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三名金融監管干部的齊魯緣：兩名70后任新職，一名60后“落馬”

　　文 |俞燕

　　周末到了，果然又是重磅迭出的時刻。

　　光是在人事這方面，今天（12月3日）就有兩樁重磅，一樁是人保財險副總裁沈東“落馬”，另一樁則涉及CBIRC系統的一連串人事變動。

　　沈東的事暫且按下不表，今天先來重點說一下CBIRC這一串多米諾骨牌般的人事更迭。

　　今天上午，“喻觀財經”從有關渠道獲悉，58歲的上海局局長韓沂“落馬”了。

　　韓沂由此成為繼2019年7月福建局局長亓新政落馬之后，第二位在任時就落馬的正職局長，也是繼今年3月農村中小銀行機構監管部主任郭鴻落馬后，又一位落馬的正局級監管干部。

　　如今，見諸公開信息的上海局“落馬者”已有副局長周文杰、局長韓沂，以及原CBRC上海局國有銀行監管處現場檢查一科科長王亞民三人，分屬不同的職位。

　　韓沂是山東鄒城人。接替他出任上海局新局長的，是從他的故鄉過來的山東局局長王俊壽。

　　而接替王俊壽的，是另一位山東人——CBIRC城商行部主任邢桂君。

　　三個人，其中一個是60后，兩位是70后，皆與山東有不同的淵源。但，雖有共同的淵源，但三人卻有不同的人生際遇。

　　是什么，讓他們走上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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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灘腐事

　　公開信息顯示，韓沂生于1963年8月，山東鄒城人。雖然籍貫是北方人，但他的職業生涯基本上都發生在南方。

　　韓沂出身自人行系統，1985年7月起在浙江省分行、紹興市和寧波市分行、上海分行等地工作。2003年CBRC成立后，轉到CBRC系統，轉任CBRC浙江局辦公室臨時負責人、主任，2004年升任副局長。

　　2009年，韓沂調任湖北局，升為局長，度過了兩年多時光。

　　2011年，韓沂重返浙江局，出任局長，執掌四年。

　　韓沂有過短暫的CBRC會機關任職的經歷，曾北上出任CBRC現場檢查局局長。

　　2015年1月20日，CBRC開啟了自成立以來的首輪組織架構改革，現場檢查局便是彼時改革的產物之一，主要負責全國性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現場檢查等工作。韓沂成為首任局長。

　　2016年11月，時年53歲的韓沂再次回到南方，接替已調往中財辦的廖岷，出任新一任上海局局長，從此開始了執掌上海局的時期。

　　彼時接替韓沂出任現場檢查局局長的，是時任副局長王朝弟。王朝弟也與山東有淵源，早年在山東工作多年，曾在2004年10月至2013年5月任CBRC山東局副局長。

　　也是在這一年的這一輪調整中，CBRC團委書記郭鴻，成了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監管部主任，一直到落馬，就沒再離開過該部門。

　　如今，郭、韓兩人又在同一年“落馬”。

　　韓沂接任上海局局長時，上海自貿區已成立三年，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一系列工作亦在熱火朝天地展開。他上任的當月（2016年12月），上海票據交易所、中國信托登記公司相繼開業，被視為我國金融要素市場的新起點和里程碑事件。

　　上海作為金融最早對外開放的城市和金融中心，是金融機構最多、金融市場要素最豐富的城市，對于金融監管者來說，對這座城市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進行有效監管，既考驗專業水平，亦考驗與各方的溝通與協調能力。

　　不過，近年來，在金融反腐風暴下，作為金融重鎮的上海亦成為了金融腐敗重災區。比如，宇宙行原上海分行行長顧國明落馬，轟動一時。農業銀行上海審計分局原副局長馬路，浙商銀行原上海分行行長顧清良、平安銀行兩任行長冷培棟和楊華，浦東銀行原黨委委員、副行長、董秘穆矢及其妻、原上海信托副總經理杜娜偉等等。

