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關注“大而不能倒”到警惕“小而不能倒”，將大型銀行壓力測試的成功經驗有效移植到中小銀行身上，可能是美聯儲接下來強化監管的重頭戲。

　　像往年一樣，參加美聯儲2024年度壓力測試的32家大型銀行全部過關，美聯儲隨后發布的測試報告指出，美國大型銀行擁有足夠的資本來承受高度壓力的情景，即便是在經濟極端衰退的情景下，這些銀行也能夠一如既往地正常開展經營活動，并不會給經濟產生更大的負面影響，同時壓力測試全部通過的結果，也充分顯示了美國銀行業具有較強的市場韌性。

　　危機中誕生的風險警示工具

　　2008年的金融危機不僅令雷曼兄弟、貝爾斯登以及美林證券等華爾街金融巨頭破產斃命與慘淡離場，同時也將金融機構尤其是大型銀行信貸資產中所堆積的龐大次貸風險無情地抖落出來，并讓監管層與普通民眾對危機的始作俑者有了清醒的認知與判斷。作為對危機的及時反思與糾錯，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的蒂莫西·蓋特納提出了一個名為“不良資產救助計劃”的新方案，該方案開始時叫“估值演練”，后來稱為“壓力測試”。

　　“不良資產救助計劃”由兩個部分組成，首先，由美聯儲、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和貨幣監理署三大金融監管機構聯合設計并執行一項大型金融機構統一測試，分析每家機構面臨大蕭條時期那樣的經濟衰退時，所發生的損失程度；接著，三大機構根據壓力測試結果確定每家銀行需要應對災難性衰退的緩沖資本規模，并給予每家銀行向私人籌集資金的時間窗口，若六個月內得不到足夠的籌資支持，財政部將進行注資，而接受注資的銀行必須稀釋股權甚至國有化。

　　2009年19家資產超過1000億美元的美國大型銀行接受了首輪年度壓力測試，測試結果表明，共有10家存在合計約746億美元的資本缺口，但缺口規模明顯低于市場預期，也在市場可承受范圍之內，疊加當時銀行業盈利的好轉，投資者很快恢復了對美國銀行業的信心，也基本打消了市場對銀行國有化的疑慮，整個金融市場于是顯示出明顯企穩的態勢。“壓力測試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自那以后，美國銀行體系走上了穩步強化的道路。”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這樣寫道。

　　201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多德—弗蘭克法案》，明確規定資產規模在1000億~2500億美元之間的美國大型銀行須每隔一年（也可以在每年）開展一次壓力測試，而資產規模在2500億美元以上的大型銀行必須每年接受壓力測試，壓力測試正式上升到國家法律規范的高度。也是在同一年，美聯儲全面接管了大型銀行的監管職責，并對壓力測試框架進行了調整與完善，隨后，美國銀行、花旗銀行以及富國銀行等在內的34家美國大型銀行接受了新版壓力測試，且全部達標過關。

　　由于允許資產規模在1000億~2500億美元之間的銀行每隔一年接受一次測試，每年參與測試的銀行數目多少會有所不同，但回過頭去看，為了能夠證明自己，很多美國大銀行都會主動申請接受每年一度的壓力測試。必須強調的是，接受測試的除了純美資銀行外，還有不少在美外資銀行，從2024年參與測試的銀行看，32家銀行中就有巴克萊銀行、蒙特利爾銀行、瑞士信貸控股、德意志銀行、匯豐北美控股、RBC美國集團控股、道明銀行美國控股、瑞銀美洲控股等非美銀行，但這些銀行卻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SIBs）。

　　包括美聯儲在內的各國金融監管機構對銀行壓力測試目前所依賴的主要標準來自于“巴塞爾協議Ⅲ”。金融危機后，為防范“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風險，《巴塞爾協議》將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CET1）由原來的2%提高至4.5%，一級資本充足率由4%提高至6%，但8%的總體資本充足率保持不變；不僅如此，“巴塞爾協議Ⅲ”還對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提出了附加資本的額外要求，即將G-SIBs分為1~5個檔次，每個檔次對應的附加資本比例分別是1%、1.5%、2%、2.5%及3.5%。美聯儲所謂的銀行壓力測試達標，首先就是指參試銀行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須滿足4.5%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對美國最大的六家銀行摩根大通、花旗、富國銀行、美國銀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美聯儲會給予特別的關注。

