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百年金融專欄|紀志宏：從紅色金融史中汲取發展動力

　　作者|紀志宏‘中國建設銀行副行長’

　　文章|《中國金融》2021年第13-14期

　　編者按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深刻改變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一百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不畏險阻、砥礪前行，取得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徹底改變了近代以來一百多年中國積貧積弱、受人欺凌的悲慘命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同心同德、艱苦奮斗，開創了改革開放的新局面，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海納百川、銳意進取，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了中國智慧，中華民族走上了實現偉大復興的壯闊道路。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堅持牢牢把握金融事業發展和前進方向，不斷探索金融支持革命戰爭和創立新政權、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道路，指引我國金融事業實現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發展。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之際，“中國金融雜志”微信公眾號特別策劃“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百年金融”專欄，配合《中國金融》雜志相關策劃，選取部分反映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重要金融機構和重要金融市場改革創新的文章，展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金融事業從無到有、從弱到強、不斷發展壯大的波瀾壯闊的畫卷。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指出：“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是牢記初心使命、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偉業的必然要求，是堅定信仰信念、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是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永葆黨的生機活力的必然要求。”黨史的內容極其豐富。狹義的紅色金融史，即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金融發展史，就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黨的紅色金融家和銀行工作人員，如何做金融辦銀行？辦什么樣的銀行？對于今天我們認識新金融、理解新金融、實踐新金融有很重要的啟示作用。

　　革命戰爭時期，我們辦銀行的經驗既樸實無華，又充滿智慧；既秉持實事求是、誠信守正的精神，又不乏開拓創新、勇于探索的膽識。回顧這段篳路藍縷的紅色征程，能夠促使我們“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學習這段奠基立業的紅色歷史，能夠指引我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

　　高度重視金融工作，將金融上升到關乎政權的戰略高度，始終堅持黨對金融的集中統一領導

　　金融自古以來就是國之重器，是國民經濟的血脈，具有高度的政治屬性。馬克思在總結共產國際運動的經驗教訓時指出，沒有接管擁有30億法郎的法蘭西銀行是巴黎公社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恩格斯也認為，“假若接管法蘭西銀行，這會比扣留一萬個人質更有價值”。在認真總結巴黎公社失敗教訓基礎上，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沒有工農民主政權的貨幣，商品流通就會受制于軍閥的貨幣體系；沒有工農民主政權的金融信貸，工農業就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中國共產黨始終將金融工作當作革命政權的經濟生命線，擺放在關乎黨生死存亡的重要位置，從井岡山時期直至解放戰爭時期都強調要建立自己的金融事業。在延安時期，毛澤東把貨幣政策當作“對敵戰爭的重要武器”，把“發展工業、商業和金融業”作為“我黨的重要任務”，在開展“軍事的和政治的競賽”的同時，大力開展“經濟的競賽”。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黨提出對金融工作、貨幣發行的統一領導。事實證明，黨的正確領導是金融建設的政治保證。

　　中國共產黨對金融工作的高度重視，可以從紅色貨幣發行中窺見端倪。1927~1949年中國共產黨共領導建立了四百余個貨幣發行機構，發行五百余種貨幣版別，涉及7種材質的貨幣。1948年12月第一套人民幣發行后，為占據貨幣斗爭主動，確保“武裝占據到哪里，人民幣就發行到哪里”，必安排專門運載人民幣的大卡車跟隨部隊入城。中國共產黨對貨幣金融體系的集中統一領導，創造出非同尋常的戰斗力，激活了紅色區域內部經濟循環體系，滿足了不同時期根據地、邊區、解放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注重金融安全，強調構建獨立自主的貨幣金融體系，以經濟上的獨立自主鞏固政治上的獨立自主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在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斗爭中認識到，要取得政治上的勝利，首先要有經濟上的獨立；要有經濟上的獨立，必須要構建獨立自主的貨幣金融體系，以經濟上的獨立自主鞏固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從土地革命戰爭開始，人民政權在全國各地相繼創建了相對獨立、分散管理的根據地銀行并發行了貨幣，有力支持了各個時期的對敵斗爭，在中國紅色金融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比如，解放戰爭時期（1945~1949年），國民黨反動政府對解放區發動軍事進攻的同時，還發動了政治和經濟上的進攻。為了防止偽幣向解放區的入侵，解放區民主政府立即大量發行抗幣，驅逐偽幣，把吸收的偽幣送到敵占區去回購物資。由于采取的行動措施及時，解放區迅速排擠了偽幣，確立了抗幣（本位幣）的唯一合法性地位。隨著全國解放戰爭的順利推進，晉察冀、晉冀魯豫、華東、晉綏、陜甘寧解放區連成一片。1948年12月1日，在華北銀行、北海銀行和西南農民銀行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國人民銀行，并下設分行及其所屬機構，逐步形成全國統一的金融體系。

　　注重處理好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辯證關系，千方百計支持生產，推動根據地金融事業更好向前發展