　　這幾年，CBIRC系統大大小小的“落馬”者也有20多人了，但在職的正、副職皆有落馬，在CBIRC系統內尚屬罕見，尤其是在一線城市。

　　金融資源因具有特許性和稀缺性，極易滋生腐敗。金融發展史幾乎就是一部與金融腐敗共存的歷程。欲望常騷動，金錢永不眠。一旦不能抵制誘惑，人生便極易脫軌。

　　與其他行業相比，金融業的圈子文化尤盛。幾乎所有落馬者，都有自己的各種小圈子。以圈斂財，以圈圍獵，大搞權錢交易。

　　一名落馬的金融高管曾在懺悔時表示，一個人不敢做的事，小圈子的人在一起就壯了膽，不敢做的也敢做了。

　　目前對于韓沂的具體落馬原因，還有待官宣。據喻觀財經了解，目前比較可靠的說法，或者說被帶走的直接原因是也是因為韓沂的小圈子——親友圈里的小舅子。

　　據了解，韓沂的小舅子是恒豐銀行寧波分行行長莫驁。一直作為該行臨時負責人的莫驁，在今年3月才正式出任該職。

　　天眼查顯示，莫驁的另一個身份還是煙臺佐灃叁號投資中心（有限合伙）（下稱“煙臺佐灃”）的合伙人，持股1.56%。

　　而這個煙臺佐灃，是上海佐潤投資管理公司旗下的私募基金。而佐灃、佐潤和佐基等，彼時皆是恒豐銀行已“落馬”的前董事長蔡國華的手里的資本運作工具，其中，上海佐基在2015年恒豐銀行的第五大股東。

　　彼時據財新等媒體報道，上海佐基運作的資金都來自恒豐銀行安排的資管計劃。

　　2015年的時候，韓沂尚任浙江局局長，而莫驁任恒豐銀行杭州分行行長助理。

　　莫驁只是杭州分行的行助，卻成為遠在煙臺的私募基金的合伙人，其在恒豐銀行之戰中扮演何種角色，目前不得而知。

　　目前可以確定的是，就在韓沂落馬之前，莫驁先行一步被帶走了。

　　此外，坊間亦有一種說法，韓沂“落馬”與浙商銀行原副行長張長弓有關，而張長弓當年是寶萬之爭的資本運作操盤手，浙商銀行則是其彈藥庫。

　　根據公告，韓沂由杭州市監委對其監察調查。有業內人士指出，大概率與浙江地界的事有關。

　　如今恒豐銀行已在完成重組后重生，寶萬之爭早已物是人非。五六年后如再拔出蘿卜帶出泥，可見金融反腐一直在路上。

　　既然倒查20年，上查五六年又算什么呢？

　　如果再算上今年浙江地盤已落馬的，還有建設銀行浙江省分行原黨委書記、行長崔濱洲，國開行浙江省分行原黨委委員、副行長倪賢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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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后”王俊壽的新征程

　　成為CBIRC上海局成立以來第二任局長的，是“70后”山東局局長王俊壽。

　　12月3日下午，王俊壽已上任。

　　公開信息顯示，王俊壽生于1971年3月，山西陽泉人。他是南開大學資深學子，從本科一路讀到博士。還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特華科研流動站博士后工作過，并在2010年參加了英國匯豐銀行集團資助項目，并在2011-2012年獲得新加坡連贏洲國家獎學金。

　　王俊壽是CBIRC系統為數不多的有金融機構工作經歷的監管干部，尤其是作為廳局級一把手。

　　王俊壽早年在天津工作，歷任天津科技城市信用社會計員、信貸員、辦公室副主任，天津城市合作銀行辦公室主任助理、支行業務科長、工會主席、行長助理、管轄行副行長，天津市商業銀行個人金融業務部總經理。

　　2006年8月，王俊壽進入CBRC系統，歷任海南局黨委委員、局長助理、副局長等職。

　　三年后，王俊壽重返天津，自2009年2月起任天津局黨委委員、副局長，兼濱海分局黨委書記。

　　王俊壽亦有過短暫的CBRC機關工作經歷，曾在2013年12月掛任辦公廳副主任。

　　一年后，王俊壽遠任新疆局，出任黨委書記、局長。直到CBIRC成立，王俊壽出任山東局局長，成為當時為數并不多的“70后”局長。

　　山東是東部大省，但金融板塊與同屬華東區的蘇滬浙不可同日而語，2017年，金融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為5.1%，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8個百分點。且金融結構存在失衡，銀行業“一業獨大”。

