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百年金融專欄｜孫祁祥：從保險大國邁向保險強國

　　編者按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深刻改變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一百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不畏險阻、砥礪前行，取得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徹底改變了近代以來一百多年中國積貧積弱、受人欺凌的悲慘命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同心同德、艱苦奮斗，開創了改革開放的新局面，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海納百川、銳意進取，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了中國智慧，中華民族走上了實現偉大復興的壯闊道路。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堅持牢牢把握金融事業發展和前進方向，不斷探索金融支持革命戰爭和創立新政權、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道路，指引我國金融事業實現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發展。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之際，“中國金融雜志”微信公眾號特別策劃“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百年金融”專欄，配合《中國金融》雜志相關策劃，選取部分反映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重要金融機構和重要金融市場改革創新的文章，展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金融事業從無到有、從弱到強、不斷發展壯大的波瀾壯闊的畫卷。

　　作者｜孫祁祥「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

　　文章｜《中國金融》2021年第13-14期

　　很榮幸受邀為《中國金融》雜志“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紀念特刊”撰文，回顧總結黨領導下的中國保險業發展歷程。在隆重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日子里，回顧、反思、總結保險行業如何從一個40多年前還幾乎沒有“名分”的小部門，一躍成為按總保費計算的世界第二保險大國；未來我國又應當如何從保險大國邁向保險強國，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國保險業發展歷程回顧

　　在國外參加國際會議的時候，我經常被問到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保險業發展多少年了。我總會說，這要看你根據什么標準來衡量。如果按照1805年，即清朝嘉慶十年時英商在廣東設立諫當保安行算起，中國保險業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了。2005年，海峽兩岸政、產、學、研的代表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聚會，慶祝中國保險業成立200周年，我當時還作為學界代表做了大會主旨發言。如果按照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成立的日子算起，中國保險業已經有了70多年的發展歷史。而如果按照1979年恢復保險業算起，中國保險業實際上只有40多年的歷史。與西方發達國家的保險業相比還非常年輕的中國保險業，用了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就走過了發達國家上百年走過的道路。可以說，中國保險業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中國經濟社會的變遷史，就是一部全行業的努力奮斗史。

　　新中國成立前夕，大量外國保險資本逃離中國市場，華商保險公司為快速抽逃資金也大量亂放折扣進行不正當競爭，保險市場的經營秩序遭到嚴重破壞。整頓和改造私營保險業、創辦國營保險公司以及清退外國保險公司，是當時國家政治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1949年10月20日，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正式成立，隨后以超常規速度建立了分布全國的分支機構和代理機構。到1952年末，超過三分之一的縣市設立了分支機構，全國的分支機構達到1300多個，一舉改變了新中國成立前外國資本控制中國保險市場的壟斷局面，極大維護了國家的金融安全，對保險業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穩定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根據全國第三次保險會議的數據，外國在華保險公司的保費收入1949年占全國市場的60%，而1950年則下降到不足10%，1951年、1952年的占比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中國保險業由此進入了為期十年的起步發展時期。然而遺憾的是，由于受到“左傾”思想和“主義”之爭的影響，1958年10月召開的全國財貿會議提出停辦國內業務，因此，除了由于國際貿易和國際信貸業務的需要保留保險涉外業務以外，國內保險業從1959年開始，陷入了長達20年的停滯期。

　　隨著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大幕的開啟，保險業也于1979年開始恢復發展。自此，經過短短40多年的時間，我國的總保費規模在世界的排名從第40位左右上升到第2位；保險機構數量從1979年恢復之初的1家增加到2020年的238家，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保險市場體系；保險機構承保金額和承保范圍不斷擴大；服務國家發展戰略、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不斷增強；行業在積極參與國家社會事業管理，完善養老和醫療社會保障體系、減災救災、提高貧困人口風險抵御能力以及精準扶貧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成就來之不易，它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行業堅持對外開放、不斷深化保險業體制改革所取得的。

　　2011年，我曾經在“北大保險評論”專欄文章中指出：經過30多年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十年的發展，我國保險業取得了驕人的成就。如果要對過去三十年的發展脈絡做一個提煉和總結的話，可以將之概括為：產業從小到大；公司從少到多；產品從簡到繁；經營從粗到細；監管從虛到實。但要真正奠定其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保險業顯然不能滿足于目前已經取得的業績，而是需要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那就是：產業從大到強；公司從多到優；產品從繁到好；經營從細到精；監管從實到準。保險業如果不能實現這五大轉變，上升到一種新的境界，就無法達到一個成熟市場的要求。

　　這之后又經過了10年的發展，我國保險業從世界排名第6位繼續上升至第2位。按照總保費指標衡量，我國無疑已經是一個保險大國了。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離保險強國的標準還有很大的差距。瑞再研究院2019年sigma報告《世界保險業：重心繼續東移》提供的資料表明，作為目前世界第二大保險市場的中國，市場規模仍不到美國的40%，也小于歐洲三大市場（英國、德國和法國）的總和。我國的人均保費不僅大大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保險行業的保障水平和能力、保險機構的治理結構、管理能力、技術水平、產品服務等都有很大的改善空間。由此可見，如果中國保險業要從保險大國邁向保險強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保險業實現高質量發展需關注幾個問題

