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支付已經不只是支付，其所帶動的產業鏈數不勝數，每一次變革的商業化色彩也越發濃厚。隨著M0數字化的啟動，支付系統以及多個產業將面臨新的變革（題圖/IC）

　　《財經》記者 張威 | 文   袁滿 | 編輯

　　“這個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一直在變！”著名的思想家斯賓塞·約翰遜的金句在支付變革的發展史中同樣適用。

　　在技術的推動下，支付領域的變革一直都反應最為迅速且超前。“誰都不曾想到，今天帶著一張面孔出去就可以實現購物。”一位老者感嘆，在他的記憶里，他生出（1959年）后的很長一段時間，用來購物支付的工具只有各種票證。

　　老者口述的票證，是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中國在特定經濟時期發放的一種購物憑證，其票證種類包括糧票、食用油票、布票等。這件在中國使用長達40年的特殊歷史時期的支付工具，放在當前，其收藏價值遠遠大于其曾經的票面值。

　　作為計劃經濟的特殊產物，用票證購物的年代，人們持有票證購物與持有人民幣購物，在形式上是類似的，甚至還有不便之處。“每個家庭每年分配的票證數量存在一定限額，而且存在全國通用和地方流動之別，只有全國糧票才能在中華大地都有效。”老者說道。

　　就支付本身而言，支付變革則意味著在技術的帶動和影響下，產生較原有支付渠道、方式更為便捷的替代。

　　1985年，中國銀行發行了國內第一張信用卡；1986年8月，中國銀行發行了境內第一張人民幣借記卡——長城電子借記卡；2002年3月，中國銀聯誕生；2003年秋天，支付寶在淘寶平臺問世；2011年初，微信問世并于三年后推出微信紅包；2016年，條碼支付正規化；2019年，刷臉支付大熱，法定數字貨幣呼之欲出……

　　“中國的支付工具30余年間從現金到銀行卡再發展到無卡支付，每次變遷都是創新。” 中國銀聯原董事長葛華勇曾表示。某資深學者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支付方式的變化稱為“巨變”，背后是技術的支撐與推動。

　　支付變革不僅僅源于支付形式更新換代之快，還源于支付變革背后的推動者也在發生改變，從最初以銀行為主導逐漸演變為以支付寶、微信支付兩大支付巨頭為先聲。

　　在這種“巨變”下，支付的業務不斷從線上向線下支付遷移，也從境內逐漸向境外擴張，《中國支付清算發展報告（2019）》顯示，我國支付產業發展呈現新態勢，線下移動支付正逐漸成為新的增長點，跨境支付成為新的紅海市場。

　　每一次變遷，又意味著新的產業崛起，人們手里的支付工具從現金變為銀行卡再變為手機后，與之而來的錢包、卡包以及智能手機產業也先后火熱，消費者的另一端則是與之相關的終端設備產業鏈興起。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支付已經不只是支付，在其上面帶動的產業鏈數不勝數，每一次變革的商業化色彩也越發濃厚。

　　主管支付的央行副行長范一飛表示，規范發展和質量建設將成為支付監管的重要抓手。“支付產業的發展應堅持初心，以滿足支付服務需求為己任，圍繞民生改善和實體經濟發展不斷前進，并積極籌劃服務實體經濟新舉措。”

　　無票難行的年代

　　在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票證對人們屬于稀缺資源，稀缺到比錢還珍貴，因為很多物品都是錢買不來的，只有相關的票才能換購；“再者，在那個年代，人們一年到頭也賺不到多少錢。”上述老者感言。

　　誰家要是有多余的糧票或者布票都是極受街坊鄰居歡迎的，特別是鄉里嫁娶，村里人都會送上幾尺布票用來作為禮金。

　　老人們都講，那是一個“以票行天下”的年代。

　　憑票供應并不是我國最早采用的，資料顯示，蘇聯在十月革命后，當時國內不穩定，內戰不斷，商品缺乏，就采取商品有計劃的分配，蘇聯最早的票證是1916年的鞋票。美國在二戰時期由于商品緊張也發放了各種商品票證。

