市場，規模化大生產不可能盈利，即使有國際組織把技術免費送給你也不行。沒有這樣的市場條件，外資也不可能進來。資本家和企業家難道不比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更知道哪里或什么樣的制度條件下才能賺錢和積累財富？僅憑這一點就說明新制度經濟學關于國民財富起源和工業革命機制的理論是錯誤的！這又反過來揭示當年大英帝國發生工業革命的原因絕不是它的民主機制和私有產權保護比法國、意大利、荷蘭更好，而是其強大的中央集權和專業化軍隊能夠為資本提供更加穩定的政治環境、信用保障和安全統一的大市場。

所以，缺乏國家力量主導的自由市場經濟，不過是一盤散沙的小農經濟，是羊腸小道，不是高速公路。

（四）為什么需要國企？

現在我順帶簡單談一下中國的國企問題。受西方主流經濟學影響的學者不懂得國企的重要性，因為他們不懂得西方工業化歷史。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關系到國家和國民經濟存亡的問題。

我們看一看歐洲國家早期創造和開辟全球市場期間以及后來在引領技術創新和企業制度創新方面的歷史就會明白這一點。威尼斯是意大利文藝復興以后最早崛起的歐洲國家。為了獲得和控制亞得里亞海和地中海地區的商業通道，威尼斯建立了當時歐洲和地中海地區最強大的海軍。它當時的最大規模企業是威尼斯兵工廠，一個國家擁有的國企。這個國企雇傭威尼斯全國的技術工人為威尼斯建造和維修軍艦，以歐洲所有企業中最高的工作效率為亞得里亞海和地中海提供源源不斷的艦隊，并能夠保證在每一次海戰中使得沉沒和破壞的艦船得到及時的維修、替換和更新。這個兵工廠還是最先發明和使用亞當斯密觀察到的“勞動分工”原理來通過流水線作業制造軍艦的。

繼威尼斯之后，葡萄牙是最早在歐洲成立國有化的海外特許公司的國家，承擔巨額風險為葡萄牙環球探險和開創全球市場服務。葡萄牙為了實現環球航行和打通海上通往亞洲的貿易通道，先后派出的十幾次探險艦隊都是國家注資的。即便到了后來的荷蘭和英國海上霸權時代，為了吸引民間資金入股為國家開辟全球市場，政府也擁有特權任命和罷免特許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決定和取消特許公司的壟斷權力。這些擁有巨大資本和私人武裝的特許公司的生殺大權牢牢掌握在國家手中。

進入工業革命以后，歐洲國家關乎國計民生和戰略資源的大型企業好多都是國企，或受政府嚴格掌控的民營企業。美國的電訊大佬AT&T雖然開始成立時是私企，但是美國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毅然決然地將其國有化了，以便在戰爭期間更好捍衛國家安全和美國的國家利益。日本最早的重工業幾乎都是以國企形式起家的，后來才逐步將一部分民營化的。

國企與民企最大的不同就是戰略目標。民企只為個別私人的最大利益服務，而這些利益并不總是與國家利益緊密相扣或一致的。比如民企老板可以生活腐化，十分鋪張浪費，不把資金用于資本再積累，而且一有風吹草動和金融危機，民企資本首先出逃，起到破壞國民經濟的不良作用。而國企必須為國民經濟背書，上繳利潤也最大。目前中國的海外投資情況是，民營企業在國外一般是收購別人的房地產和電影院，而國企則收購別人的高端技術和股權，為國家長遠利益服務。

從理論上，沒有任何現存經濟學理論能夠證明民企一定比國企更有效率。因此，企業的所有制性質并不決定企業的效率和市場競爭力，管理才是決定企業效率和市場競爭力的最關鍵的東西。計劃經濟時期的國企沒有效率是因為企業的戰略目標不是為了盈利。改革開放以后這個戰略目標變了，把盈利動機加進來了，但是也沒有讓其成為唯一目標。國有企業需要提供很多私企無法和不愿意提供的公共產品，比如交通、能源、通訊基礎設施建設、國防和很多廉價公共服務，因此如果國企只以盈利為動機的話，就失去了國企的意義。而黑板經濟學家老以國企和民企的利潤回報率來簡單粗暴地衡量國企的效率，是無知的表現。歐洲的很多大學是國立的，學費很便宜，美國的密西根大學是公立大學，學費比哈佛低，但是教學質量并不一定比私立大學差。英國的鐵路公司私有化以后效率便差了很多，而且更貴了。日本和臺灣的自來水公司也出現類似情況。關鍵是，歐美好多國家都是二戰以前就已經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了，曾經都有過很多國企，到了20世紀80年代才在里根新自由主義蠱惑下實行國企私有化。而發展中國家本來國家力量就很薄弱，不分青紅皂白地私有化所有國企，或沒有勇氣成立國企并在需要時做大做強關乎國家戰略利益的國企，會帶來工業化停滯和失敗的嚴重后果。正確的做法是在競爭性日常生活產品領域更多地引進私企，在外部性、外溢性很強的領域，比如高科技、教育、醫療、國防、能源、交通運輸、基礎科研等領域，堅持國企為主，或者實行軍民融合，政府采購。

