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從經濟奇跡到后發國家詛咒

　　作者：維舟

　　在世界各大地區中，東南亞很長時間里可能都是最不被重視的。說來令人難以置信，“東南亞”（Southeast Asia）一詞，直到太平洋戰爭期間才出現，而將東南亞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綜合性研究的第一部論著，直到1944年才問世。即便在30年后東南亞已引起世人注目之際，日本學者丸山靜雄仍然感嘆：“在世界的后進區域之中，再沒有像東南亞那樣混亂的區域，它是變化多端而又不統一的。”

　　在那些年里，可能很少人會想到，這里竟會出現經濟奇跡。前些年，亞洲的私人財富規模與投資規模自近代以來首次超越了歐洲，而對很多人來說，東南亞就是了解亞洲財富的最好切入點之一。如今，整個東南亞人口約6.5億，將近中國的一半，去年GDP剛突破3萬億美元，約為中國的五分之一，看似規模并不很大，但它位于從中日韓到印度這一全球發展最快的弧帶的樞紐位置，可說是整個亞洲經濟版圖中最活躍、最有希望的板塊之一。

　　盡管被推到了舞臺的聚光燈下，但東南亞對許多外部觀察者來說仍然是個謎。起初，他們困惑于這樣一個混亂、破碎的地帶竟能孕育經濟繁榮，而當這一繁榮成真之后，他們又困惑于這種經濟成長催生的都市精英未能松動國家機構的角色和權力。這至少表明一點：東南亞的現代化道路有其自身內在的動力，并沒有按照西方國家的教科書發展。

　　英國學者邁克爾·瓦提裘提斯自1979年第一次抵達東南亞，在那里生活、觀察了40年之久，在他看來，這個熱帶世外桃源在很多方面都沒有也不會按西方的普遍預期演進。經濟繁榮及其受益的都市精英，更有效地支撐著強大的國家力量，因為正是這些精英長期獨占著權力與資源，形成一種共謀結構。由于權力的基礎并未擴展到所有人民，身處底層和邊緣的群體開始覺醒，希望自己的需求在一個更廣泛包容的框架下得到滿足，而當他們無法在現有體制下實現愿望時，沖突就出現了。然而，當權者并不愿意就此放松，反而利用危險的社會裂痕來防止自身權力流失。

　　本書的原書名直譯是《血與絲：現代東南亞的權力與沖突》，“血”就是指這種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權力博弈，而“絲”則代表貿易與財富，也隱指與中國聯結的“海上絲綢之路”。與那個詩意的“季風吹拂下的土地”相比，這才是真正的主題：一個經歷了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政治體制和權力結構的變革卻相形滯后，造成了一種難以平息又危機四伏的內在緊張感。

　　這是一個很難讓人輕松得起來的轉折時代。多少個世紀以來，動態多元性一直是東南亞社會的底色，支撐著一個微妙的平衡局面，不同種族、宗教和文化的群體得以和諧共存，避免了在歐洲和中東那種可悲的偏執分裂局面，然而如今，隨著現代化加劇了階層和群體之間的不平等和多元混合帶來的爆炸性威力，不同板塊嘎嘎作響，原先那種穩定眼看著已岌岌可危。

　　憑借著生活的本能，東南亞人清楚地知道這一點。熟悉東西方情感的馬來西亞華人作家歐大旭發現，東南亞不想回憶過去，雖然也關心未來，但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還是現在：“過去是痛苦的，現在是輕松的，這是實際的問題：他們只想好好過生活。”甚至由于前景也日漸不那么明朗，人們有越來越多的理由對未來感到擔憂，就像本書所言，“樂天的西方人全都期待東南亞區域的絢爛與成長，看好它的耀眼未來，而焦慮的東南亞人，無論富有或貧窮，都擔心著潛伏的災難”。

　　雖然東南亞無疑有其特殊性，但這一幕在很大程度上像是19世紀末歐洲的重演：長期的和平繁榮帶來了財富的增長和進步的許諾，但卻在不同國家、民族、階層之間造成了一種日益失衡的局面，而當更多底層人也想起身獲取自己應得的權利時，看到的卻是一個牢不可破的權力結構，這當然難免會帶來夾雜著憤怒、沮喪、挫敗和不滿的復雜情緒。只不過有些國家走向不可妥協的沖突（如俄國），有些國家如英國，則能認清形勢，身段更柔軟地做出回應并逐步賦權，順利過渡。