　　作為計劃經濟的特殊產物，在用票證購物的時代，人們持有票證購物與持有人民幣購物，在形式上是類似的，甚至還有不便之處。“每個家庭每年分配的票證數量存在一定限額，而且存在全國通用和地方流動之別，只有全國糧票才能在中華大地都有效。”上述老者說道，如果誰要去其他的城市就要刻意去換全國糧票才能出行，否則都擔心食不果腹。

　　根據1955年國務院發布的《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規定，對城鎮居民的口糧，按其勞動差別、年齡大小及不同地區的糧食消費習慣等情況分等定量，以戶為單位，發給購糧憑證，憑票供應糧食；對工商業用糧，按照用戶的實際需要核定指標，按計劃供應；對市鎮飼料用糧也實行分類定量供應制度。

　　中國當時2500多個市縣以及一些鄉鎮都發放、使用各種糧票，所以中國糧票數量有“世界之最”一稱。到1961年市場憑票供應的商品，達到了156種。

　　據在糧食部門工作41年的聶守明介紹，出于對職業的特殊感情，對糧票收藏情有獨鐘，他收藏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一直到糧票停止使用各階段國家和各省區市以及地市縣的各類糧油票證數千種。聶守明在文章中曾感言，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沒有糧票就買不到糧食，在飯店吃不到飯，在商店也買不到任何與糧食有關的物品。可以說，沒有糧票，寸步難行。

　　在以票支付的年代，也發生過巨額貪污、盜竊的事件。例如湖南津市糧食局原統計員兼管票員劉某，利用職權、監守自盜，共計貪污糧票9500多公斤，案發后，追回4500多公斤，其余的都被其銷贓，劉某于1977年7月被判處死刑。

　　另一起也發生在湖南，1987年3月14日，長沙市赤崗沖糧店近1.5萬公斤糧票、2500多公斤油票被盜，破案后，盜竊犯言某、蔡某均被判處無期徒刑。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以后，改革高度集中的價格管理體制和不合理的價格體系的全部活動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重要內容之一，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處于很關鍵位置。

　　隨著價格改革，嚴格的票證制度也開始放松，國家逐步縮小了消費品定量配給的范圍。到1983年，由國家統一限量供應的只有糧食和食用油兩種。

　　1984年，在經過兩年多的物價體制改革試驗后，深圳市在全國率先取消一切票證，價格放開；1991年5 月，廣東、海南率先實行糧食購銷同價改革，次年，政府決定在全國范圍內推行這一改革。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確立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全國各地先后放開糧食及其他產品價格，實行購銷同價，促進糧食產銷與市場接軌。1993年，糧油實現敞開供應，糧票已無用武之地，被正式宣告停止使用。

　　至此，長達近40年的“以票支付”告別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1993年5月10日是北京開放糧油價格第一天，朝陽區西門糧店的店員在登記注銷最后一批糧票。北京流通了幾十年的糧票油票宣布作廢。圖/新華

　　銀行卡的電子互聯

　　1984年之后，為適應經濟金融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的要求，工農中建四家專業銀行先后開辦了現金出納、居民儲蓄、貸款、國際金融和各種委托代理等面向大眾的商業銀行業務。

　　隨著商業銀行業務興起，以及人民生活水平質量改善，人們也有多余的錢存到銀行，當時存款的憑證主要是存折，這一存款憑證在中國延續至今，有些年紀大的老人們至今還習慣使用存折存取款。不過，存折只能用來存取款，不能直接使用支付。

　　1978年進入中國銀行工作、原中國銀行珠海分行信用卡籌備組成員，周炳志在一個視頻欄目中介紹，他在1984年去香港探親，“喝完茶后，他們結賬時拿個卡出來一刷就搞定了，我覺得很好奇，就問這是什么？他說是信用卡”。