　　基于壓力測試的經驗，美聯儲發布了《銀行資本監管改革最終規則》，正式引入“壓力資本緩沖”（SCB）概念，明確美國大型銀行的普通股資本充足率=CET1+SCB+G-SIBs附加要求，其中規定SCB不得低于2.5%。從最新的29家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名目看，第五檔長期空缺，摩根大通進入到了G-SIBs最高檔即第四檔，處在第三檔的有花旗銀行、美國銀行和匯豐銀行等，高盛集團、德意志銀行和巴克萊銀行等位于第二檔，美國道富銀行、瑞士銀行以及瑞士信貸處在第一檔。

　　測試情景指標日臻完善

　　美聯儲所設想的壓力測試情景框架中，既包括國際經濟與世界貿易等重要指標，更包括國內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等核心要素，既涵蓋貨幣市場利率等主要因素，也納入了資產價格等關鍵因子，目前共計69個指標，測試過程中，這些指標因素都會通過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等傳導路徑對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產生重要影響，最終銀行的資產負債狀況則通過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資本充足率、一級杠桿率、補充杠桿率等指標顯示出來，美聯儲便可借此甄別和評估未來九個季度在極端不利的情景下銀行在資本水平、吸收損失能力以及收入和支出等方面的彈性力度。

　　總體來看，壓力測試情景包括基線情景和極端不利情景兩種，前者是指較大概率可以出現的情景，相應的指標設定水平與現實的差距不會太離譜，而后者產生的概率程度則小得多，只是所對應的指標狀況更惡劣一些。盡管如此，美聯儲還是更側重關注極端不利情景，通俗地講就是已經想到了銀行可能遇到的最壞情況，因此，美聯儲采用的銀行壓力測試指標嚴酷性遠超現實水平。以最近三年論，美聯儲設定的測試情景是：全球經濟下降4%，美國GDP負增長5.9%，失業率升至10%，商業地產價格暴跌40%，房價暴挫38%，股市下跌55%等，按照歷史經驗，這些壞數據只會極少出現在經濟嚴重衰退時期或金融危機高峰時段，而最終三年測定的一致性結果是，雖然大型銀行的整體一級資本充足率均在強大壓力沖擊之下有所下降，但降幅只在2個百分點左右，并且所有銀行的CET1遠遠保持在4.5%之上。

　　當然，在壓力測試的指標矩陣中，美聯儲一定會有所側重。由于疫情之后越來越多的美國企業傾向于更靈活的辦公安排，金融、信息技術、房地產和行政管理等白領行業所需的辦公空間持續減縮，時至今日美國主要城市的辦公室入駐率還停留在疫情前約50%的水平，辦公樓空置率達到了20%，加之美聯儲加息帶來的貸款利率上升，美國商業地產價格連續多年陰跌，受到影響，繼去年硅谷銀行、簽名銀行等六家美國銀行倒閉后，費城共和第一銀行又在今年4月走上不歸之路，同時紐約社區銀行的股價也因商業地產價值的萎縮而出現罕見的波動。于是，商業房地產成為了美聯儲今年壓力測試的重中之重。雖然商業地產40%的價格跌幅從數字上看可能沒有什么感覺，但給銀行所產生的資本損失卻是金融危機期間損失率水平的三倍之多。

　　適時引入一些關鍵指標也是美聯儲壓力測試情景越來越具有針對性的重要表現。壓力測試推進的最初五年，美聯儲因未能深入觀察銀行在利率飆升時的表現而飽受批評，于是從2014年起，壓力測試增加了利率升高風險這一變量指標，同期納入測試場景的還有美國5年期國債收益率變化指標，以此為基礎，從2023年開始，美聯儲增設了銀行所面臨“市場沖擊”的測試情景，包括利率與短期國債收益率大幅上升以及美元出現大幅貶值，重點測試的是在極端的貨幣資產環境中，大型銀行能否承受住最大或者幾個交易對手方破產的危機壓力。另外，今年美聯儲又引入了稱為“探索性分析”的壓力測試框架，重點檢測與評估銀行在融資壓力和對沖基金倒閉等假設性沖擊下的表現。

