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許川

　　剛剛結束的“兩會”上，有20多位全國政協委員提交提案，希望中央進一步授權深圳進行行政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提案引發各方熱議，輿論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春風將再度從南國掀起，此提案被認為是兩會間令人振奮的好消息之一。

　　這充分說明公眾對于國內政改的期待，現在這一期待落在了曾引領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先鋒城市深圳身上。

　　但我們在媒體關于這份提案的報道中看到，政協委員所提基本屬于深圳行政及立法擴權的訴求，如果僅從這些角度出發，這份提案顯然仍難完全體現公眾對于深圳政改試驗的期待。

　　簡單的行政擴權，無非是要求中央賦予地方更大的機構設置、人員編制方面的權力，立法權則希望擴大到《立法法》所限制的范圍之外，比如財稅分配等。

　　行政架構的改革權力從深圳建立特區之初就已具備，深圳在建立特區最初20多年，一直沿用“小政府”的行政架構來管理經濟和社會，只是近幾年才自動向內地靠攏。深圳的公務員編制問題的確一度困擾當地官員，但近幾年廣東和中編辦已給深圳開了相當多的綠燈，比如深圳警察的數量就在短短幾年間數量翻倍。盡管深圳仍分特區內外，但在有關方面的支持下，特區內外的一體化在急速推進，新關口要增就增，二線關早已虛化，而立法覆蓋面的局限早因行政管理的一體化而大部分化解。

　　中央高層領導多次強調深圳還要“特”下去，但深圳確實曾在一定程度上將自己一直擁有的改革特權拋棄，某些方面已混同于一般內地城市。現在，對于深圳來說，解放思想、推進改革，絕不能再停留在繼續向中央要求簡單的行政、立法擴權。

　　深圳近幾年最大膽的一次政改嘗試，是在六年前提出“行政三分”的政改方案。該方案的核心內容是將深圳的行政機關分成三類：決策局，執行局和監督局。決策局和執行局為行政績效指標合同關系，監督局則直屬最高行政首長，對上述二者進行績效考核和監督。這是一個旨在解決行政管理權力過于集中并且失去監督的較為大膽方案，但該方案2003年熱鬧推進了短短一年便悄無聲息地擱置了。據說原因是深圳報給中央后未得到明確批示。

　　回溯以往，我們還可以想起深圳蛇口工業區的袁庚老人在1983年開始的一場試驗，對由蛇口工業區建設指揮部改制而成的第一屆工業區管委會的最高領導班子進行民主選舉，袁作為當時的建設指揮部負責人參與了是次選舉并成功當選。在第二屆管委會的選舉中，進行了更大規模的改革試驗，要求候選人對蛇口地區全體符合資格的選民陳述政綱并接受選民提問質詢。這樣的民主實驗堅持了近十年，現在蛇口的老人回憶起當年的場面還熱血沸騰。

　　這就是當年改革者的勇氣，因為等待明確的批示或答復，恐怕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一輩子也別想。

　　對照改革開放以來歷任中央最高領導對深圳的叮囑，無不是要求深圳更加“特”下去。但怎么“特”，始終是考驗特區的勇氣和智慧的問題。深圳最近數度與內地城市爭奪所謂改革試驗區，每次無不鎩羽而歸，原因耐人尋味。

　　不斷在爭奪更大優惠和行政權力上下功夫的深圳特區不是人們期待的特區，提不出突破性政改方案的深圳亦不是國人期待的政改特區。行政三分未必是政改的最好結局，但至少具有方向性的突破，而今天所謂要求中央授權深圳擴權的政協提案，卻無論如何都沒有體現出公眾在這方面的期待。深圳惟有拿出當年袁庚等人“不反對即是同意”的“不怕殺頭”的勇氣，為中國的政治改革樹立榜樣、提供經驗，或許才是檢驗特區能否“特”下去，而非逐漸滑向一個普通的“沿海開放城市”的關鍵指標。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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