　　回到珠海的周炳志把信用卡的宣傳資料交給行長，在他的建議下，1985年，中國銀行發行了國內第一張信用卡——中銀卡，這距離美國首張信用卡發行晚了整整70年。只不過，美國首張信用卡的發行主體為百貨商店、飲食業等公司。

　　銀行卡的發展被認為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也是貨幣信用發展的一種表現。資料顯示，“中銀卡”面向公眾開放的首月就發行了454張，并且形成了由銀行、商戶、持卡人所構成的中國內地信用卡初級產業鏈。

　　在首張信用卡基礎上，四大行紛紛推出早期適合中國國情的準貸記卡，準貸記卡的概念是先存款后消費，同時還有小額透支。在業內人士看來，這種卡非常符合中國當時收入消費的現狀。

　　1986年，中國銀行總行發行了全國通用的“長城卡”；1987年，工商銀行發行了紅棉卡；1990年5月，建設銀行發行建設銀行萬事達卡；1991年，農業銀行發行了金穗卡。之后的30余年時間里，大額消費使用銀行卡支付的比重逐漸提升。

　　不過，中國銀行卡產業起步之初，以四大商業銀行為主的各發卡銀行以省市分行為單位進行行內系統建設，嘗試發卡并布放受理終端，初步形成以各自行業資源為依托的銀行卡系統和網絡布局。

　　銀行卡誕生之初的“封閉”和商業壁壘催生了我國的第一家卡組織——銀聯，2002年3月，在中國人民銀行的主導下，中國銀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銀聯”）在上海市工商局登記成立，經營范圍是建設和運營全國統一的銀行卡跨行信息交換網絡等。

　　銀聯的產生解決了銀行卡跨銀行、跨地區和跨境使用問題，在銀行卡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自此，銀行卡成為個人消費使用最頻繁的支付工具，2002年，全國人均擁有銀行卡不到0.5張。今年一季度末，全國銀行卡在用發卡數量77.73億張，借記卡在用發卡數量70.83億張，環比增長2.48%；信用卡和借貸合一卡在用發卡數量共計6.90億張，環比增長 0.63%。全國人均持有銀行卡5.57張，其中，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貸合一卡0.49張。

　　今年一季度，全國共發生銀行卡交易5645.36億筆，金額221.77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49.70%和0.43%。

　　電子支付的快速發展需要銀行卡作為支持，中國銀聯董事長葛華勇曾公開介紹，我國銀行卡滲透率已達48.47%。國際經驗表明，銀行卡滲透率每提高10個百分點，可拉動GDP增長約0.5個-0.8個百分點。“中國的支付工具30余年間從現金到銀行卡再發展到無卡支付，每次變遷都是創新。”

　　在現金電子化的初期階段，也就是銀行卡起步興起的幾十年間，商業銀行一直是主導力量。截至目前，據《2018年支付體系運行總體情況》統計，銀行業金融機構處理的電子支付仍然占據半壁江山，去年共處理業務1751.92億筆，金額2539.70萬億元。

　　不過，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早在2005年4月就發表《互聯網時代的支付變革》文章指出，無卡化趨勢將進一步加快。隨著電子支付方式發展，在零售支付領域，支付工具由紙基迅速向卡基轉變。但隨著互聯網時代來臨，銀行卡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卡基支付工具正在走向頂峰。盡管新興的網絡支付還難以完全擺脫銀行卡獨立存在，但其依賴性正隨著無卡支付的發展而降低。并且由于技術進步，速度在不斷加快。

　　為此，支付結算司建議，支付工具的多樣化和無卡化趨勢，可能需要支付服務提供者將其注意力轉移到賬戶服務本身，并由此去考慮業務創新、產品創新和安全機制。

　　電商的數字化革新

　　在銀聯問世的第二年（2003年）秋天，當銀行大佬們在告訴別人“我家銀行卡可以跨行轉賬”時，一個新興事物——支付寶在淘寶電商平臺業務的產業鏈上悄然誕生。

　　在那個時期，和銀行業的巨額業務規模相比，支付寶還是小眾化的，但是它的便捷和安全很快贏得了消費者們的傾心，擁有支付寶也成為年輕人的一種“時尚”。

　　2011年，央行頒發首批27家第三方支付牌照，支付寶也在其中，電子支付也一度擴展到了以POS消費、ATM取現為基礎，以互聯網支付、手機支付、固定電話支付、智能電視支付、自助終端支付以及其他各類新興支付方式為補充的綜合性、立體化支付渠道體系，產業規模快速擴大，并逐步形成了以銀行卡為載體的電子支付網絡和電子支付產業鏈。