▍中等收入陷阱

（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世界已經認可中國GDP總量按照購買力平價超過了美國，按照兌換率還需要十年超過美國。但是從人均收入來講，中國離美國還差的很遠，只有美國的1/5左右，屬于中等收入國家。中國今后會不會經濟增長陡然減速，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呢？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們把全世界中等收入國家或地區的人均GDP比上美國人均GDP，能夠發現一個神奇現象。半個多世紀以來，這些國家（多數在拉美）的這一比重并沒有增長，而是長期停留同一水平，搖擺在美國人均收入的1/5到1/3之間。這就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這些國家或地區中只有幾個例外，那就是亞洲四小龍，它們跨越了貧窮陷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一直邁進了高收入國家的門檻，達到美國人均收入的60%以上。

什么是貧困陷阱呢？類似的，我們把那些貧窮國家或地區的人均GDP比上美國人均GDP。這些年來大部分地區的這條線沒有上升，停留在美國人均收入的1/10甚至1/100以下。僅有的兩個例外，一個是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一個是印度。目前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序列，但是會不會陷在這一階段？這是一個問題。

（二）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按照正確的工業化路徑和產業升級順序來發展，任何國家都可以利用市場經濟體機制跨越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但前提是國家力量必須扮演重要和關鍵的角色。按照前面描述的各國工業革命歷史規律，跨越這兩個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意味著需要完成兩次工業革命，即以規模化方式生產輕工業品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和以規模化方式生產重工業機械產品和化工產品的第二次工業革命。而對于農業社會來說，首先需要開啟原始工業化過程（類似中國的鄉鎮企業繁榮）才能夠啟動第一次工業革命，而且還需要在適當時期大力投入基礎設施建設才能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基礎上引爆第二次工業革命。目前我們正在目睹第三次工業革命，即把所有生產過程自動化、信息化、智能化的革命。目前的高收入國家如果無法通過適當產業政策開啟這場新工業革命，就會陷入高收入陷阱，就像南歐國家那樣。因此而每一場工業革命的啟動都需要國家力量和產業政策的主導。

因此我對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很樂觀的。這不是說中國沒有大量的困難要克服，實際上，中國困難重重。中國用幾十年走過了別人幾百年的道路，也積累了別人幾百年的問題，經濟規模龐大，問題繁多。但是，相比那些已經陷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那些因為受華盛頓共識和黑板經濟學忽悠而放棄了國家能力的國家，中國推動經濟發展的國家力量足夠強大，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走在正確的產業升級道路上，正如以下數據所揭示的那樣。

那么，什么是正確的工業化路徑和產業升級道路呢？我以亞洲四小龍中的韓國和臺灣地區，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和智利，還有中國大陸為例來對比分析。圖2-圖7是根據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的付才輝老師和林毅夫老師的發現而制作的，因此我把它們叫做“付-林圖”。付-林圖中的橫坐標是一個國家非農產業（即制造業和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除以美國的這個的比重，因此代表一個國家工業化相對于美國的程度，在0和1之間（也可以大于1）取值，這個數值越大，說明該國的產業升級越是接近美國。縱坐標是同一個國家的人均GDP除以美國的人均GDP（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也在0和1之間（也可以大于1），這個數值越大，說明人均收入越是接近或超過美國。按照工業革命的歷史規律，如果一個國家產業升級的道路是正確的，那么隨著非農產業增加值向美國逼近，其人均收入應該以遞增方式逼近美國甚至超越美國。如果產業升級的方式不正確，比如搞盲目的大躍進、全面進口替代、休克療法等，雖然產業升級表面上逼近美國，但是縱坐標上的人均收入卻不升反降，這又會反過來影響產業升級，使非農增加值與美國之比發生倒退和減小，形成原地打圈圈的混亂局面。