　　王俊壽上任這一年，山東正好出臺了《山東省現代金融產業發展規劃（2018-2022年）》，提出到2022年，全省金融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6%左右。

　　到2020年的時候，山東已提前完成了該規劃制定的目標，省金融業增加值已達4567億元，占地方生產總值的比重已升至6.2%。

　　山東局官網顯示，截至2021年7月，山東局向縱深推進大額授信風險處置，部分重點企業風險化解取得實質性進展。轄區內CBIRC重點關注的城商行不良率指標已全部降至退出名單標準以下，農商行不良貸款處置額則創近五年來同期新高，完成了全國首家包商銀行發起村鎮銀行的股權轉讓。

　　對于金融反腐，王俊壽亦有自己的思考。他近日在《中國金融》撰文指出，“小勝靠力，中勝靠智，大勝靠德”，作為監管部門要創新常態化監督方式方法，既突出“關鍵少數”，也抓住“絕大多數”，圍繞權力運行嚴查有法不依、違法行政行為。豐富拓展“儒風齊魯清廉金融”內涵，將清廉金融文化納入監管評級、高管任職審查、員工考核評價中，持續擦亮清廉金融文化建設“山東品牌”。

　　如今南下坐鎮上海局，王俊壽的監管足跡已各涉東、南、西、北，其來自不同發展地區的監管經驗，亦將對其管理上海這個金融中心提供經驗和視野上的支撐。

　　此外，據熟悉王俊壽的金融業人士透露，王俊壽學術水平高，監管經驗豐富，能言擅寫，溝通和協調能力俱佳，加之作為“70后”的年齡優勢，對于監管上海這樣一個擁有金融超級體量和重要地位的城市來說，頗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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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局又迎來“70后”博士局長

　　對于出任山東局新局長的邢桂君來說，此番屬于籍貫意義上的“回鄉”。

　　邢桂君也有很多標簽，比如“70后”、博士、海歸。

　　公開信息顯示，邢桂君生于1974年，山東諸城人。東北農業大學博士、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博士后。曾在英國倫敦商學院留學一年，獲碩士學位。

　　邢桂君早年在人行哈爾濱金融監管辦工作，CBRC成立后，進入原黑龍江局工作，曾任農村合作部處長，后來升至副主任。

　　邢桂君后來調到CBRC農村金融合作部，歷任業務綜合處兼市場準入處處長、支農服務監管處處長，2013年前后升任副主任等職。

　　自進入CBRC，邢桂君的監管領域主要是農村金融領域，對農村普惠金融、農業供應鏈金融等皆有深入的研究。

　　CBIRC成立后，邢桂君轉任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監管部副主任，開始了監管國有大行的經歷。

　　2020年4月左右，城商行監管部主任凌敢調任銀行機構檢查局局長后，邢桂君便接任城商行監管部主任，升為正廳局級。

　　近兩年，城商行改革是CBIRC的工作重心之一。邢桂君出任城商行監管部主任不久，金穩委便發布了《中小銀行深化改革和補充資本工作方案》，提出進一步推動中小銀行深化改革。

　　隨后，四川銀行、山西銀行、遼沈銀行先后宣布籌建。上月，中原銀行則宣布合并三家城商行，組建新的中原銀行。

　　一方面是一批城商行抱團重組，一廂則是包商銀行破產、錦州銀行等問題銀行逐次化解風險。

　　不過當下對于城商行來說，仍是轉型的艱難之旅。有關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城商行資產規模為41.07萬億元，在銀行業中占比約12.84%，稅后利潤 2145.60億元，同比下降 14.50%，下降幅度居各類商業銀行中首位。

　　城商行的具體監管主體是地方各局，對于城商行監管部來說，相關的政策制定和統籌協調工作依然有很多。對于邢桂君的續任者，城商行的監管工作可能仍然會很忙。

　　如今，邢桂君出任山東局局長，再一次迎來職位的變化。從地方局到機關再到地方局，身份不斷轉換的同時，亦是積累不同層面的監管經驗的過程。

　　先后兩任局長都是70后博士，這樣的局并不多。作為儒家發源地的山東，這是有吸引學霸“體質”么？

　　（喻觀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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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