　　在監管鼓勵創新和包容下，第三方支付企業憑借便捷、靈活的特性一度開辟行業藍海時代，手續費、備付金利息以及一些創新收入成為眾多支付企業的紅利來源，進而推動了行業快速發展。

　　不過，起源于2016年的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成為上述紅利的重要遏制時點。二清整治、備付金集中存管、切斷直連以及掃碼限額等都成為那次整治風暴的重要內容。在那一時點，監管一方面整治支付亂象；另一方面，則將二維碼支付合規化。

　　之后，背靠電商的支付寶與微信社交起步的微信支付迅速成為掃碼支付兩大巨頭，并在2017年強打造“無現金”概念，一時間，從超市到商場再到地鐵、公交以及路邊小商小販，二維碼開始橫掃線下所有領域。

　　隨著科技因素在非現金支付中的權重加碼，互聯網基因濃厚的第三方支付機構開始扮演主導角色。“中國電子支付新形態主要體現為移動支付的快速發展。而在這一新時期明顯可以看出，移動小額支付已經被以掃碼業務為代表的支付寶和微信支付主導。”一位IT技術人士說。

　　艾瑞咨詢數據顯示，在掃碼支付合規化當年（2016年），中國第三方支付機構完成移動支付交易金額達38萬億元人民幣，約為美國的50倍。

　　與此同時，中國POS機數量持續增長，年新增數量仍超40%，尚普咨詢發布的《2014-2018年中國POS終端行業市場調查研究報告》顯示，按照細分市場來看，增加較快的產品是手持移動POS機及支持NFC功能的手機POS機。

　　在這一階段的支付變革中，支付巨頭成了主要推手，并一直主導市場的發展。相比于此，曾經主導上一輪銀行卡變革的傳統銀行也曾一度焦慮而布局電商產業，不過從目前的發展來看，效果都比較一般。

　　商業銀行在這一時點做了另外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和支付相關的事情是，重力推廣自家手機銀行，在移動支付方面也獲得了很好的成績。

　　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銀行業金融機構移動支付業務量增長較快，共處理業務196.90億筆，金額 86.62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79.60%和22.32%，兩個數據的增速均高于非銀行支付機構的網絡支付業務。

　　對比而言，在線上，手機銀行更適用于大額轉賬，而支付寶、微信則更適合小額轉賬支付；在線下，隨著“去現金”步步逼近，傳統金融機構確實掉了隊。

　　后經過廣泛調研和深入論證，人民銀行秉承條碼支付的小額支付定位，確立了條碼支付業務的基本監管思路，即根據客戶身份和交易驗證安全等級不同，通過交易限額進行分級管理。

　　同時，在2017年，人民銀行提出建設移動支付便民示范工程，任務之一就是推進公共交通、校園、醫療以及食堂餐飲等十大支付場景升級。

　　銀聯開始聯合各大商業銀行，巨資“燒錢”鋪路，力推子品牌“云閃付”。根據業內人士介紹，移動支付布局的成本很高，特別是硬件改造。而在云閃付的補貼上，銀聯聯合商業銀行，每年的投入可達上百億元。

　　在上述商業手段推動下，消費者使用移動支付的積極性進一步提升。出行被認為是移動支付最后一塊大的新增蛋糕，不過經過去年的激烈角逐，銀聯與支付寶、微信在交通出行領域的競爭已進入白熱化。