　　高度重視保險保障功能的發揮，在發展中牢牢把握保險業的本質

　　保險是一種以經濟保障為基礎的金融制度安排。從歷史來看，保險業的產生正是基于被保險人風險規避的特性及風險轉嫁的要求。不論是幾千年前古巴比倫商人基于財產保全的需要所催生的財產保險；還是古羅馬、古希臘的社團組織所催生的人壽保險；不管是14世紀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繁榮的海上貿易所催生的海上保險，抑或是19世紀隨著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所催生的責任保險，在保險業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它們的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保險制度的起源、發展與完善是一個自然演進的過程；風險客觀存在的特性以及不斷變化的形態給保險業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存在的合理性基礎，而保險業則因其獨特的運行機制為風險轉嫁者提供了保障，在證明其基本價值和作用的基礎上不斷獲得發展。

　　不得不說，在較長的一個時期里，我國保險業的發展理念存在偏差，保險業的基本保障功能沒有得到業界應有的重視。特定的發展起點和特定的發展環境，對保險業的增長方式產生了重要影響，由此形成了總保費規模、資產規模迅速增長與基本保險功能發揮不足的悖論。因此，保險業在未來的發展中一定要“不忘初心”，牢牢把握行業的本質，著力解決行業定位不清、保障功能弱化、發展方式粗放的問題，充分發揮保險對國民經濟和人民群眾生命、財產的保障功能。

　　高度重視與資本市場的良性互動，實現保險資產的保值與增值

　　雖然保障功能構成了保險產品最重要的內含價值，也成為保險公司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內容，如果保險削弱甚至失去保障功能，失去對風險的專業化經營，保險業將喪失核心競爭力。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由保險經營的特點派生出了很強的投資功能，由此使得保險投資成為保險利潤的重要來源和保險經營的重要環節；保險承保業務和投資業務共同成為保險公司維持生存與謀求發展的兩大重要業務基礎。由此可見，雖然我們不能用投資的思維來經營保險業，但必須用精湛的投資能力來保障承保業務進而保障整個保險經營的穩健運行。

　　歷史經驗表明，在現代保險業的發展時期，保險機構既是資本市場的重要機構投資者，同時也對資本市場有著高度的依賴性。而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養老、健康、長護等產品將越來越受到市場的青睞，保險業對資本市場的依賴程度也會越來越大。如何讓保險資金保值增值，實現與資本市場的良性互動，是我國保險業需要認真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高度重視保險公司的公司治理，從源頭上堵住風險的累積和爆發

　　公司治理是影響保險公司和保險業發展的核心內因。如果保險公司治理結構不健全、不完善，那么，風險就會逐漸累積，當風險累積到一定程度后就可能爆發，由此侵害所有者的利益，影響經濟的穩定運行和社會安定。在過去許多年間，我國的銀行、證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險公司都曾爆出許多問題，背后的原因大多都能歸結到“公司治理”出現的問題上。許多風險的暴露都與風險的長時間累積有關系，而風險的長時間累積又與公司治理結構的不完善有著直接的關系。應該說，保險業的風險天然具有隱蔽性和復雜性的特點，具有長時間累積的可能。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保險公司治理結構不健全和不完善所蘊藏的風險是不可小覷的。為了加強監管、建立現代保險企業制度，提高風險防范能力，2006年1月5日中國保監會發布了《關于規范保險公司治理結構的指導意見（試行）》；2021年6月2日，為保護被保險人、投資人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防范化解風險，促進我國保險業穩定持續健康快速發展，《中國銀保監會關于印發銀行保險機構公司治理準則的通知》正式頒布。但有了嚴格的監管規定，還必須能夠嚴格落實和執行。只有完善保險公司的公司治理，從源頭上堵住風險的累積和爆發，才能保證整個行業的健康穩定運行。

　　高度重視金融危機對保險業的影響，在開放中把握好發展與風險防范之間的關系

　　國際經驗表明，經濟發展對保險業的增長起著決定性的影響，因此，經濟波動也將對保險業的波動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然而，對于工業化國家而言，由于保險市場已基本趨于穩定甚至飽和，其周期性波動受保險市場自身微觀環境和經營規律的影響較大，受經濟波動的影響則相對較小；而對于新興市場，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保險市場來說，由于處于高速發展期，保險市場的波動受宏觀經濟因素的影響更大。而在開放的狀態下，由于金融危機的傳導效應，也將對保險業產生很大的不利影響。僅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及之后歐債危機的影響為例，從短期來看，它們直接造成了保險業的巨額財務損失。這一損失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保險公司在經濟危機中支付的巨額索賠；二是保險資金遭受的投資損失。從中期來看，它影響了消費者信心，進而對保險業造成沖擊；從長期來說，則因造成經濟衰退進而抑制了保險業的發展。

