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殷劍峰：人口問題案例——安靜、干凈和沒勁的日本

　　來源：首席經濟學家論壇

　　殷劍峰為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剛剛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并不讓人欣慰，因為未富先老的格局沒有變，勞動力負增長的態勢沒有變，在不遠的未來幾年總人口負增長的前景沒有變。筆者自2016年就一直關注人口問題的典型案例——日本，這里就以人均GDP高我們數倍的日本為例，綜合談談人口問題對經濟、金融、財政和收入分配的六大沖擊。

　　日本自1990年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達到頂峰后進入快速老齡化，1996年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開始負增長，隨著生育率的繼續下降，2009年總人口負增長。在人口老齡化和負增長的三十多年時間里，日本實際GDP幾乎零增長，名義GDP是負增長，日本被經濟學界當作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的典型案例。

　　人口問題的第一個沖擊是在供給側導致潛在增長水平的持續下降。日本潛在增長率自上世紀80年代的6%左右下跌到90年代初的3%，再跌到新世紀的不到1%，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口問題。人口問題對供給側的直觀影響就是勞動力數量的減少，由于人均GDP=勞均GDP×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在勞均GDP（GDP/勞動力數量）不變的情況下，老齡化會直接導致人均GDP下降。

　　人口問題對供給側的另一個經常被忽視的影響是技術。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陷入長期停滯，這恰恰是第三次信息技術革命在全球如火如荼的時期。日本信息技術之所以落后，同政策失誤有關，但根本在于人口問題。可以想象，一個充滿老大爺老大媽的社會，如何需要那些有著各種新奇功能的智能手機呢？另外，即使在傳統制造業也可以看到日本的衰落。例如，機器人技術日本曾經是全世界一流，但機器人的普遍使用卻是在人口眾多的中國。一個人口老齡化、人口負增長的社會可以有很多以往人口紅利時期繼承下來的發明專利，但這些專利只有在人口眾多、人口年輕的經濟中才會變成推動經濟增長的現實動力。至于新的發明創造，基本不要指望了。

　　人口問題的第二個沖擊是在需求側使得總需求的持續萎縮。研究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經濟學家過去都忽視了人口問題對總需求的影響。在日本長期停滯的三十年時間，經濟總支出平均增速僅為0.5%左右，資本形成更是負增長。

　　人口問題造成總需求萎縮的原因非常直觀，因為老年人的消費一定少于年輕人。尤其是耐用消費品和住宅，在老齡化的社會，這些都屬于很容易過剩的商品。例如，在住房方面，根據日本政府的數據，2018年日本住房空置率已經高達13.6%。既然商品過剩，生產這些商品的機器設備廠房也都將過剩，因而不會有新的投資，投資就成了總需求中萎縮程度最大的成分。

　　人口問題的第三個沖擊是持久的通貨緊縮。在三十多年停滯的過程中，日本一直經歷著痛苦的通貨緊縮。三十多年來，日本的核心CPI是負增長，耐用消費品價格和土地價格下跌一半。安倍曾經希望通過所謂的“三支箭”（刺激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結構改革）來提高物價水平，但無濟于事。

　　持久的通貨緊縮表明，日本的總需求萎縮得比總供給更快。那么，為什么日本擴張了三十年的財政貨幣政策不能使經濟擺脫通貨緊縮呢？這有三個原因：其一，政策的方向完全錯了。如前文《通脹是青春痘、通縮才是老年斑》中所說，日本擴張的貨幣政策買了財政發行的國債，財政又支出給了不消費的老年群體；其二，總量的貨幣政策無法改變結構性的物價下跌，即耐用消費品和土地價格的持久下滑；其三，由于投資需求萎縮，私人部門不愿借貸，因而信用難以擴張（參見前文《貨幣主義公式為什么是錯的》）。

　　人口問題的第四個沖擊是利率水平的持續下降，乃至零利率和負利率。日本貨幣市場利率自1995年就跌到零附近，2015年安倍搞了“三支箭”后迅速變為負利率，甚至連長期國債收益率也跌到零以下。

　　利率的持久下滑不僅僅是貨幣政策操作的原因，其決定因素還是資本回報率和經濟潛在增長率。在一個人口老齡化、人口負增長的社會，資本投資的回報率必將不斷下降，這決定了整個利率中樞不斷下降。另外，利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也有一個最簡單的公式：i<g< font=“”>，因為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債務才是可持續的。否則，如果i>g，則債務發散，經濟崩潰。

　　人口問題的第五個沖擊是房地產價格的暴跌。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的1990年恰恰是日本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達到頂峰、開始進入快速人口老齡化的年份，此后，日本房價地價就一蹶不振。房地產泡沫破裂與人口結構拐點的重合并非巧合，美國次貸危機也發生于二戰后嬰兒潮一代退休、人口拐點出現的2007年。當然，有兩個主要經濟體沒有在人口拐點出現時發生房地產價格暴跌：一個是德國，這是因為德國對住房信貸嚴格控制；一個是中國……

　　房地產價格會因人口問題暴跌，但股市和匯市未必。股市方面，雖然日經指數尚未回到1990年水平，但較2009年的最低點位已經漲了4倍多。股市之所以迥異于房市，一則是因為日本央行的低利率政策，由于股價=未來現金流/利率，再糟糕的公司業績，也無法抵擋零利率、負利率對股價的支撐；二則是因為股票總有人買，而房子終究會沒人住。匯市方面，自1995年迄今，日元兌美元處于一個微微升值的態勢，其原因之一就是人口問題對供求兩側的不對稱沖擊：受沖擊最大的是內需，在供給側尚有比較優勢的情況下，日本長期維持著經常項目順差。

　　人口問題的第六個沖擊是財政負擔和政府杠桿率的持續上升。1990年泡沫破裂后，由于人口問題，加上需要以擴張政策支撐經濟，日本財政赤字就不斷擴大。2020年，日本政府杠桿率就已經達到近300%，遠高于美國、歐元區等主要經濟體。日本也是實踐MMT（現代貨幣理論）的典范，得益于日本央行無止盡購買國債的政策，日本財政的利息支出在過去十年未升反降。

　　然而，日本財政政策最大的問題在于支出結構。在日本財政支出中，最大的科目是給予老年人的社保支出，并且，這一支出不斷增加。相反，能夠提高技術水平、能夠讓年輕人受益的教育科研支出在過去20年里沒有絲毫增加。這種財政支出結構也是日本技術進步落后于美國、歐洲和中國的原因之一，年輕人愈發沒有希望，愈發缺乏創新動力。這種支出結構難以改變，因為老年人越來越多，執政黨的黨魁自己也年近花甲，更要討好老年選民。

　　雖然日本是人口問題和長期停滯的典型，但不得不說，能夠在三十多年間保持人均GDP的穩定，保持很低的基尼系數和社會穩定，也堪稱典范。換成歐美其他經濟體，估計都不會比日本做得更好。當然，即使如此，筆者也不喜歡去日本。

　　上一次去日本除了去東京訪問日本央行、財政部及其他幾個部委之外，還去了奈良這樣的小城市。東京之外的日本給筆者的感覺就是“安靜、干凈、沒勁”。據說，日本的自殺率也很高，難怪《非誠勿擾》中的笑笑非要大老遠地跑到北海道去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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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