圖2 韓國

先看圖2中的韓國。隨著制造業和服務持續增長，非農產業增加值占GDP的份額和美國相比持續上升，曲線上的點向右移動。與此同時，韓國的人均收入與美國相比也是急劇遞增的，形成一條十分平滑的往上翹的拋物線，說明韓國的產業升級帶來了巨大的收入提高，是正確的道路。從1960年到2010年為止，韓國的非農產業增加值占GDP的份額從相對于美國的78%上升到美國的98%，于此同時創造的人均收入從相對于美國的10%一路飆升到美國的72%，一舉跨越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兩個陷阱。韓國戰后在強政府主導下以手工業和輕工業起家，包括紡織業和制鞋業，迅速經歷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然后又通過產業政策在80-90年代以輕工業積累的剩余為基礎大力發展重工業，引爆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這是正確的工業化道路，沒有在建國之初就強行大力上馬重工業，符合英國工業革命的歷史邏輯。

圖3 中國臺灣地區

圖3顯示中國臺灣地區的工業化道路也很成功：隨著產業的升級，非農產業增加值占GDP的份額從1960年相當于美國的73%開始上升，直到2019年為止已經達到美國的98%；與此同時，人均收入于美國之比也加速上升，從1960年的12%飆升到2010年的74%。大家知道，自從蔣介石到臺灣以后吸取了大陸經驗搞了土改，又利用美國提供的手工業和輕工業產品市場，臺灣沒有大力上馬資本密集型產業和重工業，而是大力推進以紡織業為領頭羊的輕工業，成功引爆了一場輕工業革命；直到80-90年代才開始大力推進資本密集型的電子產業（包括芯片），因此也走了一條正確的產業升級道路。但是臺灣犯的錯誤是民進黨上臺以后受華盛頓共識干擾，沒有通過政府產業政策大力推進汽車與造船等重工業產業，因此后勁沒有韓國充足，以后的繼續發展可能成為問題。??

圖4 阿根廷

那么，什么又是錯誤的工業化路徑呢？圖4至圖6顯示拉美國家的產業升級或工業化道路普遍不正確。例如，阿根廷資源豐富，獨立建國兩百余年，離上帝遠但離美國近。盡管阿根廷的產業在升級，但是它的人均收入沒有什么模式，一團亂麻。長期以來阿根廷一會兒采用進口替代，一會兒采用華盛頓共識，造成現在貨幣貶值，圖中的曲線仿佛像無頭蒼蠅般到處飛，非農產業與美國的比值在90%與98%之間徘徊，人均收入與美國之比在0.25%-0.5之間徘徊，而且1958年曾經達到過美國的55%，但是2002年回落到美國的25%，始終無法苦熬越過中等收入陷阱。歸根結底，是阿根廷根本沒有明確的國家主導的重商主義產業政策。類似的還有巴西（圖5）和智利（圖6）。

圖5 巴西

最后，我們來看中國（圖7）。改革開放前，中國高速推進產業升級，建成全面工業體系，但是沒有在人均GDP這個方面表現出來，與美國之比一直在5%這個低收入水平徘徊，而且大躍進期間還有回潮。改革開放后，從原始的農村工業開始，走面向市場的鄉鎮企業道路，而不是大干快上重工業，結果中國的非農增加值與美國之比業上升得很快，而且更重要的是人均收入迅速起飛，然后又經過引爆輕工業革命，再以輕工業引爆重工業革命，到2010年，中國非農產業增加值已經達到美國的90%，以此同時，中國的人均收入一路飆升，從1978年占美國的5%開始上漲，到2010年達到了美國的27%。這個趨勢目前看來是能夠持續的。

圖7 中國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發展之路上的最后一公里才是最難的。例如，中國臺灣地區、韓國制造業升級的最后一公里，也就是它們非農產出份額與美國比達到0.9的時候，他們的人均收入和美國相比也僅僅達到0.2到0.3之間，與中國大陸目前一樣。因此這最后一公里的產業升級（0.9-1.0）也正是中國現在所面臨的挑戰。

按照這一趨勢，等到農業現代化完成之后（這個我估計還需要15-20年之間），我們的人均收入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就能達到美國的70%，像目前的臺灣和韓國一樣。我認為中國沒有必要在人均收入上追趕美國。一個美國人平均消耗的世界資源太多了，遠超所有工業化國家，地球承受不起。中國只需要追趕韓國就好。只要我們人均收入達到韓國水平，就相當于地球上有了一個由30個韓國組成的超級巨大工業國，規模等于2.5個美國。這是多么壯觀的景象！這個目標是現實的，是可望又可及的。而且中國的人均收入達到韓國的水平，就意味著沿海省份達到了美國的水平。