　　保險業是我國金融業中開放時間最早、開放力度最大、開放步伐最快的行業。作為當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對外開放的“排頭兵”，保險業在中國整個對外開放戰略布局中居于重要地位。但即使這樣，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中國的開放程度還沒有今天這樣大，因此，金融危機對當時中國保險業的影響還是有限的。而按照中國未來的發展進程，中國開放的大門將會越來越大。從2018年開始，金融業開始新一輪的對外開放；2019年，在最新的11類金融業對外開放措施中，涉及保險業的就有4項。因此，在越來越開放的大背景下，保險業在享受“開放紅利”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風險蔓延的影響。這就需要保險業未雨綢繆，就金融危機對保險業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始終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準備。

　　高度重視新技術可能產生的新風險，加強監管，保障行業在規范競爭中創新發展

　　伴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以“數字化”為標志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以不可抗拒之勢席卷全球，推動著包括保險業在內的各行各業的深刻變革，從根本上對保險市場進行著改革和重塑。

　　人類發展的實踐表明，任何一項新興技術的產生，不僅會給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帶來革命性的改變和新的發展空間，也將滋生出新的風險。以“金融科技”“保險科技”為例，其發展既不會自動完全消除期限錯配、流動性錯配等微觀金融風險，也無法自動消除系統性等宏觀風險，與此同時，可能還將帶來技術、網絡、數據、壟斷、隱私泄露等新的風險。

　　如果說，“動物精神”是人類社會發展中金融危機產生的重要根源的話，那么，金融科技所具備的四大核心要素，即跨界化、去中介化、分布式、智能化等，在大大提升了經濟效率的同時，也因其導致的不確定程度加深，極易誘發和刺激人類“動物精神”的本性。而基于互聯網平臺的強大功能，特別是“人類本性”借助互聯網“技術特性”的任性揮灑，人類“動物精神”的本性會體現得更加淋漓盡致，由此使得風險傳遞和蔓延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迅捷，由此對金融危機的產生和發展起到更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在信息社會的背景下，金融監管者對風險的預警、風險的阻隔、風險的應對必須要有更加足夠的警惕和更完善的體制保障。當然，與此同時，我們也要防止過度監管，妨礙市場效率和創新。

　　高度重視保險業的聲譽建設，以行業的獨特重要功能和職業的崇高感贏得消費者的信任

　　保險業屬于金融服務業，它的發展與成熟高度依賴消費者對它的認可，后者與行業的聲譽和形象有著很大的關系。

　　其實，任何一個行業都有聲譽和形象建設的問題，但似乎沒有哪個行業能像保險業這樣，公眾對行業形象的關注和討論如此熱烈和持久。而根據我多年國際交流的經驗與體會，保險行業的形象問題也并不只是一個獨具“中國特色”的話題，即使在保險業發展已有上百年甚至幾百年歷史的發達國家，這也是一個時常被提及的話題。之所以這樣，我認為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與制造業相比，保險業是服務業，作為“下游行業”，它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因此，形象的評價必然是一個常見的話題；第二，與同樣作為服務業的交通、旅游、餐飲等行業相比，保險所具有的“承諾性”“非體驗性”的特點，讓大眾非常關心保險合同能否在“未來”（幾個月、幾年，甚至幾十年以后）如期履約的問題，而行業形象的好壞自然會直接影響到人們對保險公司日后是否履約的預期；第三，與同樣作為金融業的銀行、證券、信托、期貨等行業相比，保險所“經營”的是與人們的生命、健康、財產等相關的風險，這是一個人們不得不面對，但又很“避諱”的東西；同時，損失發生的不確定性和保險合同的“射幸性”特點也會增強“理性人”的“機會主義”特性，使人們通常選擇“碰運氣”而不是主動與保險打交道。因此，不像銀行、證券那樣可以“坐等”人們“自愿上鉤”，在很多的情況下，保險必須“主動出擊”，誘導消費者需求的實現。這就是保險，一個如此重要但在損失沒有發生時又很難讓人體會到其重要性的行業。這一境況很像“吉登斯悖論”所描述的那樣一種困境：氣候變化問題盡管是一個結果非常嚴重的問題，但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由于它們在日常生活中似乎不可見，不直接，因此，在人們的日常生活計劃中很少被納入短期考慮的范疇。

　　與發達保險市場相比，我國保險的普及率仍然較低，而提高保險普及率的突破口是建立和維護保險業的良好聲譽和形象。沒有良好的聲譽和形象，公司的吆喝再多、社會的呼吁聲再高、政府的政策再好，保險都不可能“落地生根”。而要建立和維護保險業的良好聲譽和形象，需要從保險機構提供讓老百姓具有“實用感、安定感和可靠感”的產品和服務做起。同時，保險機構的經營需要實現三個轉變：從“保費至上”轉變為“保障至上”，從“速度至上”轉變為“效益至上”，從“渠道至上”轉變為“理賠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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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