　　在處理貨幣發行與經濟發展關系上，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不能單純依賴發行貨幣，必須用生產發展來解決財政難題。延安時期，毛澤東指出：“邊區的問題，基本上不是金融問題，而是經濟與財政矛盾，解決這個矛盾，只有通過發展生產”，“如果不發展人民經濟和公營經濟，我們就只有束手待斃。財政困難，只有從切切實實的有效的經濟發展上才能解決”。按照毛澤東提出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要求，邊區政府采取減租減息、發放貸款、開源節流、精兵簡政等有力措施，推動了邊區大生產運動。據統計，從1940年到1944年，邊區耕地面積達到1400萬畝、產糧200萬石，較1938年年均增加50%。到1945年，農業上實現“耕三余一”和“耕二余一”；工業上產品基本實現自給；商業上呈現日益繁榮的景象。在充足的物質支撐下，1944年邊幣發行增加2倍多，但物價僅上漲1倍多，邊幣幣值保持平穩。

　　革命年代，中國共產黨采取各項金融支持和財政減稅舉措來支持人民生產。1933年7月，中央發行300萬元公債，除了100萬元作為軍事經費外，剩余200萬元皆用于生產和貿易。在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方面，根據地銀行每年都發放大量貸款支持農業、工業、手工業、農村家庭副業發展。以鄂豫皖根據地銀行為例，該行當時主要發放農業貸款、工業貸款、商貿貸款三類貸款。農民可以申請月息1到3厘的低息農業貸款，用于購買耕牛、農具、種子等必需生產資料。即使農民貸款到期后無力償還，還能向銀行申請延期。農民獲信貸支持后，生產熱情空前高漲，1932年6月，各縣上繳儲糧2.7萬石，迅速解決了根據地的吃飯問題。在工業貸款支持下，各根據地的縫紉、竹器、木器等民間作坊和私營小廠如雨后春筍般地發展起來。除向國營的經濟公社、群眾集資的合作社發放貸款外，銀行還向個體私營商業放款，活躍地方經濟，打破敵人經濟封鎖。又如，邊區政府的冀南銀行抗戰期間發放農業、工業、商業貸款達20億元。

　　注重滿足人民最迫切的生活需要，保障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始終堅持人民利益至上

　　中國共產黨因民而生、為民而興，自誕生之日起，就緊緊依靠人民，不斷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革命初期，毛澤東同志就著力研究貧苦農民“既無充足的農具，又無資金”“債務叢集，如牛負重”等農民金融問題，并在《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中指出，“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紅色金融的發展也必須解決人民面臨的實際困難，滿足人民不同發展階段的迫切需要。銀行要時刻為老百姓的利益著想，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懂群眾疾苦，知百姓冷暖。

　　大革命開始，中國共產黨就建立了自己的金融組織，發放貸款，嘗試將廣大農民從高利貸等剝削性質的舊式金融關系中解放出來，“反對高利貸，實行平價借貸”成為建黨為民初心和行動綱領在金融領域的體現。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的中國農民銀行發放農貸曾一度高達月息百分之三百。而根據地的華中銀行規定的農貸利息非常輕微，一般不超過月息五厘至一分五厘，農民還可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靈活償還方式。在借錢還糧或借糧還錢的時候，是按照借貸時的糧價，還是按照還貸的糧價，也由農民提出自己的主張，民主開會決定，以農民不吃虧為原則，以支持農業生產的發展，使農民得到實際利益。當時流傳的一句順口溜就是：“華中銀行真正好，發放貸款真不少，由于它們來貸款，窮人不受利滾剝。”

　　長征途中，為了不損害人民利益，黨在遵義、桐梓、冕寧等地共四次發行國家銀行紙幣，在紅軍撤離時均完成紙幣回籠。當時，遵義當地許多群眾買不起食鹽，紅軍就把食鹽廉價出售給當地群眾，出售時只收國家銀行紙幣。這樣做既方便紅軍購物、補充給養時使用國家銀行紙幣，又可解決當地群眾買鹽的困難，回籠國家銀行紙幣。當紅軍離開遵義時，國家銀行用銀元和食鹽等兌回尚未回籠的紙幣。紅色金融家曹菊如回憶到：“銀行工作人員用現洋兌紙幣，兌到將近天亮才結束。雖然大家熬了一個通宵沒有休息，還是心情振奮地離開遵義，趕上隊伍繼續向前進發。”

　　1946年，冀南銀行曾算了一筆賬：要整體出發長遠打算，如不是這樣的話，銀行就是大量向商業上投資，其結果也許賺了錢，但整個解放區是賠錢的。反過來如果我們把大量貸款用到生產上去，刺激生產，擴大再生產，其結果是生產發達、經濟繁榮、物價穩定、幣值鞏固。銀行“應收利息”的絕對數字上也許是減少了（工業利潤低于商業），但資金的實物標準上不會受損失，整個解放區也是賺錢的。所以我們要算大賬，少算小賬，銀行賠了錢是為大家賺錢，現在賠錢是為將來賺錢。如果不能保護人民群眾的利益，金融即使短期得利，長期也不能很好地生存。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說的“經濟興、金融興；經濟強、金融強”。這對我們今天處理好銀企關系、處理好科技方面的長期投入、處理好戰略投入與可持續發展間的關系，都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注重維護貨幣信用，在發展中保持幣值穩定，全面贏得“貨幣斗爭”勝利