▍總結

中國崛起無疑是人類歷史上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最為壯觀的全球性歷史事件。而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尤其是關于經濟發展的新自由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卻無力解釋中國的崛起。我認為只有徹底重新闡釋被新自由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所誤讀的工業革命和西方崛起的歷史，才能真正解釋中國的增長奇跡，以及為什么中國義無反顧的崛起是不可阻擋的。與此同時，中國從一個貧窮積弱的農業社會向工業超級大國的驚人轉型所蘊含的“發展政治經濟學”邏輯，不僅從一個側面深刻揭示了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根本缺陷，而且也為非洲難以逃離的貧困陷阱，拉丁美洲失去的年華和不斷滋生的債務危機，19世紀的大分流和歐洲的異軍突起，以及貌似神秘的英國工業革命本身提供了新的更加深刻的注釋。

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來衡量，中國應該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經濟體。但事實上上，中國是戰后20世紀所有國家中（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發展最快的，尤其是通過毫不掩飾地繼承改革開放前30年積累的國家能力和打下的國家行政構建基礎，在改革開放以后大膽實施以產業政策為基礎的由下而上的循序漸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40年就迅速從一個低收入農業國轉變為一個全球制造業中心，其工業生產總值超過美國和日本兩個超級大國的總和，把其它所有盲目照搬華盛頓共識“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去監管化”的東歐國家、拉美國家、東南亞國家和非洲國家遠遠拋在后面。

問題在于，當事實與理論不符的時候，對人類工業化歷史不熟悉的經濟學家們和知識分子卻長期固執地認為是事實錯了，不是理論有問題，抱著“西方人永遠是對的”這個信念不放。它們的信念是建立在這樣一個簡單而荒唐邏輯上：西方比我們發達，就連說話走路的姿勢都與我們不同，因此中國人如果想要成功，必須模仿西方人說話、走路、吃飯的方式。這好比是把別人的屋頂當自己的地基，把結果當原因，把相關性當因果律。這種混淆葬送了東歐國家和俄羅斯的經濟改革，使得非洲和拉丁美洲陷入了貧困和中等收入陷阱，縱然徒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徹底西化的私有產權保護制度和選舉制度。

其實，貧窮、落后、工業化失敗，始終是社會協作失靈的產物。問題的根源在于，創建規模化的能讓現代產業盈利的市場需要付出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協作成本。而這一成本卻被自亞當·斯密以來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忽略了。

“自由”市場并不自由，也不是免費的。它本質上是一種成本高昂的公共品。正在中國大地上展開的工業革命，其源泉并非來自于技術升級本身，而是來自于一個有為的重商主義政府所引領的連續不斷的市場創造。技術升級是對大市場需求的回應，正如阿里巴巴和華為等現代企業的崛起一樣。

然而規模化工業品市場難以通過一次性的大推進來建立，無論是進口替代還是休克療法，是私有產權還是普選民主，而只能是一步一步按照正確的順序和產業政策來實現。無論一個國家多晚開啟工業化，重復發達國家早期的基本發展階段依然是必要的。

當代發展經濟學理論和政府官員都把屋頂當地基，把結果當原因，把西方工業化的成果當作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他們教導貧窮的農業國通過建立先進的資本密集工業（如化學、鋼鐵和汽車工業），或建立現代金融體系（例如浮動匯率、國際資本自由流動以及國有資產和自然資源徹底私有化），或建立現代政治體制（如民主和普選制）來開啟工業化。但是這樣一種自上而下的工業化道路違背了工業革命的歷史邏輯和如下一條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供給不可能自動創造它自身的需求。因此造成政治不穩、發展停滯和無休止的金融和財政危機，在非洲、拉美、東南亞和中東地區成為社會躁動不安和貧窮與收入陷阱的根源。

落后國家無法開啟工業化是因為缺乏創造市場的國家力量。在無法像歐洲列強（與亞洲日本）當年那樣靠戰爭、屠殺、殖在民、掠奪和“打砸搶”式的全球市場擴張來富國、裕民、強軍的新時代條件下，落后國家必須走出一條新的、和平的、更加文明的工業化道路，就像中國目前正在做到的那樣，這才是中國模式最大的意義——它不是靠戰爭和殖民崛起，它靠的是積極有為的政府、舉國同心的體制、國企與私企雙軌并存的市場制度安排，和公平的國際貿易。

問題在于被歐美發達國家壟斷的世界秩序是否允許發展中國家長期這樣做下去？因此，建立新的、符合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國際秩序，才是中國繼續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

本文原載《政治經濟學報》第13卷，原題為《中國崛起的秘訣與挑戰 ——“新制度經濟學”批判》。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轉自：文化縱橫

（轉自：智超講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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