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金融新篇章》丨普惠金融篇

　　經過最近十多年發展，以普惠信貸為代表的普惠金融有長足進步。量增價降背后，行業資產質量變化已經引起更廣范的關注。普惠金融有兩大支柱：政策取向和金融機構服務，兩者如何協調成為未來普惠信貸發展的關鍵。目前政策層面在推動理順激勵相容的普惠金融發展長效機制，銀行層面則著手優化信貸結構，走出“低價”競爭，穩定資產質量。更長遠來看，行業觀點認為，銀行普惠金融發展仍需回到金融業發展的永恒主題上來——防控風險。

　　關注資產質量：

　　從“幕后”到“臺前”

　　人民銀行日前發布的2024年三季度金融機構貸款投向統計報告顯示，2024年三季度末，人民幣普惠小微貸款余額為32.9萬億元，同比增長14.5%，增速比各項貸款高6.4個百分點，前三季度增加3.51萬億元。農戶生產經營貸款余額10.3萬億元，同比增長12.6%。

　　量增的同時，“價”也在進一步降低。金融監管總局數據顯示，2024年前三季度，全國新發放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平均利率為4.42%，較2023年下降0.35個百分點。而與量增價降相伴隨的，是普惠信貸資產風險的陸續暴露。

　　上市銀行財報很少直接披露普惠業務不良率，但部分普惠相關業務資產質量會有涉及。例如，農業銀行單獨披露“惠農e貸”產品的不良貸款情況；郵儲銀行則單獨披露個人小額貸款、小企業貸款等與普惠金融相關但不直接等同的業務資產質量。而興業銀行、浙商銀行則直接披露了普惠型小微貸款的不良率。

　　應當注意的是，短期不良率變化并不足以說明絕對情況，但管中窺豹可以觀察當前一些趨勢性變化。記者梳理發現，在披露相關信息的各銀行中，除興業銀行，其他銀行截至今年上半年末的普惠金融相關業務不良率較年初都呈上升趨勢。其中，郵儲銀行的個人小額貸款、民生銀行的小微貸款以及浙商銀行的普惠型小微貸款不良率上升幅度均超過0.1個百分點，分別達到1.88%、1.38%和1.35%。橫向對比來看，這些業務的不良率大多仍低于全行資產的不良率。

　　記者了解到，最近兩年業界開始更加關注普惠小微業務不良率上升的情況。原因在于，過去普惠貸款高增，貸款從發放到風險暴露有滯后。最近三年，普惠信貸增速放緩，普惠金融的“好不好”由此被更多提及。

　　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在日前發布的《中國普惠金融發展報告（2024）》中提出，普惠金融政策目標協調存在“不可能三角”，即提高普惠群體信貸可得性、降低風險與綜合融資成本下降的三個目標不能同時實現，且成本與不良率呈現明顯的負向關系。

　　“不可能三角”之辯

　　“說白了，（討論‘不可能三角’的實質）離不開微型金融的三個核心約束條件。”中國金幣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焦瑾璞在2024中國普惠金融國際論壇暨人大老博士論壇上對此評價道。他認為，普惠金融發展原本就面臨三大約束條件：服務對象征信不夠、透明度不夠、道德風險高；需要形成多層次、廣覆蓋、可持續的體系；需要平衡創新與風險的關系。

　　焦瑾璞指出，應動態理解普惠金融的發展，當前它早已不再是簡單的業務品種，而是成為了一種業務模式；同時，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現代金融業體制機制的變化，也即大銀行也必須“俯下身”服務中小企業、服務個人，由此普惠金融也被賦予雙重使命，即既要實現商業可持續，也要實現社會影響力。

　　也有業內觀點指出，對于普惠金融政策目標“不可能三角”認識的核心在于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防止政府部門“好心辦壞事”。如果以行政手段過多干預市場價格，也即普惠貸款利率，一方面會造成定價本身不包含風險溢價；另一方面，市場價格扭曲會帶來一系列供求關系問題，其中最典型的例證即是低價普惠貸款產品更多流入非法中介手中，非法中介層層加碼，反而又推高了融資成本。

　　中國人民大學農村經濟與金融研究所常務副所長馬九杰同樣認為，普惠貸款利率并非越低越好。原因在于，利率本身具有一定篩選作用，不是所有項目、所有用途的需求都可以被（銀行普惠貸款）滿足；如果利率過低，篩選功能可能就會降低。

