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陰銀行在為可轉債高比例轉股作準備，而這家銀行面臨的困境，較為普遍。

　　1月12日，江陰銀行發布公告稱，近日該行收到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無錫監管分局相關批復，核準江蘇江南水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江南水務”）股東資格，同意江南水務自批復之日起六個月內增持江陰銀行股票，增持完成后持有該行5%—10%（不含本數）的股份。

　　若后續江南水務增持該行股票占股比例順利突破5%，將成為江陰銀行第一大股東。

　　就在幾日前，該行剛公布了江南水務增持該行可轉債比例達到20%的公告，后者表示將會在轉股期內進行轉股，還推出了今年A股首份銀行高管增持計劃，披露了該行高管等成員擬通過購買可轉債并進行轉股的方式增持該行股份。

　　此時發起高管和機構增持可轉債，或與其“江銀轉債”即將面臨轉債期滿而轉股率過低有關。記者從江陰銀行相關人士處獲悉，江南水務的購買可轉債的行動還未結束。

　　銀行可轉債只有完成轉股才能直接補充銀行的核心一級資本，否則發行方必須兌付到期本息。記者梳理，于2024年到期的上市銀行可轉債共有四只，轉股率普遍不高。與江陰銀行一樣，無錫銀行可轉債也即將于1月底摘牌，但是轉股率只有2.64%。

　　在不足20天的時間，兩家銀行如何扭轉局面成為當前市場關注的焦點。

　　令市場關注的是，后續江南水務對“江銀轉債”的增持轉股，或將上演2023年中國華融對光大銀行可轉債“光大轉債”摘牌前夕“救場”的一幕。面對同樣迫切又難以完成的任務，無錫銀行又將引入哪一家機構來“救場”？在普遍“破凈”行情下，這是否會成為后續銀行可轉債退出的主流方式？

　　或引入國資系第一大股東

　　江陰銀行是全國三家股份制改革試點單位，于2001年正式成立，其前身為江陰市信用合作社聯合社，并于2016年9月成功登陸A股，成為了全國首家登陸A股市場的農商銀行。

　　繼在A股IPO兩年后，江陰銀行又完成一筆再融資業務。2018年1月26日，該行成功發行20億元規模的“江銀轉債”，期限為6年（自2018年1月26日至2024年1月26日）。

　　而兩周后，“江銀轉債”即將期滿。最新披露數據是，截至2023年12月29日，尚未轉股的“江銀轉債”金額還有17.58億元，占發行總量的87.89%。

　　對比之下，該行的轉股率遠遠低于此前銀行可轉債摘牌時的轉股率數據。自2003年至今，歷史上的銀行可轉債退出方式多是在行情刺激下，觸發贖回機制，實現高比例轉股。除了“光大轉債”轉股率為7成外，其余銀行可轉債轉股率均達到了99%以上。

　　為提振市場信心，目前江陰銀行不僅積極動員董高監、骨干成員，還擬引進當地國資系股東。

　　根據江陰銀行1月5日披露的公告，董高監、骨干成員等增持主體包括董事長宋萍，以及行長、監事長、副行長等人員，此外還有分支行的“一把手”，共計14名人員。上述增持主體除了從二級市場增持該行股票，還可購買可轉債并進行轉股的方式增持股票，額度上共計不少于1000萬元人民幣不高于2000 萬元人民幣。

　　此外，江陰銀行曾于2023年11月9日發布公告稱，江南水務擬購買該行公開發行的可轉換公司債券，并擬在轉股期內實施轉股成為該行股東。江南水務亦在11月份披露，公司擬以不超過6億元人民幣購買“江銀轉債”，具體購買金額以實際結果為準。

　　根據最新的數據，當前江南水務持有“江銀轉債”的占比已超過二成。當前“江銀轉債”的溢價率在15%上下，江南水務不惜將高于二級市場的價格轉股為江陰銀行股票，或與其“救場”，并成為該行的大股東有關。

　　記者從江陰銀行相關人士處獲悉，江南水務的購買可轉債的行動還未結束。按照江南水務擬購買“江銀轉債”的金額上限計算并實施轉股，江南水務持有該行的股份比例可能超過5%。若后續江南水務增持順利進行，或將成為江陰銀行第一大股東。

