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一天成為中國與世界關系發展的一個重要分水嶺。

　　20年間，中國全面履行承諾，改革開放不斷推進，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持續上升。與此同時，世界經貿格局也在不斷演變，貿易摩擦時有發生，全球化遭遇逆流。

　　站在新的歷史關口，我們應該如何回顧入世20年對中國和世界帶來的改變？又該如何展望中國與世界經貿關系的未來？就此，澎湃新聞推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20周年特別報道《風再起時》，深度對話多名親歷者、學者，希望提供更多維度視角。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和財富水平，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研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提出了以提升人力資本為核心的“中等收入群體倍增”戰略，并在《新倍增戰略》一書中圍繞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界定、現有規模，未來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潛力、路徑、難點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目標的戰略和政策重點。

　　劉世錦近日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指出，對中等收入社會向高收入社會的跨越期來說，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意義首先是增加消費需求，對經濟持續增長注入新的動能。劉世錦表示，下一步可在都市圈城市群城鄉要素雙向流動、進城農民工保障性住房和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放寬基礎產業準入以實質性促進公平競爭等方面，采取一些標志性、突破性的舉措。這些舉措短期內能夠提振信心、擴大需求，中長期也有利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促進共同富裕目標實現。

　　三次分配不能作為解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

　　澎湃新聞：您怎么看收入分配制度在實現共同富裕目標過程中將起到的作用？這跟您提出的“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策略是怎樣的關系？

　　劉世錦：僅靠分配制度，特別是三次分配，是無法實現共同富裕的。如果按重要性來排順序，要素培育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是生產，第三位才是分配。要素培育是提高做大蛋糕的能力，生產是做大蛋糕，而分配只是一個結果。提升做大蛋糕的能力是首要的。分配制度中的一次分配也與要素市場直接相關，做大蛋糕的能力較強，在一次分配中間可以分的份額就高。換言之，在市場經濟下，只有提高低收入階層的能力，他們的收入比重才能夠提升，從而提升這個群體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

　　就分配本身而言，初次分配與要素培育直接相關，二次分配是政府通過稅收等手段集中資源，用于提升低收入群體的基本公共服務，由此提升他們人力資本；三次分配要堅持自愿原則，在現階段，也應通過扶貧、教育等方式，重點服務于提升低收入群體做大蛋糕的能力。要防止將三次分配放到首位，或是將之作為解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重要的是理順要素、生產和分配的關系，推動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進入正向循環，增強其互補性和可持續性。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戰略和政策的核心，是著力提升低收入群體的人力資本、促進機會均等，縮小不同群體之間的人力資本差距，以增效帶動增長的方式縮小收入差距。一個簡單的邏輯是，在剝去種種社會關系的外衣后，人們之間能力的差距，遠沒有現實世界中收入分配和財產分配差距那么大。如果能夠創造一個人力資本公平發展的社會環境，人們的積極性、創造力普遍而充分地發揮出來，公平和效率就可以互為因果，在提升社會公平的同時促進經濟增長

　　澎湃新聞：中國社科院的蔡昉老師提出，要改變目前半截子的城鎮化的狀況，讓2.6億農民工成為新市民。對這樣的提法您同意嗎？

　　劉世錦：

　　如果大量農民沿用老辦法繼續留在農村，教育、醫療、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務問題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城鎮化的重要效應就在于能夠低成本地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從長遠看，解決農民脫貧的問題，最重要的就是讓農民不再是傳統意義的農民，改變他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還會有一些人從事農業生產，但使用的不會是傳統的方式，而是與城市其他行業大體相同的現代化方式。與此同時，城鄉居民就業是相互流動的，原來的農民可以進城從事工業和服務業，城市里的人也可以到農村去搞農業。現在不少城里人對搞農業也很有積極性，當然，他們通常用是新的技術和商業模式，者就是我們所倡導的城鄉融合發展。

　　澎湃新聞：在雙循環的大經濟格局下，實現橄欖型的分配結構對國內經濟格局的意義何在？這一時期經濟增長已由高速轉入中速，投資、出口對增長的重要性下降？

　　劉世錦：從中國作為一個超大型國家，在客觀上必須以內需為主。這是正常的經濟發展邏輯。

　　內循環和外循環是互補的關系，各自發揮不同的作用。從中國在20年前加入WTO，到現在申請加入CPTPP，體現了中國在持續對外開放、不斷吸收和引入新的全球化的市場經濟制度性規則方面的進展。外循環就是要引入中國國內不具有比較和競爭優勢的產品和要素，這樣內循環才能有更好的成果。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將有利于中國推動以內循環為主，內循環和外循環相互結合、相互促進的經濟發展新格局。 

　　澎湃新聞：談到外循環，繞不過中美關系。現在到了拜登的任期，很多外部的政策環境也發生了變化。你對拜登任期的中美經貿關系有怎樣的預判？

　　劉世錦：目前中美之間出現了緩和跡象，但中美關系的大背景是，美國對中國的崛起還不適應，而適應是需要一個相當長時間的。這個格局可能短期內很難改變。

　　全球化現在確實處在一個困難的時期，本身需要調整，但最終全球化還是會往前推動。中美關系還是要放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考慮。中美兩國占到全球經濟總量的40%，中美之間不合作，甚至搞脫鉤，全球化是沒有前途的。有人把現階段的中美關系看成是當年的美蘇關系，實際上二者有很大的區別。盡管受到貿易戰和疫情等的多重沖擊，2020年中國再次成為美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今年前三季度中美進出口達3.52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4.9%，在所有貿易對象中增速最快，反映出中美之間產業結構、貿易結構等方面存在的巨大互補性和合作潛力。中美合作有很大外部性，不僅影響到兩個國家，對全球的穩定和發展也至關重要。

　　入世推動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的制度性開放

　　澎湃新聞：說到全球化，中國入世至今20年了，我們應如何理解改革開放和入世之間的關系？這20年來，哪些變化是預計之中，又有哪些變化超出預期或是在意料之外？

　　劉世錦：對中國入世20周年應該給出高度評價。除了中國的外貿數據增長顯著外，更有意義的是帶動了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的制度性開放。

　　全球化就是全球范圍的市場經濟，WTO就是給全球范圍市場經濟確立基本的規則。加入WTO以后，中國從生產流通的諸多環節都必須與國際接軌，也就是中國和全球的市場經濟規則開始接軌。中國加入WTO，意味著國內開放型競爭型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確立。入世后，我們必須要去學習和適應國際上的基本規則、制度、習慣和做法，從而大踏步地趕上世界潮流。對加入WTO的意義，可能更多要從這個角度去理解。

　　澎湃新聞：中國還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繼簽署了RCEP后又申請加入CPTPP，這是不是在全球主動尋求更豐富多元的貿易組織形式？

　　劉世錦：

　　這不僅是貿易形式更為豐富多元，也是中國制度型開放的升級。WTO更多地是管理國家之間的貿易關系，而CPTPP則是更高水平的國際貿易投資協定，對成員國的整個生產過程和要素市場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意味要形成高水平的市場經濟。對于中國是否要申請加入也有一些爭議，涉及到國有企業地位、產業政策、勞工關系、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等議題。我們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相應地要深化改革，重點是生產要素市場的改革。對這些議題，已經明確了改革的方向，簡單地說，不是別人要我們改，而是我們自己必須要改。具有前瞻性地主動積極加入這類區域性協定或組織，有利于在新形勢下“以開放帶動改革”，推動制度型開放，加快形成高水平的市場經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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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