　　兩大支柱缺一不可

　　金融監管總局今年3月發布的《關于做好2024年普惠信貸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普惠信貸發展的最新目標：保量、穩價、優結構。其中，“優結構”的內涵既包括滿足重點領域、重點人群的資金需求，也包括在供給端推動客戶、資金結構的優化。

　　“過去有一些互聯網貸款，數據看起來好看，但其實還是有些‘虛’。”某股份行分行普惠業務負責人對記者坦言，當前行內正在推動客戶結構優化和業務轉型，以專業化、定制化服務控風險，謀求資產質量穩定。

　　具體來看，就是走進各類園區，圍繞諸如電子產業園等小微企業專業集群，深入調研了解客群經營特性，圍繞特性制定靈活換款方式和風險定價策略等。前期會以個性化、定制化服務方案為主，后期積累經驗后形成一定標準化的產品和服務。

　　“我們需要以服務和專業能力打破原有低價競爭模式。”該負責人表示，大行的資金成本優勢的確給“夾在中間”的股份行帶來更大壓力，但一家企業的金融需求很難被一家銀行完全滿足，中小機構能做的就是貼合客戶需求，快速響應，從而謀求市場空間。

　　在政策層面，金融監管總局還聯合國家發展改革委建立支持小微企業融資協調工作機制，目的是引導信貸資金快速直達基層小微企業。

　　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協調機制的工作既包括完善基礎設施，如推進小微企業信用信息共享應用、完善風險分擔補償機制；全面摸排小微企業融資需求，形成融資需求申報清單和小微企業推薦清單；還包括打擊非法中介機構，防止原本“惠民”的信貸產品利率層層加碼，進而再次出現“融資貴”問題。不過，該人士強調，這并非要否定貸款中介在推動普惠貸款中的重要作用，相反，是要讓更加正規的中介機構，助力普惠金融繼續拓面提質。

　　“‘政策取向+金融機構服務’是發展普惠金融的兩大支柱，一方面要有政策，另一方面還要有金融機構的服務，缺一不可。”人民銀行副行長陸磊此前已公開提及推動普惠金融長效發展的施策思路：政策設計突出發展重點，增強社會公平和機會均等；健全管理制度和落地督導，引導金融機構用好用足金融工具。金融機構層面，要發揮各自比較優勢，同時堅持科技賦能，推動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深度融合，驅動普惠金融發展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進一步提高普惠金融服務的便利度和可得性。

　　數字技術應用的再思考

　　“今天的問題都是前進中遇到的問題。”人民銀行原副行長李東榮在前述論壇期間指出，未來普惠金融進一步發展要關注兩方面：一是金融正確反映經濟活動的規律；二是與時俱進，切實防范風險。

　　借由數字技術降低獲客成本、風控成本，為商業持續性打開空間，進而拓展普惠金融覆蓋面是中國推動普惠金融發展的領先優勢，也是重要經驗。

　　一線實踐經驗帶來的最新思考在于，過去耗費大量精力“消滅人力”，但現在看來，人力成本的減少與風險成本的上升似乎兩相抵消，甚至于風險成本的增加值高于人力成本的減少值，對銀行而言并不合算。有業內人士指出，今年以來，就普惠金融業務而言，無論是助貸、聯合貸還是銀行自身貸款，線上的不良率都遠高于線下。

　　“我們從來不敢去沒有機構覆蓋的地方放貸。”一位農村金融從業者表示，盡管近年來機構采用了數字化審查手段降低人力成本，從而進一步降低利率，但在實際風險控制過程中，信貸人員始終沒有脫離過“線下主義”。原因在于，涉農業務有大量分散的現場信息，對于小機構而言，想有效地控制風險，就需要去現場收集、了解這些信息。

　　不過，其他行業觀點也指出，這并非意味著風險控制應回到“數據+人工”的傳統形式中去，而應該借助當前人工智能的技術風口，用生成式大模型學習人工經驗，利用雙重模型來更好地實現風險控制。

　　此外，業內人士認為，不論創新還是技術，風險和成本仍是底線。對于抵押品的各類創新并不是普惠金融的發展方向，原因在于，部分創新抵押品難以在風險補償中真正發揮作用。

　　文章來源：證券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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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