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張濤 路思遠
單就政策變化而言,二季度無疑是近年來少有的政策高光期,包括國務院“517”房市新政、財政部發布《關于公布2024年一般國債、超長期特別國債發行有關安排的通知》明確2024年超長期特別國債發行安排,央行通過《金融時報》《貨政報告》等渠道頻繁提示長期國債收益率過度下行的市場風險,并就央行在二級市場開展國債買賣做了明確說明。不過可能是“審美疲勞”的原因,市場預期并未發生明顯的趨勢性變化,上證綜指繼續在3000點附近波動,匯率則繼續停留在每日中間價日內2%最大貶值的水平,而10年期與30年期國債收益率則分別下行至2.2%、2.4%歷史新低。
首先,當前拖累市場預期因素十分復雜,但其中有三個方面對市場的定價邏輯影響較大。
一是本輪房市調整的時長。美國和日本經驗顯示出兩條截然不同的房市調整路徑,兩國房價均是經歷5-6年累計上漲近50%之后,轉入下行趨勢,美國房價從峰值至底部,用了5年時間,房價調整幅度近25%,而日本的調整時間超過了25年,房價調整幅度更是超過50%。中國的情況是,已經調整近3年,調整幅度超過10%,若參照美日經驗,對于中國房市的調整就還需要耐心。
圖1:中美日房市調整周期比較
二是資產荒的特征更為明顯。截至5月末,社融的投放速度由年初的36.1萬億/年降至33.1萬億/年的水平,在下降的3萬億中,37%來自企業端、57%來自居民端,反映出微觀經濟主體的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還在調整,再疊加政府債券發行節奏,市場階段性面臨較明顯的“資產荒”局面,進而出現了國債被追捧的行情。
表1:三部門的融資情況(單位:萬億/年)
三是外部的影響。雖然主要經濟體的加息均基本結束,而且G10貨幣中,瑞士央行、瑞典央行、加拿大央行與歐洲央行均已開啟降息周期,不過由于美聯儲一再延后降息,先期降息的主要央行并非要與美國利率周期脫鉤,因此他們對降息路徑均采取了十分謹慎的態度,相應人民幣始終面臨來自內外利差的壓力。
圖2:中美利差與匯率的變化
其次,我國的貨幣政策轉入新框架形成階段。
6月19日的陸家嘴論壇上,潘功勝行長做了題為《中國當前貨幣政策立場及未來貨幣政策框架的演進》主題演講,從貨幣政策調控的中間變量、利率調控機制、貨幣政策工具箱、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體系和政策溝通機制五個方面,對未來的貨幣政策框架進行闡述,其中十分明確地表示要淡化數量目標在貨幣政策中間變量低位,更加注重利率目標,并且將政策利率明確為央行7天期逆回購操作利率,單就新框架內容而言,更加與全球主要經濟經濟體貨幣政策框架內容趨同。
按照新框架,央行的政策導向將集中在短期操作利率的變化上,那么政策信號能否有效得以傳導就十分關鍵,而二級市場買賣國債以及已經陸續創設的17項結構性工具使得央行的數量工具極為豐富,足以夠給利率工具提供應有的支撐,所以難點在兩者的協調,即央行需要盡快構建出其資產規模、資產結構與政策利率的盡可能清晰明確的關系。從二季度長期國債市場的變化來看,很顯然這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圖3:央行資產規模與政策利率水平的變化
第三,金融轉入收縮期。
截至一季度末,我國金融業資產規模占GDP比重為363%,上年末為366%,銀行業資產規模占GDP比重為327%,上年末為331%,均有所下降,如果按照今年前5個月信貸和社融投放的趨勢性變化,估計到年底兩個比重還將進一步下降,即金融業由依靠規模擴張的發展階段轉入結構調整階段,在這轉換階段,金融結構資產結構、負債結構以及資產負債的配比關系均會發生劇烈變化,金融市場的波動也會更為復雜,而市場參與者需要用新邏輯來認識、理解市場波動,由此在一定時期內,這個正反饋變化會一直持續。
圖4:金融業、銀行業資產規模與GDP的比重
綜上,二季度市場的主線就是金融敘事起變,換而言之,二季度具有典型的“拐點”性質,對于經濟運行而言,金融的拐點變化必將帶來總量與結構兩方面的沖擊。
來源:澎湃新聞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現任職中國建設銀行金融市場部,本專欄觀點與所屬單位無關)
責任編輯:曹睿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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