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昉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大家上午好！我們發展財富，管理財富，增值財富，歸根到底目的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個基本要求，所以我圍繞《共同富裕三途》講幾點看法。其實走向共同富裕有多途，我想強調三個途徑，和我們當前面臨的挑戰相關，我們通過這三方面能夠加快共同富裕的推進。

　　其一，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

　　要保持經濟增長在合理區間，實現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確定的2025和2030、2035兩個GDP目標，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和基礎。按照潛在增長能力，預測未來想實現兩個目標應該在15年里保持4.7%到4.9%的速度。按照目前趨勢，根據產品要素、人力資本、生產率等提高的幅度來測算到2035年會達到的目標。

　　從這一點看，第一，“十四五”結束的時候人均GDP可以達到13000—14000美元，實現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第一個目標。2035年，人均GDP會接近于22000美元，非常接近所說的進入中等發達國家，但略差一點。未來潛在的能力不是定數，通過改革可以獲得改革紅利。如果通過一些必要的改革提高了潛在增長率，可以在2025年實現人均GDP比14000美元多一些，到了2035年人均GDP可以接近于23000美元，這樣就達到今天葡萄牙人均GDP水平，算進入到高收入國家中間這一組的門檻。這是我們必須達到的目標，也是通向共同富裕的一個基礎。

　　第二，增長要同步。有時候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是可以分離的，歷史上GDP的增長和居民收入的增長常常是分離的。但黨的十八大以后，我國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長就同步性非常強，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兩者保持了非常好的同步。只有保持了這個同步，才意味著人均GDP的提高可以轉化為居民收入的提高。這是基本，為此要繼續調整國民收入結構，提高居民收入的份額以及勞動報酬的份額。

　　第三，要分配。黨的十八大以來，基尼系數有所下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所下降。但下降幾年后就已平緩，目前基尼系數保持在0.46多的水平。但基尼系數不降到0.4以下，就不是一個合理的收入分配結構，因此還要繼續努力。但初次分配領域不太可能把收入差距降到這個水平。從OECD國家的經驗來看，如果把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數展示在那，發現有的國家在0.4以上，有些甚至超過0.5，如果不標明國家，有人會認為是拉美國家。要想把收入結構改善到合理水平，最終還要借助再分配的手段。因此，從現在開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發展階段，再分配應該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手段。而且，很多發達國家的經驗也顯示，經濟增長也好，技術變革也好，全球化也好，都可以做大蛋糕，但都沒有自然而然分好蛋糕的機制，所以再分配手段必須有所訴求。

　　其二，促進和擴大社會性流動。

　　這點在黨的十九大已經明確提出，促進社會性流動。它的含義是什么呢？就是歷史上講流動的時候講的是橫向流動，農民工從原來務農轉移到非農產業、小城鎮、中等城市、大城市、沿海地區，這是橫向。但是在橫向流動中也有縱向，收入提高了，身份、地位也提高了，有些在崗位上獲得了更高的提升。

　　但是那個時候，第一，教育水平改善速度非常快，有普九，有高校擴招，讓更多的人進入教育序列當中。第二，經濟增長非常快，蛋糕做得非常大。現在我國已經進入中等增長、中高速或者中速的增長時期，勞動力的流動也顯著放慢。在這個時候，應該關注的是向上的流動，縱向的流動就更加重要。如果沒有切實的手段，社會性流動容易變成零合博弈，相當于擠一輛公共汽車，你擠上來我就掉下去，這種現象會發生，也會產生社會沖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關鍵在于社會流動。宏觀來看，每個組都提高是今后必須保障的，不能做到這點就不能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從微觀上，每個家庭也不斷增加收入，但今后可能會具有零合博弈的性質，有沒有可能一些家庭的收入改善明顯慢于其他家庭，有些從中低收入群體到次高收入群體，這是關鍵，也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關鍵。

