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杰

　　深圳商報記者 錢飛鳴 吳吉 吳素紅

　　深圳何以成為企業家之城？比亞迪的發展如何突破制約？如何看待深圳的增速放緩？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3周年前夕，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理事、深圳市原副市長唐杰教授接受深圳商報專訪，一一做出自己的解讀。他坦言，深圳產業的成功“秘密”就是分工專業化的“滾雪球”，眾多企業圍繞產業集群發力，在分工體系中找到“滾雪球”帶來的發展機遇。

　　成為企業家之城，不只是因為世界500強

　　深圳商報：深圳被稱為“企業家之城”，財富世界500強的數量一直是一個有力注釋。在今年財富世界500強的最新名單上，深圳有11家企業上榜。從2008年的平安首度上榜開始，在15年期間，深圳世界500強企業的數量由1家增長到了11家，而且絕大部分是民營企業。對于企業家之城的稱號，您是如何解讀？

　　唐杰：如何定義企業家？我是這樣理解的，企業家能夠捕捉到一個時代的信號，能夠有效組織推出新技術、新產品和新的商業模式。深圳不是因為有了11家世界500強，就成為企業家之城，而是因為深圳有太多的創新創意企業家，造就了一個能夠代表創新精神的大企業群體。

　　深圳的世界500強，都是隨著城市成長，然后反過來支撐這個城市增長。深圳的500強企業，第一個特點是它有深圳的內生性，主要在深圳創業成長。第二個是這些企業和深圳的產業有著非常深入廣泛的聯系。

　　在一個沒有土地空間的城市里發展汽車產業

　　深圳商報：提到世界500強，不能不提比亞迪。10年前，王傳福說比亞迪要做世界第一，您當時在一次演講時說并不相信。您也說過，就是因為比亞迪成為了這個行業的世界第一，所以深圳也就成為了新能源之城。您能否對比亞迪的成長進行剖析？

　　唐杰：10年以前，很少有人能夠想象得到，新能源汽車在汽車銷售當中的滲透率會超過1/4；也很少有人能夠想到，2022年深圳每兩位新車主就有一人選擇新能源汽車。王傳福是優秀企業家，就是因為他洞見到這個并不遙遠的未來。王傳福更難得的特質，就是能夠承受住困難，在前景尚不清楚的情況下，堅持再堅持，一路走到今天。王傳福的故事對深圳而言，說明了企業家的意義。

　　當年比亞迪要在深圳造車，具備一種難得的想象力。比亞迪收購的汽車制造廠在西安，整體研發和運營在深圳。這就創造了一個在土地空間有限的城市發展汽車產業的范例。我們現在說，深圳是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車產業基地，西安是中國最大的新能源汽車生產城市之一，比亞迪確實是空前地創造了一種新模式。

　　當時王傳福說要成為中國第一、世界第一的時候，為什么很多人不相信？第一是他有多大能力？第二是成為世界第一需要什么樣的條件？當時我問過王傳福這樣的問題：比亞迪可以白手起家做新能源車，為什么汽車大廠做不了新能源車？他底氣十足地說，汽車大廠已經高度碎片化分工了，要推一個新能源車的時候，誰給你生產零部件？市場需求量很小的時候，沒有一個供應商會給你生產零部件。他說：“比亞迪可以做，是因為比亞迪不僅有研發能力，還有相對完整的生產體系，可以把車做出來。”事實上，2010年比亞迪純電汽車銷量只有33輛，比亞迪就是憑借著自己的生產體系生產出樣車，然后不斷擴大生產規模。2018年，比亞迪純電汽車銷量就達到了9.48萬輛。

　　當年我個人不相信的理由是，全能企業效率不高，分工效率才高。王傳福的故事告訴我們，逆分工是可以成為世界第一的，將燃油車社會分工濃縮到比亞迪內部分工，將研發和生產統一起來就可以創造出世界第一。當產能逐步擴大，就會有人加入分工體系。比亞迪出一套技術、出一套標準、出一套體系。然后，又開始從 比亞迪內部分工轉化為發達的社會分工。2019-2022年，比亞迪純電汽車年銷量從14.61萬輛飆升至82.28萬輛，4年增長5.6倍，帶動形成了深圳新能源汽車產業鏈上下游分工體系，集聚了8900余家從研發到生產及銷售的新能源汽車企業。深圳企業在電池材料、電控核心原件、電機驅動系統、車載電源、車載信息領域等環節都精準卡位，在多個細分領域實現了重要領先優勢。

　　深圳商報：從華為到騰訊，再到現在的比亞迪，為什么深圳企業家總是能踩中風口，從而誕生引領性的企業？

　　唐杰：深圳有一個特點，像王傳福一樣有洞察力的企業家開啟了一個行業的增長模式后，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給越來越多的企業提供了空間，產業邊界不斷蔓延，將各行各業串聯起來，編織成一個巨大的網。眾多企業圍繞著產業集群，不斷地添磚加瓦，把產業鏈條越做越長。產業集群類似于滾雪球，越滾越大。我覺得，這是深圳產業成長的“秘密”。這個“秘密”，就是分工專業化。

