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秋風

　　《勞動合同法》的立法意圖是相當明顯的，就是目前嚴重失衡的勞資關系，使之適當地向勞工傾斜。近幾年來，政府其實為此還采取了別的一些措施，顯然，政府已經認識到，勞資關系失衡已經到了必須矯正的地步了。

　　不過，如同圍繞《勞動合同法》的爭議所顯示的，政府所采取的這些矯正措施，存在一些內在的、無法克服的缺陷。在《勞動合同法》爭議中，有些人堅決認為，這些措施相對于中國的現實過于超前了，反而會損害政府本要保護的勞工的權益；有些人則堅定地相信，這些措施還遠遠不夠，或者說，根本不可能發揮政府所意圖發揮的作用。

　　這些爭議恰恰揭示了：這是政府在勞資雙方之外單方面采取的措施，而不是對勞資雙方在平等基礎上博弈的結果的一種確認。政府把自己置于勞資雙方之上，未必真正切合勞資雙方的利益平衡點。問題的關鍵在于，正是政府在勞資雙方之外、之上強行設計勞資關系的制度，導致了目前的勞資關系失衡。

　　這樣的制度形成于以國有企業為基礎的計劃體制時代。那個時代的意識形態十分強調勞資關系，由此形成了政府對勞資關系的基本認知：勞資關系很重要，不僅是個經濟問題，更是個政治問題。所以，不能任由社會、市場自己來確定，而必須由國家來設計。

　　另一方面，政府又建立了大量國營企業。在國營企業中，傳統意義上的資方消失了，因而取消了嚴格意義上的勞資關系。勞資關系轉化為勞政關系，即工人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工人也被整合到自上而下的層級體系中，成為單位人。這樣，企業的組織就是工人的組織，工人不再需要維護自身權益的獨立組織。政府已經習慣于工人的這種非組織化狀態。

　　最為奇怪的一個事實就是，上述兩點在上世紀80年代市場化改革之后，仍然延續：只不過，發生了嚴重的倒錯。私人企業成為經濟增長的載體。而政府關于工會的兩項認知依然支配著法律、政策。于是，國有企業的那一套勞資關系制度安排，被復制進市場化的私人企業。尤其重要的是，政府仍然像對待國營企業工人那樣對待私人企業的職工，盡管這兩者在性質上已經完全不同。國營企業工人是單位人，具有政治上的存在意義，而私人企業工人純粹是一種生產要素，是自由人。但國家仍然替私人企業設計了本來只適合于國營企業的勞資關系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職工不得與企業集體博弈。

　　這樣的制度安排的結果是，在中國，企業在勞資關系中享有很多特權，盡管作為一個整體，企業也許并不享有多少法治意義的自由。正是這樣的特權，以一種扭曲的方式放大了所謂的勞動力低成本優勢。單純的人口數量與結構因素，確實會形成勞動力低成本優勢，但是，一種保障勞工自由和權利的制度安排，是有可能防止這種低成本優勢極端化為對勞工的嚴重剝奪的。但在中國，卻缺乏這樣一道自由、權利的堤壩，于是，勞資關系失衡就溢出經濟領域，而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乃至政治問題。

　　現在，政府試圖矯正這一失衡，但問題是，政府自己又如何清楚地知道勞資關系的平衡點何在？在具體的語境中，勞工的權利包括哪些，經濟維持一定增長所需要的低成本優勢與勞工的容忍度的交叉點何在，勞工權益提高的節奏應當為何，這些問題的答案都不是現成的，而需要置身于其中的勞資雙方通過平等的博弈來發現。事實上，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的答案也可能不同。因此，恢復勞資關系平衡的恰當方法是一種個案的做法。當然，這并不排除政府為此提供某種框架性規則，進行某種價值的引導。但是，如果政府試圖在全國范圍內具體地對勞資關系進行安排，很可能既過又有不及。

　　歸根到底，要矯正失衡的勞資關系，政府固然需要態度積極，但前提是國家清楚自己的恰當角色。具體而言，就是政府需要放棄基于慣性而堅守的那些關于勞資關系的理念，不要再把本來只適合于國營——計劃體制的勞資關系，強加于私人企業。相反，應當讓勞工真正地以自由人的身份與企業博弈，而政府則充當中立的仲裁者。

　　(作者為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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