　　江陰銀行的股權結構分散，前十大股東以民營股東為主，持股比例均不高于5%。從2023年三季報數據看，該行前十大股東中單個股東最高持股比例僅為4.18%。除了北向資金（持股比例4.03%）之外，其余多位民營股東。

　　公開信息顯示，江南水務是一家國有控股上市企業，其前十大股東中有兩家為國資企業，注冊資本9.3521億元。江南水務也發布公告表示，通過購買江銀轉債并實施轉股成為江陰銀行股東，可以進一步提升公司實力，開拓公司業務布局，與江陰銀行實現資源互補并發揮協同效應。

　　與江陰銀行情形類似，無錫銀行的可轉債也將于1月底到期，轉股率同樣急于提升。

　　值得關注的是，近日，長城人壽剛“舉牌”無錫銀行。根據無錫銀行日前公告，長城人壽持有無錫銀行股份1.076億股，占該行總股本的5.00%。

　　公告同時顯示，長城人壽持有“無錫轉債”的面值也進一步增加，截至2023年1月11日，長城人壽持有“無錫轉債”為3738.6萬元，占“無錫轉債”未轉股余額的1.28%。市場也一度猜測，長城人壽下一步是否會繼續增持轉債并轉股的方式增持無錫銀行。對于險資而言，前述可轉債轉股屬于“溢價”扮演 “白衣騎士”，結果如何，有待事實驗證。

　　銀行可轉債退出多以“轉股”為主

　　可轉債退出方式包括提前贖回、回售、到期兌付以及被強制退市四種情況，前三種是較為常見的方式。其中，提前贖回仍是可轉債退出的主要方式。在二級市場股價走勢理想，觸發條款的前提下，發行人希望投資者轉股，實現“雙贏”。

　　銀行發行可轉債可以追溯到2003年民生銀行發行的“民生轉債”。受證監會收緊了定增政策影響，2018年之后，銀行可轉債加速起量，尤其是中小上市銀行積極發行，短短5年間就發行了近20只銀行可轉債。

　　記者梳理，自2018年上市至今，已陸續有5只銀行可轉債完成強贖退市，規模自30億元至300億元不等，包括江蘇銀行、光大銀行、平安銀行、寧波銀行以及常熟銀行發行的可轉債。

　　在2019年，就有“常熟轉債”、“寧行轉債”、“平銀轉債”三只銀行可轉債集體摘牌。其中，平安銀行發行的“平銀轉債”轉股期僅不到2個月就完成了99.99%的轉股，常熟轉債、寧行轉債轉股期也只有一年左右也實現絕大多數轉股。

　　究其原因，2019年A股轉暖，在權益市場高景氣帶領下，銀行板塊二級市場走勢理想，銀行正股股價走勢較容易觸發可轉債的贖回條款。

　　與歷史過往不同，近兩年，銀行板塊二級市場的表現較為低迷，銀行股陸續跌破了市凈率，難以下修轉股價，可轉債的持有人更不可能溢價轉股。當前銀行轉債面臨的普遍問題是，轉債臨近期滿，但轉股比例又極低。

　　記者梳理，于2024年到期的銀行可轉債有四只，均為蘇南四家上市農商行發行，即江陰銀行、無錫銀行、蘇農銀行、張家港行發行的“江銀轉債”、“無錫轉債”、“蘇農轉債”和“張行轉債”。當前，除了蘇農銀行有近50%的轉股率，其余均較低，其中“張行轉債”轉股率還不足1%。

　　此外，未來四年間，還有13家銀行發行的可轉債臨期，規模自幾十億元至幾百億元不等。其中，2025年就有浦發銀行發行的500億元“浦發轉債”與中信銀行發行的400億元“中信轉債”期滿，但有99%以上可轉債未轉股。

　　由于股市長期低迷，對比此前歷史上銀行多數可轉債均99%以上的轉股率，后續的銀行可轉債是否還能達成高比例轉股？

　　對于中小銀行而言，如何扭轉當前局面，需要另辟蹊徑，發動機構股東或引入新的機構股東購入可轉債轉股增持股票，成為當前的可行的方案，但是否上述銀行都能找來“白衣騎士”，是待解的話題。