　　深圳商報：還是回到車的話題，分析新能源汽車的發展路徑。您在一次演講中提到智能汽車，從新能源汽車到智能汽車，深圳能夠繼續處于領先位置嗎？

　　唐杰：現在的造車新勢力，汽車背景和信息產業背景的企業各占一半，這兩個產業正在融合當中。傳統燃油車的零部件數量，大概有10的4-5次方個，未來新能源汽車的零部件可能降到10的4次方以下。這是芯片集成度不斷提高造成的，是燃油車不可能實現的進步。十多年前，王傳福就堅信汽車產業的革命會發生。這種革命不僅僅表現在動力方面，更突出地表現為，汽車會成為可以行走的計算機，智能汽車就是機器人。大量前沿突破性技術的集成，深圳完全有可能在全面的自動駕駛技術革命中取得領先優勢。

　　此外動力電池核心是個材料技術，當材料技術一波又一波滾動融入新能源產業，我們看到了深圳的相關產業越做越大，未來會成為影響更加廣泛的儲能技術，會帶動更多的企業和細分化行業的崛起。這些企業只給比亞迪供貨嗎？不是，它們會變成全國甚至是全球在某一個領域方向的細分化冠軍。

　　增速放緩不是問題，而是正常的規律

　　深圳商報：這幾年，深圳經濟的增速基本上是和全國保持一致。和過去相比，增速由兩位數變為個位數。我們該如何看待這種增速上的變化？

　　唐杰：這是個很復雜的問題，復雜在于增長過程疊加了幾種周期性因素。

　　第一是成長周期。從模仿走向創新的時候，速率就會降慢。道理很簡單——你跟著別人后面走，前面的雷別人都探過了，你當然可以跑。從模仿走向創新，從規模化生產走向創新，速度是會下降的，你要花很多的精力去做你過去沒做過的東西，而不能走前人已經走過的路。

　　第二是技術性周期。全球大規模的技術革命，大家一般都會接受50年這個長周期。改革開放，我們正趕上了大規模科技成果產業化的時期，這有利于深圳進入快速增長的過程。深圳先是發揮比較優勢去做傳統產業，很快就抓住了全球增長最快的信息通訊技術產業。產業自身是有生命周期的，進入一個成熟期之后自然就沒有那么快的增長。

　　第三是投資角度的短周期。從財務平衡考慮，如果機會還沒成為一個巨大需求，經濟就會調整，這個周期大約是8到10年。

　　從特區建立初期的年均60%，現在下降到6%，深圳經濟增速的確是在緩緩下落。高收入地區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與之對應的一定是中低收入地區的增速加快，這不是問題，它是一個正常的規律，只有這樣才能夠解決經濟不平衡的問題。當深圳說擔心減速的時候，其實我們要看看周邊是不是發展得更好了。當然，我們還要看到的是，增速放慢的深圳，每年GDP的新增量還在不斷創造出新紀錄。深圳的GDP超過1萬億元時，經濟增長率15%，每年的新增量是1500億元；超過3萬億元后，經濟增長率6%，每年新增量是1800億元。

　　臨深片區不是單純的樓市概念，也是產業概念

　　深圳商報：和增速相關，對于深圳的關注繞不開企業外遷或者外溢，您如何看待這個話題？

　　唐杰：和周邊比較，當我們增長越來越快，財富聚集越來越多的時候，我們成本不就會比其他周邊城市要高嗎？企業自然要算賬：在深圳能夠獲得更高的利潤嗎？我們走訪企業，會看到企業是這么算賬的：生產的哪些環節在深圳效率更高？哪些是成本更高？一般結果是，留下并擴大高效率的環節，遷出成本高的環節。

　　我們經常討論一個現象，就是華為“出走”松山湖，但是其實還有一個相向而行的企業，那就是OPPO來到深圳。從最初200人到現在過萬人，OPPO的創新中心或者叫領導力中心就在深圳。OPPO在深圳要干什么？是從做手機發展到做萬物互聯。OPPO意識到，借助深圳“創新之都”的人才優勢實現快速發展。深圳擁有更豐富的軟件型人才，有更貼近前沿硬件市場和產品開發的綜合性人才，以及具有把握科技創新前沿視野的戰略性人才。TCL是惠州第一家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研究開發主體和全球運營中心聚集在深圳。

　　這是企業的內部分工，但也是城市之間的分工。這些企業的部分創新主體在深圳，大規模制造在外面。這樣的一個過程是好還是不好？是深圳空心化了嗎？應該不是。從TCL、OPPO、華為都可以看到，我們和東莞惠州形成了特別好的分工合作。是一騎絕塵好，還是三匹駿馬齊頭并進好呢？這值得研究。

　　企業外遷問題從道理上看很簡單，從感情上看很困難，從操作上看很復雜。操作復雜是因為要解決再就業問題，要解決可能引起的經濟減弱問題。助力企業升級是否都能順利再上臺階呢？政府補貼一段時間，企業還不能升級，結果也就在所難免。壯士斷腕是因為不斷腕就會危及生命，產業結構調整也是如此。