　　跳出手機的人臉支付

　　在支付革命的路程中，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掃碼支付的硝煙還未散去，人臉支付已經徐徐走來，并且快速駛進。這次的推動者依然是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兩大巨頭。

　　2019年以來，支付寶和微信支付陸續推出了“蜻蜓”和“青蛙”刷臉支付設備，并開始執行相應的B端獎勵政策和C端優惠活動，加大推廣力度。

　　在這一次革命中，線下支付直指手機，意味著人們出行不拿手機也可以實現購物。以杭州新華書店與支付寶合作為例，去書店的客戶需要點擊掃臉支付設備屏幕，開啟刷臉支付，然后輸入手機號，確認姓名、金額和扣款賬號便可完成付款。

　　據接近支付寶人士介紹，上述設備是支付寶針對商戶研發的智能終端，能夠實現支付寶對商戶的功能，同時自帶4G聯網。而使用的客戶需要有支付寶賬戶，輸入的手機號幫助確定客戶的支付寶身份，通過多因子驗證完成支付流程。

　　“生物識別支付的時代正在到來。”全國社保基金原副理事長王忠民曾多次公開表示，從生物識別的角度看，任何一個消費者放在最終端就是一個生物體。基于生物識別，每個個體有很多生物體獨一的特性。其中瞳孔、聲帶、指紋，都是唯一性的。

　　“聲帶唯一以后有什么改變？”王忠民說，聲帶的唯一性可以讓所有的指令全部都變成唯一性，這時，手機不再是唯一的終端了。

　　當前，在支付領域使用最廣的是指紋和刷臉支付。其中，刷臉支付被最為看好。螞蟻金服將刷臉支付作為今年88活動（7月31日到8月9日十天）的三大主題之一，微信支付則在“88媒體開放日”宣布，基于刷臉支付的青蛙Pro發布時間表。

　　中泰證券研報認為，刷臉支付使用的人臉識別技術是生物識別技術的一種，核心是通過對生物特征的比對來確認身份。相比目前主流的掃碼支付方式，刷臉支付所需的技術包括人工智能、云服務和雙攝像頭3D結構光生物識別技術，其成本明顯高于目前主流的掃碼支付。

　　“對于C端用戶來說，刷臉支付體驗更好。”某支付分析師指出，刷臉支付可以解放雙手，提升支付的效率，并且能解決掃碼支付方式下手機忘帶或者沒電的問題。一旦設置完成，后續使用對于老年人也更加友好。

　　在刷臉支付的變革中，傳統金融機構也在布局，不過似乎又落在了后面。

　　市場普遍認為，目前刷臉支付只是作為二維碼的補充，還處于普及的階段，因為成本等原因，在將來刷臉與二維碼應該共存，不過，由于省去了手機這一介質操作起來更方便，所以，刷臉支付有望成為行業的主流趨勢。

　　據《財經》記者了解，當前刷臉支付主要應用在零售、餐飲、快消等場景中比較普遍，線上刷臉支付主要應用于購物支付、轉賬等，線下則主要應用于購物等場景。

　　不過，效率與安全就像一對孿生兄弟，生物識別支付的風險問題仍然不容忽視。技術突圍之后的監管思路有待盡快落地，這也決定這項變革能走多遠。

　　日前，中國人民銀行科技司司長李偉公開表示，線下刷臉支付技術已較為成熟，具備了試點應用的基本條件。但在線上，人臉識別仍存在諸多風險，暫不具備應用條件。“個別機構僅靠人臉特征判斷用戶身份，存在一定的安全隱患。”

　　為此，李偉指出，技術創新與市場的熱情給生物識別安全帶來了挑戰，需要盡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并形成多維度、立體式的監管體系。

　　據《財經》記者了解，監管部門正在制定生物識別有關標準。某支付行業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基于此前二維碼標準考量，生物支付必然是一個趨勢，但是出于風險考慮，未來的發展空間和尺度也將受限于正在研究的相關標準。