　　接下來，美聯儲還會進一步豐富壓力測試指標，其中最有可能納入進來的是全球氣候變化壓力指標。據悉，紐約聯儲、美國財政部金融研究辦公室以及紐約大學等機構已共同編制出氣候變化壓力測試的模型，基于氣候變化的物理影響會導致經濟活動的中斷，以及經濟向低碳環境轉型會導致政策變化，進而必然會給金融部門帶來系統性風險的判斷，該模型設計了全方位氣候風險函數，代入壓力測試框架后便可發現銀行資產最易受到沖擊的部位以及總體資本缺口，最終檢測出銀行的吸收損失以及接續放貸的能力。

　　測試結果與監管應用緊密掛鉤

　　銀行壓力測試是對銀行提出前瞻性風險監測與預警，對于銀行而言，接受壓力測試，等于就是將自己放在了最嚴酷的極端情景中，而在如此情景中還能夠消化損失并維持運營，尤其是還可以繼續向家庭和企業提供足額信貸，說明銀行并不存在讓市場憂慮的風險，相反具備了強大的資本實力，而這樣的銀行也必然會贏得公眾更多的信任，并呈現出良性循環的發展態勢。對于美聯儲而言，作為手中所掌控的風險管理核心工具，壓力測試可以讓監管與測試結果實現緊密關聯并確保監管的真實落地。

　　首先，美聯儲可以靈活調控參加測試銀行的資本支出計劃。壓力測試結果與資本支出計劃高度聯動，對于測試結果完全達標的銀行，美聯儲會在股息與紅利分配、股票回購上給予完全放行，大股東與銀行高管獲得更多回報后也會提升風險管理意識，同時通過股票回購還能進一步增大銀行的資產規模，正向激勵功能由此得到充分釋放；對于那些測試結果勉強達標的銀行，美聯儲會對其資本支出計劃給予“有條件批準”，若在規定時間內（通常為半年）滿足了測試要求，美聯儲也會自動解除短期限制；對于那些嚴重弱于壓力測試指標的銀行，美聯儲會禁止分紅派息，同時處以懲罰性措施，如強制性從外部注入資本并稀釋原股東股權等。

　　其次，美聯儲可以實現對參試銀行的差異化資本監管。美聯儲在壓力測試后引入了“壓力資本緩沖”概念，除了重點關注測試后大型銀行的整體資本充足率以及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外，美聯儲還會重視測試銀行在其他重要指標如SCB、G-SIBs附加要求等指標的滿足狀況，這也就意味著，即便是測試銀行測試后顯示出的CET1或者整體資本充足率再高，如果SCB、G-SIBs附加要求等未能達標，也同樣會觸發美聯儲的分紅派息政策禁令，這種不留任何風險盲點的監管無疑有助于提升銀行業的整體健康水平。數據顯示，經過壓力測試，過去10年中，美國大型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水平不斷提升，尤其是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平均得分由227上漲到了231，呈現出穩健上升的趨勢。

　　再次，美聯儲可以應時調整金融監管的柔韌度。美國大型銀行截至今年已經歷16輪壓力測試，雖然參試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的意識以及預防風險的警惕性不斷增強，但由此承受的壓力也非同一般，尤其是去年7月美聯儲等金融業主流監管機構發布了一攬子改革提議，意欲將資產規模1000億美元以上的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再增加約16%，此舉也引起了華爾街金融機構的集體反對，它們認為更高的資本金要求可能會增加銀行的負擔，提高客戶成本，抑制貸款活動，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并削弱美國銀行與國際競爭對手的競爭力。但可喜的是，今年參加壓力測試的大型銀行如過往一樣集體達標，說明自身對風險具有足夠的承受與分解能力，也增加了要求美聯儲不再提升監管力度的籌碼。據悉，美聯儲已擬定好了一份文件，準備將CET1的增幅從原定的16%降至5%，預示著美國銀行業即將迎來更為寬松的資本監管環境。

　　最后，美聯儲可以就加強對中小銀行的監管試水探路。截至目前參與測試的美國銀行都是資產規模超過1000億美元的大型銀行，但最近兩年接連引爆市場風險的又恰恰是中小型銀行，之所以如此，就是為美聯儲壓力測試中最關注的指標即商業地產風險在中小銀行身上呈現出了更大的敞口，而且像第一公民銀行以及紐約社區銀行等都是在收購了問題銀行后資產規模便沖上了1000億美元，只是來不及進行及時的壓力測試就發生了爆雷事件。因此，從關注“大而不能倒”到警惕“小而不能倒”，將大型銀行壓力測試的成功經驗有效移植到中小銀行身上，可能是美聯儲接下來強化監管的重頭戲。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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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許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