　　引進股東“救場”

　　與當前江陰銀行、無錫銀行眼下的困境相同，去年一季度，光大銀行曾遭遇了同樣的情形。

　　光大銀行發行的300億元A股可轉債“光大轉債”（自2017年3月17日至2023年3月16日），在臨近摘牌前，也有大比例的“光大轉債”未轉股。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年底，尚未轉股的“光大轉債”占其發行量的比例高達八成。

　　進入2023年一季度，銀行股走勢普遍低迷，光大銀行股價走勢一時難言起色，這時候“光大轉債”轉股溢價率超過了15%，難以調動起債券持有人轉股的熱情。

　　于是，出現了在即將摘牌的前夕，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國華融）緊急“救場”。

　　2023 年 3 月 16 日，“光大轉債”最后轉股日這一天，中國華融才迅速通過可轉債轉股方式，將其持有的1.40億余張“光大轉債”轉為光大銀行A股普通股，這一數量占據了“光大轉債”發行總量的近五成（46.67%）。

　　值得關注的是，在此次轉股前，中國華融并未持有光大銀行股票。轉股后，中國華融持有光大銀行普通股41.85億股，占該行普通股總數的7.08%，成為了光大銀行主要股東。

　　最終，“光大轉債”累計轉股金額227.31億元，贖回“光大轉債”面值總額為人民幣72.69億元，占發行總額的24.23%。

　　機構股東可轉債轉股增持案例不少

　　不同于前述緊急“救市”，實際上，在過去的幾年間，江蘇銀行、南京銀行以及成都銀行、寧波銀行等銀行均出現過股東通過可轉債轉股增持的案例。

　　其中，江蘇銀行與寧波銀行的案例較為相似，兩者皆是因為正股股價走勢符合預期，在轉股期，股東積極轉股，實現盈利和增持“雙贏”。例如，江蘇銀行第一大股東江蘇省投資管理有限責任公司于2023年9月1日至11月16日，以可轉債轉股方式增持該行股份407.23萬股。而這一階段的轉股溢價率只有-0.084%。

　　此外，南京銀行、成都銀行的股東則是積極購入可轉債，并溢價轉股增持股份，助力提高市場預期。

　　例如，南京銀行于2021年6月15日發行了200億元規模的可轉債“南銀轉債”。而在2022年這一年，南京銀行有5家機構股東以可轉債轉股方式溢價增持該行股份。Choice數據顯示，2022年“南銀轉債”的平均溢價率為13.94%。

　　上述增持的股東包括南京銀行第一大股東法國巴黎銀行，以及南京紫金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江蘇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江蘇省煙草公司。例如，當時法國巴黎銀行以可轉債轉股方式增持南京銀行股份1.83億股，占該行2022年末總股本的1.77%。

　　不過，此后銀行板塊二級走勢并不火熱，至今“南銀轉債”轉股進程并未進展多少。截至2023年12月31日，“南銀轉債”尚未轉股的金額占其發行總額的比例還有83.0832%。

　　與南京銀行股東溢價增持一樣，成都銀行的外資股東也上演了溢價增持的操作。

　　成都銀行發行的80億元可轉債“成銀轉債”，起止日期為2022年9月9日至2028年3月2日，截至2023年底，轉股比例為35.04%。

　　來自馬來西亞的外資銀行豐隆銀行（Hong Leong Bank Berhad）于2023年5月份通知成都銀行，已累計將其持有的12.65億元的“成銀轉債”轉為成都銀行9100萬股A股股票，持股比例合計增加了1.58%。轉股后，豐隆銀行持有成都銀行的股份比例為19.57%。

　　根據豐隆銀行權益變動的時間（2022年12月06日-2023年5月8日），記者統計choice數據發現，這一階段，“成銀轉債”的轉股溢價率為18.24%，5月初的轉股溢價率也在20%以上。

　　對于為何銀行股東不惜選擇通過可轉債溢價轉股的方式增持股份？業內的觀點較為一致，即，一方面，機構股東看重長期股價走勢，忽略短期虧損；另一方面，借此提升股東自身的持股比例，并分享商業銀行長期高分紅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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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