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金融雜志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深刻改變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一百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不畏險阻、砥礪前行，取得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徹底改變了近代以來一百多年中國積貧積弱、受人欺凌的悲慘命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同心同德、艱苦奮斗，開創了改革開放的新局面，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海納百川、銳意進取，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了中國智慧，中華民族走上了實現偉大復興的壯闊道路。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堅持牢牢把握金融事業發展和前進方向，不斷探索金融支持革命戰爭和創立新政權、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道路，指引我國金融事業實現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發展。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之際，“中國金融雜志”微信公眾號特別策劃“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百年金融”專欄，配合《中國金融》雜志相關專欄，選取部分反映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重大金融改革和重大金融事件的文章，展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金融事業從無到有、從弱到強、不斷發展壯大的波瀾壯闊的畫卷。

作者｜潘連貴

文章｜《中國金融》2003年第1期

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商業銀行形成了一些民族資本的金融集團，其中最著名的是“北四行”和“南三行”。“北四行”是北方的金融集團，即鹽業、金城、大陸、中南四家銀行的合稱；“南三行”是南方的金融集團，即浙江興業、浙江實業、上海商業儲蓄三家銀行的合稱。

北四行中的鹽業、金城、大陸三行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隨著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發展而創辦起來的。1915年3月鹽業銀行開業，總管理處設在北京。鹽業為北洋政府財政收入的大宗來源，袁世凱的表弟張鎮芳創立鹽業銀行，目的是控制鹽政。1923年張鎮芳因參與張勛復辟而入獄，吳鼎昌任總經理后，改為商辦，增加資本至1000萬元，實收700萬元，為當時全國商業銀行之冠。金城銀行成立于1917年5月，總行設在天津，周作民任總經理。到1927年，金城銀行純益累計達1065萬元，奠定了作為北四行主要支柱的基礎，1936年存款總額上升為1.8億元，一度居全國商業銀行首位。大陸銀行從1918年9月開始籌建，次年4月開業，總行設在天津，總管理處在北京，談荔孫任董事長兼總經理。1936年時存款額為1.22億元，居全國商業銀行第三位。

北四行中并非所有的總行都在北方，中南銀行的總行設在上海。它是南洋華僑資本創辦的銀行，主要發起人是爪哇僑商黃奕住。1921年6月中南銀行成立，黃任董事長，并聘胡筆江任總經理。中南之所以屬于北四行，起源是與金城、鹽業、大陸三行合辦四行聯合營業事務所。1921年9月，吳鼎昌自海外訪問回國，道經上海，介紹國外的銀行聯合經營，資本雄厚，以調劑金融，輔助實業。他與胡筆江、周作民商議后，于11月成立了鹽業、金城、中南三行聯合營業事務所。1922年7月大陸銀行加入，改為四行聯合營業事務所，由吳鼎昌任主任。四行聯營后，首先在1923年3月成立四行準備庫，共同發行中南銀行紙幣。因為中南系歸國華僑創辦，獲得特許發行鈔票的權力，四家銀行聯合發行，信用良好，到國民政府實行法幣政策前夕，中南鈔票的發行總額僅次于中國銀行，名列華資銀行第二位。1935年發行權被取消，四行準備庫宣告結束。四行聯營采取的另一個做法是1923年6月成立四行儲蓄會，進行聯合放款，截至1936年，吸收儲金總額在9000余萬元，為當時中國儲蓄量最大的金融機構。北四行聯合經營，在中國金融史上是個創新，反映了近代商業銀行初步呈現資本主義銀行業的聯合和集中傾向。

南三行中以1907年成立的浙江興業銀行時間為最早，1915年，為適應營業擴展的需要，進行機構改革，將總行由杭州遷至上海，葉景葵任董事長。1918～1927年間，它的存款額曾五次居全國商業銀行的首位。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成立于1915年，本是一家規模很小的銀行，但總經理陳光甫有很強的金融管理才能，很快躋身于大銀行的行列。1928年后，除個別年份存款額不如金城銀行外，在全國商業銀行中長期獨占鰲頭。浙江地方實業銀行是浙江實業銀行的前身，1923年3月官商分股，官股組成浙江地方銀行，商股組成浙江實業銀行。4月，浙江實業銀行正式成立，總行設在上海，李銘任總經理兼常務董事，他曾多次任上海銀行公會主席，有助于該行聲譽的傳播。在發展國外匯兌業務方面，獲利豐厚，是擁有外匯資產較多的商業銀行。

與北四行相比，南三行沒有聯合經營的組織形式，通過董監事的相互兼任，業務上的相互支持，協力圖功，也起著聯合經營的效果。南三行以上海為基地，主要營業領域都在南方，有著經營靈活、講求效率、重視服務質量等特點。特別是在致力銀行近代化方面，較早推行新式簿記，使用機器記賬和其他現代化設備，并十分注意人才的培養與使用，在興辦銀行的理念上是比較新穎的。

不管是北四行還是南三行，始終與民族工商業保持著較廣泛的聯系。在這些銀行的資金運用中，工商業放款占有不小的比例，不愧為中國商業銀行的中流砥柱。不容忽視的是，民族資本金融集團具有一定的社會力量。北四行的大股東不少是軍閥、官僚，故初期得到北洋政府的支持，在華北金融業務上具備僅次于中國、交通兩行的操縱力。南三行的掌權人物多為江浙金融巨子，經濟上支持以蔣介石為首的南方政治勢力，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前后籌集巨款，提供軍政費用。在中國金融史上，也有把南三行與中國、交通兩行合稱“南五行”的，主要指北洋政府后期，中交兩行為了擺脫政府的控制，向商業銀行轉化，將營業重點放在上海，南方商股的勢力進入銀行的領導層。實際上，這已把中國、交通兩行當作商業銀行看待。然而，國民政府奉行金融壟斷政策，加強對商業銀行的控制。中國、交通兩行被改組為官僚資本銀行，中斷了商業化進程，北四行和南三行的繼續發展也被延誤。這對中國商業銀行來說，實在是個悲劇。

海量資訊、精準解讀，盡在新浪財經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