　　東南亞如果說有什么不一樣，那就是傳統上處理對立與沖突的方式比較特殊：考慮到“面子”，人們發展出復雜的回避沖突機制，一如本書中一針見血指出的，“問題不只是為了避免沖突以保留顏面，更在于利用恐懼與脅迫來抑制沖突”，這既給社會帶來了穩定，卻也使問題拖到更難解決的地步。雖然這保全了顏面，但回避、抑制畢竟并不能真正解決沖突，只是裝作它不存在，迫使它處于一種地下的悶燃狀態。

　　為什么這樣一種狀況能得以維持？根本原因在于：少數精英打造了一個民眾低參與度的社會結構，殖民時代從他國輸入勞動人口的傳統強化了這種特質，使統治者得以專注于控制勞力成本，以便限制社會垂直與水平流動的程度。事實上，華人在東南亞的成功就有賴于此，美國學者約翰·卡迪在其名著《東南亞歷史發展》中早就曾指出，華人“經營工商業的優越能力和他們的宗族團結精神相結合，對于印度尼西亞人要插足商業來說，構成了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

　　事實上，“多元社會”的概念最初就是這么來的。英國殖民官約翰·弗尼瓦爾在英軍1948年撤離緬甸時出版的開創性著作《殖民政策與實務》中完整地描述了這個概念，主張人們“來往但不融合”。現在我們通常會把“多元社會”理解為一種健康的多元化形式，不同理念、文化、血緣的群體都能保有自己的身份認同，融洽相處，但設想一下，如果沒有一個保障平等權利的法律框架，那么這樣一個各行其是的分裂社會，就很容易被權力機制所支配。

　　由此可以回答本書所探究的一個主要問題：“如此大量的資本與產值，為何始終無法促進社會或經濟平等、正義與自由？”答案或許是：經濟繁榮并不必然帶來平等，除非調整社會的權力結構和隨之而來的再分配機制。這個道理其實并不難懂，難的是怎么去做，因為東南亞仍然保留著傳統政治中對權力的那種理解：它是一種絕對屬性，要么就有，要么就沒有，因而無權就喪失一切。這當然會促使人們盡一切辦法抓緊權力，通過那種相對穩固、基礎狹隘且排外的小圈子來統治國家，而不愿意根據下位者的意愿移交或修正權力。

　　這就是后發國家的詛咒：政治體制未能順應經濟增長來做出調整，日漸成為一件緊身衣，但要壓抑身體發育是不現實的，于是這種緊繃感始終揮之不去，表現為一種低烈度的危機四伏。這并不僅僅意味著更多原本邊緣的群體也渴望分享經濟繁榮，還意味著重新界定社會對平等、正義等一系列理念的理解，達成新的共識。簡言之，改革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改革來解決。

　　如果不能順勢而為地擴大民眾參與，那很可能就會助長一種極端情緒，促使那些陷入絕望的人采取更激烈的做法。就像那句柬埔寨諺語所暗示的：“河水高漲時，魚吃螞蟻；低潮時，螞蟻吃魚。”到頭來，當褊狹、憎恨伴隨極端主義而來，就有可能不僅摧毀人們所珍惜的多元社會，轉向排外和倒退，還有可能終結多少年來的經濟繁榮。此時，只有堅定而又靈活地調適，才能蛻變重生，進一步釋放全社會的經濟活力。

　　在《東南亞的貿易時代》一書中，安東尼·瑞德曾在回顧歷史時告誡：東南亞在近代初期那200多年里的繁榮，取決于開放和包容，但當17世紀中后期它對國際時代的依賴退卻，對外部世界不再信任時，那個時代就此漸漸落幕，“貿易時代最明顯也是最深刻的變化發生在宗教和思想領域”。這是一個值得吸取的教訓：在時代的十字路口，只有向前走，才能看見希望，而最有希望的變革，就是人們在思想上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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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