　　我們提出，應該進入到一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計劃，從數量上說，我們完全可以實現這個倍增。我簡單介紹一下：第一個，是脫貧之后的農村低收入群體。黨的十八大以來，大概有接近1億的農村絕對貧困人口脫貧，脫貧以后絕大多數不是貧困人口，但仍是低收入群體，如何讓他們逐漸進入到中等收入群體中非常重要。十八大以來在脫貧的人數有近一億人，還有一些反復脫貧，還有以前的低收入群體，規模相當龐大，一定是以億來計的人數。按照OECD的相對貧困標準，就是居民收入中位數的50%。按照我們的情況看，2019年的中位數，農村是14000元多一點，它的50%就是7000元多一點，明顯大幅度低于最低20%的家庭。2020年之后這個情況好多了，但是假設農村還有30%的家庭，或者30%的人口還處在相對貧困線之下，就意味著這是1.5億以上的人口。如何讓這些人口逐漸進入到中等收入群體呢？數量非常可觀。

　　第二個倍增是進城的農民工，按照2020年平均工資標準，他們是4500元多些，當我們說中國有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的時候，其實月收入就已經是它的下限了。因此農民工也勉強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群體，但是他們沒有得到充分的社會保障，很多基本公共服務的享受也不均等，只有把他變成城市居民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等收入群體，否則的話他是非常不穩定的。去年因為疫情的原因，造成外出農民工和住在城鎮的農民工顯著減少。這部分人如何迅速把他們變成中等收入群體，意義非常巨大，足以實現倍增計劃。

　　第三個倍增是讓老年人過上中等生活。人口普查后，老年人口比原來想象得大，老齡化程度比原來想象得程度高，目前65歲及以上高達1.9億，60歲以上高達2.7億，這是一個龐大的中等群體后備軍，如何讓老年人過上中等收入生活水平，是我們老有所養的基本要求。同時，這也是共同富裕的需求，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保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個基本條件。

　　其三，社會福利全覆蓋均等化。

　　很多人可能都讀過波特寫的《國家競爭力》，這里面他講到經濟增長跨越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要素驅動，靠資源和勞動力豐富；第二個階段是投資驅動，配合資源大規模投入資本，可以保持高速增長；第三階段是創新驅動，越來越多的要用技術和生產力提高；第四階段是財富驅動。但是，對波特來說，他說前三個驅動經濟增長是上行的，恰恰到了財富驅動階段，說是經濟增長是減速的，而且一不小心就會陷入停滯。

　　因此，對中國來說，我們的核心是把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緊密結合，讓兩者同時發揮作用。可以簡單地說，中國長期以來，特別是2012年以來，制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是供給側的速度，是我們潛在增長能力。但從現在開始，隨著中國人口越來越接近于零增長，大概在2025年之前，我們越來越遭遇到需求側的制約，也就意味著我們面臨雙重制約。按照這個分類，把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兩個階段和兩類手段結合，就意味著我們在供需兩側同時發力。

　　到了這個發展階段，現代化不能回避的就是中國特色的福利國家建設。橫坐標是人均GDP，是發展階段，縱坐標相當于福利水平，是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大概在人均GDP一萬美元到兩萬五千美元期間，社會福利水平從26%提高到36%，提高10個百分點。這10個百分點就意味著到了36%，基本就算建成了福利國家。我國政府從現在到2035年正處在這個階段上，因此我們必須要真正建立起這個制度。除此之外，建立福利國家也保證了人的基本需求，就可以實現社會政策托底，支撐創造性破壞，否則沒有宏觀層面的支撐就永遠會在微觀層次，去保崗位、保產能、保企業、保產業，最后的結果就是舊的不能出去，低效率的企業不能退出。

　　有人說福利國家這個詞像是從搖籃到墳墓，有民粹主義的嫌疑，其實不是，國力到達一定發展階段，必然走這個路。我們有中國特色，就是七個“有所”，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我們既要關注供給側保持潛在增長能力，也要從需求側，從共同富裕入手，去保障消費能力的提升，以實現潛在增長力。

　　本文為作者在由青島市人民政府主辦、《財經》雜志和《財經智庫》承辦的“2021青島·中國財富論壇”上的演講整理。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