　　如果一個生存了幾十年的企業碰到這種狀況，大家在感情上都會難以接受，但還是要向前走。總有一些在轉彎處被落下的企業，有些產業、行業慢慢都不存在了，停留在這個產業或者行業當中的企業，慢慢也就會被淘汰，這是一個痛苦但是必須要面對的難題。政府要認真解決操作上的難題，讓企業有更多機會能夠鳳凰涅槃，讓下崗失業員工能夠盡快再就業。

　　深圳商報：談到深圳都市圈，您曾經用“臨深片區”對深圳的產業輻射力做過一些解讀。深中通道馬上開通，深珠通道也在規劃論證，高鐵更是將空間距離轉化為時間距離。關于臨深片區的擴容，我們怎么來看待這種現象？

　　唐杰：在現實中，都市圈不僅僅是一個生活上的概念，也是一個產業上的概念。在城市沒有發展起強大的CBD以前，職住平衡是個很自然的理念。大城市都在算賬，畝產要更高，不僅是每平方公里的GDP要高，稅收也要高。高的結果是什么？就業更加密集，產業更加密集，CBD的房價就這么上去了，職住平衡的理念就會自然而然地發生變化。住在福田中心區、住在南山太貴了，到龍崗、到坪山、到東莞和惠州臨深片區就成為一種趨勢。

　　所謂臨深片區不一定就是單純的住宅區，同樣具有產業功能，可以復制城市沒有出現CBD以前的那種職住平衡……這是個很復雜的問題，但它是個現實的問題。以佛山和廣州天河之間那條地鐵為例，它就帶動了天河金融區向佛山擴張，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趨勢——它不僅僅是一個民生的居住遷移，它是產業擴散，而且是產業有選擇的有序擴散。

　　深圳城規院做了一個特別經典的調查，發現深莞惠邊界出現了一個共有的區域，這個邊界面積超1500平方公里，居住了1000萬人。當我們越過行政邊界來看城市的時候，就會發現城市是連綿不斷的，每個人都會考慮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方便，企業能否迅速發展。

　　假如我們這樣看的時候，有一些企業搬離深圳是問題嗎？可能不是。我們要從更大的視野來看這樣的事，很難簡單地說好還是不好。因為當你把尺度一放大，好和不好會發生調轉：一個企業離開深圳如果獲得更好的發展，把它留在深圳可能就是不好的。

　　未來的城市轉型就是人才轉型

　　深圳商報：談到人的問題，深圳現在要統籌解決“需要什么人才”和“人才需要什么”這兩大問題。站在您的角度來看，這兩個問題應該怎么回答？

　　唐杰：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本質性的問題。深圳面臨未來城市轉型，而轉型就是人才轉型。城市的人才轉型和企業差不多，無非兩種途徑：一個是培養，一個是引進。企業可以自我培養人，而城市需要建大學，需要更多的創新載體。

　　華為尋找技術解決方案，任正非去華東去北京和大學座談，但沒有在深圳座談。看起來深圳還缺少和華為這種頂級企業前沿創新相匹配的科學家和研究機構。深圳需要什么人才？首先是科學家，尤其是錢學森式的戰略科學家。

　　我們還需要有科學思維的工程師，一個新的科學突破發生之后，你苦心積累的全部技術都會被突破；我們需要有科學思維的企業家。企業家可以不是科學家或者工程師，但企業進行大規模創新，企業家的科學技術能力就變成一個重要的基礎；此外，深圳還需要具有工程技術能力的工匠。

　　深圳需要什么人才？這就對深圳高等教育的體系建設提出了要求。我們要有瞄準雙一流的以科學為主體的大學，也要有以工程技術難題突破為目標的大學，還需要能培養出解決具體工藝難題的人才的高校。

　　深圳的制度化建設離不開法治化

　　深圳商報：本次亞布力論壇夏季高峰會，確定的主題是置身于中國式現代化這個宏大敘事。在營造優化營商環境、確立新的比較優勢的時候，深圳在制度創新上有哪些值得推廣的做法？

　　唐杰：為什么深圳可以產生出這種特別發達、細密的分工？大家都知道分工效率高，因為分工會不斷蔓延，越做越大，會出現大中小企業共生的產業形態，會形成一波一波的產業擴張和龍頭企業崛起的過程。分工不是技術是制度，是靠誠信，是我們常說的“重合同守信用”。這就是說，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法治為基礎的。

　　在我看來，法治是深圳過去40多年積累的最重要經驗之一。研究深圳的制度化建設就離不開深圳的法治化建設，法治化不僅僅只有立法、修法和執法，很多地方出了問題找市長，在深圳怎么不找市長？因為法治可以解決，市場可以解決。找市長解決，那是人治。

　　深圳的法治化，在全國走在前面。如果沒有走在前面，我們就很難想象深圳的企業家狀態，很難想象深圳的分工狀態。深圳目前這樣的分工狀態、企業家狀態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個制度性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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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