　　事實上，刷臉支付能否像掃碼全面普及，一方面要看監管的態度，另一方面要看消費者的接受度。

　　現金終結者現身？

　　在歷史的沿革中不難發現，自從有了銀行賬戶，支付領域的每一次革命都是在銀行賬戶的基礎上，實現的貨幣電子化程度加深。

　　央行最新的金融數據顯示，7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191.94萬億元，同比增長8.1%，增速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均低0.4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余額55.3萬億元，同比增長3.1%，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1.3個和2個百分點；流通中貨幣（M0）余額7.27萬億元，同比增長4.5%。

　　我國現行貨幣統計制度將貨幣供應量劃分為三個層次，M2、M1、M0。其中，M0是指銀行體系以外各個單位的庫存現金和居民的手持現金之和。

　　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即便我國貨幣電子化程度不斷提升，社會中流通的現金依然不容小覷，而且還在同比增長。

　　“貨幣電子化與數字貨幣有一個傳承關系，電子貨幣轉換更多是支付信息背后資金的流動，而數字貨幣則體現在貨幣體系的‘根’上，即M0數字化，M0結構將發生變化。”某數字貨幣研究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與之相應，貨幣政策和理論也將受到深刻影響。

　　因此，法定數字貨幣被認為是現金（紙幣、硬幣）支付可能的終結者。

　　《財經》此前就曾報道，2017年春節前夕，中國央行已經通過數字票據交易平臺進行了數字貨幣測試，配合的機構包括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微眾銀行、浦發銀行和杭州銀行等五家金融機構。

　　測試分為兩個實驗，分別是中國銀行、工商銀行在數字票據交易平臺上參與的交易。為配合測試準確、順利完成，參與測試的個別銀行修改了核心系統，主要以工商銀行與中國銀行為主。

　　事實上，數字貨幣典型應用的產品并不多，之所以選擇數字票據交易平臺作為試點應用產品，在于該平臺較零售相對簡單、封閉，而且屬于央行自己系統，把控更為容易。

　　在測試實驗中，從央行核心系統到商業銀行轉移、匯款用的都是數字符號，貨幣配有一個編碼，標注金額大小。“規模非常宏大，實驗的結果非常過癮。中國也是全球第一家做這個實驗的國家。”接近測試的金融人士激動地向《財經》記者表示。

　　不過，上述數字貨幣測試更多是做技術儲備、知識積累，與真正發行數字貨幣還不是一個概念，至于何時能推出中國的法定數字貨幣，尚未有時間表。

　　近日，CF40特邀成員、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副司長穆長春8月10日在第三屆“中國金融四十人伊春論壇”上再次透露。“央行數字貨幣現在可以說是呼之欲出了。”

　　據穆長春介紹，為解決高并發（指系統運行中“短時間內遇到大量操作請求”的情況）問題，DC/EP并非采用純區塊鏈架構，采取雙層運營體系，即人民銀行先把數字貨幣兌換給銀行或者是其他運營機構，再由這些機構兌換給公眾，在央行層面不預設技術路線，即保持技術中立。

　　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區塊鏈工作組組長、中國銀行原行長李禮輝近日發文指出，數字貨幣可否替代傳統貨幣形式，取代新興的電子支付工具，成為主要貨幣形式和主要支付工具，將取決于四個關鍵因素，即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具有商業價值的經濟規模、具備社會認可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數字貨幣還可以大大節省紙幣的運營成本，影響流通環節，并在很大程度上優化現有貨幣的運行體系。”某數字貨幣研究者說。比如國內僅運鈔車運輸產業市場就有350億元，2010年歐元區舊幣回收，耗資1000億歐元替換了58億張紙幣。

　　盡管法定數字貨幣推出意味著M0的數字化，但是，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前所長姚前曾表示，在較長時期內，數字貨幣和紙幣將并存流通。對于普通百姓來說，未來到銀行取錢時，既可以選擇兌換實物現金，也可以選擇兌換數字貨幣。

　　“如果M0被數字化，則意味著此前的相關支付系統以及多個產業面臨新的變革。”上述研究者說。

責任編輯：陳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