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即將迎來第三位中國籍副總裁。
6月28日,IMF總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提議,任命李波出任副總裁一職,自8月23日起生效。
2011年,時任IMF總裁拉加德提議增設一名副總裁,來自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朱民成為IMF首位中國籍副總裁。2021年,繼朱民、張濤之后,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李波將出任IMF副總裁。
與前兩位一樣,李波身上也有IMF看中的國際金融市場經驗、政策制定和談判技巧等特質,且他與前兩位中國籍副總裁上任前曾擔任本國重要職位的經歷也十分相似。
“70后”李波,今年49歲,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在國內完成本科學習后,他赴美拿到了經濟學碩士、博士和職業法律博士學位。1999年博士畢業后,李波在美國達維律師事務所做了5年專職律師后回國,開啟了在中國人民銀行14年的工作生涯。
“他曾在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反洗錢立法、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構建等改革和政策的設計、實施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格奧爾基耶娃在一份聲明中說。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2017年,李波當時作為CF40成員(現CF40學術顧問),承擔了CF40內部課題”宏觀審慎政策框架與金融監管體制改革“,該課題在國內最早開始系統研究宏觀審慎政策以及”雙支柱“調控框架。2017年,“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寫入十九大報告。
此外,他還在2013年牽頭承擔了CF40內部重大課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領域一攬子方案”。經過半年多努力,課題組先后完成和發布了六份研究報告以及在六份研究報告基礎上提出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領域的五十項建議。最終,課題成果匯集成冊——《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領域一攬子方案建議》。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領域
一攬子方案建議
李波 主編
中國經濟出版社 2014年4月出版
”
6月29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女士向IMF執董會宣布,提議任命李波出任副總裁一職,自2021年8月23日起生效。李波先生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他將接替張濤先生——如先前宣布,后者將于8月22日卸任。
李波
4月中旬,中國人民銀行官網“行領導”欄目增加了一名副行長——李波,人民銀行行領導架構變成“一正七副”和一位紀檢組組長的格局。其中,易綱為行長,郭樹清、陳雨露、潘功勝、范一飛、劉桂平、劉國強、李波為副行長;徐加愛為中央紀委駐央行紀檢組組長。
從以往來看,人民銀行領導配置通常為“一正五副”,“一正六副”也較為少見。按照中國央行高層接任IMF副總裁的慣例,彼時有分析認為,李波極有可能在央行短暫過度后,成為繼朱民、張濤之后的第三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國籍副總裁。
推動人民幣加入SDR、中國躍居IMF第三大份額國之后,繼任者李波的新使命將是什么?
IMF破例增設,首位中國籍副總裁朱民上任
IMF成立于1945年12月27日,總部位于華盛頓,與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列為世界兩大金融機構。主要使命是確保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主要目標是:促進國際貨幣合作,促進國際貿易的擴張和平衡增長;促進外匯穩定;協助建立多邊支付體系;以及向面臨國際收支困難的成員提供資源(有充分的保障措施)等。
組織架構方面,IMF由190個成員國管理并對其負責,設有理事會、執行董事會、總裁和常設職能部門等。其中,理事會是IMF的最高決策機構,由各成員國各派一名理事、一名副理事組成,任期5年;執行董事會是IMF負責處理日常業務工作的常設機構,由24名執行董事組成,任期2年;總裁是IMF的負責人和執行委員會主席,由四名副總裁協助;此外,還有16個負責經營業務活動的職能部門和2個永久性的海外業務機構(歐洲辦事處、日內瓦辦事處)。
值得一提的是,IMF傳統的最高管理層模式為“一正三副”。2011年7月26日,IMF打破建立66年來的慣例,增設了第四個副總裁職位,也迎來了首位中國籍的高管朱民。2011年7月12日,時任IMF總裁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宣布提議朱民擔任該組織副總裁。據了解,IMF總裁負責對副總裁提議任命,但有關提議任命須得到該組織執行董事會的批準。從兩任中國籍副總裁的任命過程來看,中國政府可以向IMF推薦中國籍副總裁人選。