　　在沒有完全掌握政權的情況下，發行流通貨幣是十分困難的，不僅是依靠政權發貨幣，而是要通過發行高信用的貨幣，去贏得民心，助力政權建設。因此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知道：要發行紙幣，建立起信用至關重要，如果紙幣信用不好，人們不可能接受。因為，在戰爭時期，誰發行的貨幣價值高、誰的幣值穩定，誰的貨幣就能被接受。否則，人們寧愿接受金銀等“硬通貨”或以物易物。基于此，中國共產黨成功領導了四次貨幣斗爭。

　　第一次貨幣斗爭發生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后期（1926~1927年），是蘇區發行的紙幣與地方割據勢力的雜鈔劣幣之間的斗爭。第二次貨幣斗爭發生在全面抗戰時期（1937~1945年），是抗日根據地“邊幣”“抗幣”與國民黨政府“法幣”及日偽政權“偽幣”之間的較量。第三次貨幣斗爭發生在解放戰爭中后期到新中國成立（1946~1949年），徹底戰勝“法幣”，在全中國統一發行人民幣。第四次貨幣斗爭發生在新中國成立初期（1949~1950年），是黨為制止惡性通貨膨脹，與一些不法資本家作斗爭，最終維護國家經濟金融貨幣秩序的過程。為了整頓剛剛解放的上海的金融秩序，維護金融穩定，運用行政和經濟手段，通過“銀元之戰”和“米棉之戰”，平息物價。最終，摧毀了上海猖獗一時的投機勢力，到了1950年中期，惡性通貨膨脹被制止住，通過穩定物價，取得了貨幣斗爭的最終勝利。

　　注重聯系中國實際，積極開展金融創新，在不斷摸索中開辟社會主義金融發展道路

　　在紅色金融史上，共產黨人銳意改革和大膽創新的精神從未缺席。1931年，蘇維埃國家銀行發行的貨幣被敵對分子大量仿造，甚至將大批量假幣偷偷運送到根據地邊境，擾亂金融秩序。時任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同志在油燈下為假幣一事煩惱不已，沒有注意到自己羊毛衫被油燈點著，直到聞見一股刺鼻的焦臭味才警醒過來，由此受到啟發，在制造紙幣時摻入一定比重的羊毛，用以辨別鈔票的真偽。印制出來的蘇區紙幣，若燒之，就會產生焦臭味，反之則沒有。毛澤民利用這一方法，創新性解決了蘇區紙幣防偽問題，為當時蘇區的金融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

　　抗戰期間，山東根據地政府既無充足金銀儲備，也不可能得到美元、英鎊等外匯支持，為什么能夠保持幣值穩定？這是外國人無法理解的“奇跡”。當時第一代經濟學家薛暮橋研究認為：在和平時期，金銀是最貴重的物品；但在戰時，關鍵物資（糧食、棉布等）才是最貴重的物品，由此開創了世界貨幣史上獨樹一幟的“物資本位”理論。抗日民主政府每發行一萬元貨幣，至少有五千元的糧食、棉布、棉花、花生等重要物資作為“儲備”。如果物價上升，政府就出售這些物資來回籠貨幣。反之，如果物價下降，政府就增發貨幣，收購物資，以此保持物價平穩。薛暮橋通過創新性的貨幣政策，讓山東革命根據地成為當時全國最富裕的革命根據地。

　　甘于奉獻，不怕犧牲，堅決守住人民的“錢袋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汲取智慧、繼續前行的力量。”回顧這段紅色金融史，中國共產黨在艱苦卓絕的斗爭環境中，在金融人才、金融知識、財政經費奇缺的情況下，實現了紅色金融事業的從無到有、從弱小到壯大。其中，最重要的制勝法寶就是始終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來思考和解決問題：在辦金融的初心上，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人民立場”，正確理解“代表誰、為了誰”的重要命題，始終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心上，把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在辦金融的行動中，黨始終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科學的理論指導與不斷變化的具體情況相結合，在解決實際問題的實踐中大膽探索，穩中求進，發展創新。進入新時代，國際國內形勢風云變幻，但做好金融工作的核心要義始終沒有改變：金融工作要始終堅持黨的領導，金融工作要始終為黨的事業服務，服從服務于黨的中心工作，為黨的事業發展提供堅實的財力支撐；金融工作者要牢記黨領導下的金融始終是人民的金融，把“為人民謀幸福”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辦老百姓最信賴的銀行，辦有溫度、有感情、有情懷的銀行。

　　作為“國之重器”的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建設銀行要始終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增強“三個能力”建設要求為根本遵循，認真踐行新金融理念，開啟第二發展曲線，服務國家重大戰略，助力新發展格局；深入推進急國家之所急、應人民群眾之所需、面向最廣大人民群眾，和紅色金融理念一脈相承的“三大戰略”，讓金融活水源源不斷地流向實體經濟最需要的地方，用金融這把“溫柔的手術刀”解決社會發展中痛點和難點問題，讓盡可能多的人民群眾能夠分享到經濟發展的紅利；要更加重視金融風險防范，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切實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貢獻金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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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