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

　　張維迎教授一直被視為“主流”經濟學家的代表人物，他的觀點近幾年來遭到無數“漫罵”。最近，張教授在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一份報紙上發表文章《理解和捍衛市場經濟》，用一些經濟學常識來論證市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一如既往，這一文章引起廣泛關注，并招來很多“漫罵”。

　　然而，我認為，這樣的“漫罵”是非理性的，因為張維迎教授是在認真地討論一個對當下中國十分重要的問題。誠如張教授所說，中國建立市場經濟十分不易。只是讓政府承認市場，就經歷了幾代人的努力。同時，市場經濟很脆弱，需要有人去捍衛它。而現在，社會上已經蔓延著對市場經濟的誤解和不信任，如果由此演變出更多反市場的政策，經濟發展就會面臨很大風險。所以，這個時候需要經濟學家站出來，澄清和捍衛市場經濟。

　　作為堅定主張自由市場的奧地利學派的學生，我完全支持張教授的這項工作。但是，從目前輿論的反應看，張教授的這篇文章似乎并未很好地捍衛市場。癥結在于，張維迎教授可能找錯了要防范的敵人。今天，并沒有幾個人當真地認為中國應當回到計劃體制時代，這不是市場經濟面臨的主要威脅。大多數人的疑問其實是：市場化為什么給大家帶來了現在這樣的結果？比如，收入分配趨向兩極分化，國有企業的權貴化改革，以及看病難、上學難、住房難等等。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才能夠使現在的這個市場更好一些？

　　張教授等主流經濟學家已經注意到了這些不好的現象。他們常見的做法是把壞東西都歸咎于政府，把好結果都歸功于市場。比如，國有企業改革之所以出現問題，是因為權力控制了這一改革過程。

　　應當說，這樣的解釋沒有錯。歸根到底，市場是一種配置資源的機制，或者更準確地說，市場是一種能夠讓每個人成為企業家并讓企業家有效地利用分散的知識的秩序。市場的這種性質就決定了，它的正常運轉必然給所有人帶來好處。作為一種機制的市場本身必然是善的，不管是相對于計劃體制來說，還是從絕對意義上來說。這是人性的自然，就好像說自治必然是善的一樣。所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就曾說過：市場的正當性不需要像主流經濟學那樣從效率的角度進行論證。

　　不過，主流經濟學家差不多都是從上世紀80年代走過來的，那時節，他們為了反駁堅持計劃體制的種種理論、學說、信念，要從各個角度論證市場的好處。這項工作當然具有很大意義，市場具有好處，終于成為常識。但不幸的是，這一工作似乎形成了一種知識慣性。關于市場具有的種種好處的知識鎖死了他們的心靈，他們由此形成了不擇手段實現從計劃體制向市場制度轉軌的心態。

　　比如，他們論證說：既然私人企業比國有企業的效率高更，那重要的就是把國有企業改制為私人企業，而不用計較通過什么樣的途徑改制，也不用管企業最終落入誰手，反正只要是私人企業就有效率。權貴私有化推動了資源向私人手里轉移，也就是可以接受的。他們進一步還會說，如果不讓權貴得到好處，他們根本不可能進行私有化改革。

　　這樣的說法違反人們的常識，難以為人接受。這些經濟學家所犯的錯誤是：他們以為，市場的好處可以論證市場化的任何路徑。如果他們有哲學的話，那就包括這樣一條信念：結果可以證明過程的正當性。市場自身發育的每一個好處，都會被他們拿來論證看似推進了市場化的政策的合理性，而不論這種政策帶來了哪些附帶損害。

　　然而，市場肯定是善的，市場的好處是內在的，且必會頑強地表現自己，只要有機會就會自然地呈現出來，而不需要任何政策來養育。政府控制放松一分，市場就會擴展一分，人們就可多享受一分好處。但是，市場又必然是在具體的政治、法律、道德、社會等諸制度環境中運轉的。如果這個環境比較惡劣，市場的好處就會被耗散，其正常結果甚至被扭曲。

　　這正是當代中國的情形。面對此情此景，主流經濟學家卻只是反復地對人們申說市場的好處。在人們迷信計劃的時代，這樣的論說是必要的。在市場信念確立之后，主流經濟學家似乎沒有及時地轉軌。他們誠摯地為市場辯護的發言，讓人有一種時空錯置的荒謬感。人們會問：你把市場說得天花亂墜，中國的現實又是什么樣的？

　　要回答這個普遍而強烈的時代性疑問，必須討論市場運轉的制度基礎。在市場信念已經確立但市場正常運轉所需要之制度框架遠未完善的當下，負責任的經濟學家似需具備政治、法律的視野。單純宣傳市場的好處，無法化解人們對市場的“誤解與不信任”，也無法拯救市場。

　　(作者為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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