首位華人被提名IMF副總裁一職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朱民曾向媒體提到其中的曲折,“2009年10月,我還在中國銀行任職,正在歐洲出差時,忽然接到通知,讓我作為人民銀行代表去參加IMF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行的年會,大意是赴IMF任職的機會來了,讓我先去和IMF高層接觸。IMF首位日本副總裁曾有過承諾,任期滿后將把位置讓出來。當時IMF正在改革,考慮在亞洲國家任命一位副總裁,我是人選之一。我落地伊斯坦布爾當晚,得知日本人改變主意了,事情變得撲朔迷離。第二天上午見到當時IMF總裁多米尼克·卡恩時,他也覺得很尷尬。這天下午,卡恩宣布繼續由日本人擔任IMF副總裁。我的伊斯坦布爾之行好像就這么結束了。這件事還沒開始,門已經關上了。任命公布后,也有人認為,中國應該參與國際經濟組織改革,也認為我是合格的人選,所以有人繼續推動這件事情。”
從伊斯坦布爾回國之后,朱民被任命為人民銀行副行長。時任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明確表示,中國人去IMF任職是世界的大事,也是中國的大事。中國換個戰略談這一問題時發現,日本人任副總裁之前當了三年的顧問,IMF有此先例。經過4個月的反復溝通和博弈后,IMF認為中國加入(任職高層)是世界經濟大勢的需要,為此改變了傳統的領導班子架構,增加了一個特別顧問。擔任IMF總裁特別顧問一年半之后,朱民在2011年7月正式出任IMF副總裁,任期5年。“歸根結底,我能夠進IMF工作,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擴大、國際地位提升是一致的”,朱民曾向媒體如是表示。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蓬勃發展、經濟總量連上新臺階,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由弱變強。一方面,1979-201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8%,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速只有2.8%。另一方面,經濟總量居世界位次穩步提升,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提高。
1978年,我國經濟總量僅位居世界第十位;2008年超過德國,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家統計局報告顯示,1979-201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8%,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速只有2.8%。與GDP高速增長同步,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提高。1978年我過經濟總量占世界的份額僅有1.8%,2011年已提升至10%左右。尤其是2008年下半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復蘇的重要引擎,2008-2012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超過20%。
國力增強還體現在國家財政實力和外匯儲備方面。1978年,我國外匯儲備僅1.67億美元,位居世界第38位。隨著我國對外經濟的發展壯大,經常項目貿易盈余不斷積累,外匯儲備的短缺迅速成為歷史。2006年,我國外匯儲備超過1萬億美元,達到10663億美元,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2011年超過3萬億美元,實現從外匯短缺國到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大國的巨大轉變。同時,國家財政收入力明顯增強,從1978年的1132億元增長到2011年超過10萬億,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調控能力日益增強。
當然,朱民最終能夠擔任IMF副總裁,不僅與中國國際地位提升和中國政府爭取有關,也與彼時全球的經濟形勢和IMF新任總裁拉加德有些許關系。拉加德正式任職時就表示,全球經濟已經從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機中反彈,但是這種反彈并不平衡,如中國和印度等老工業國家已經成長成為關鍵的新興市場。世界局勢持續在改變,世界格局的改變也應該在IMF的管理層構成和雇員結構中反映出來。提議朱民出任IMF副總裁,符合了拉加德此前承諾的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在IMF決策層的權重。
繼任者李波,成為
IMF中國籍副總裁的必然性
無論是從學習背景和工作經歷,還是職位變動,李波與前兩任IMF中國籍副總裁都高度相似。某種程度上,李波出任IMF副總裁有一定的必然性。
2016年7月,朱民任職期滿,時任人民銀行副行長的張濤接棒出任IMF副總裁職位。張濤在IMF的工作與朱民曾經負責的工作相差無幾。據IMF官網介紹,張濤負責約90個國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業務以及與反洗錢/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氣候變化有關的政策問題。金融科技,性別和統計信息以及其他領域。他還監督基金組織在金融部門評估計劃和信息技術方面的工作,并負責與包括聯合國機構在內的其他國際組織進行協調。
對比朱民和張濤的履歷,不難發現中國政府推薦IMF任職人選的傾向性。不僅具備海外的學習背景和國際金融機構的工作經驗,還得擁有國際化的視野,對宏觀政策、國際經濟、政策制定等方向有所研究。
朱民,畢業于復旦大學經濟系,后赴美留學,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公共行政管理碩士學位、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和經濟學博士學位。先后任美國約翰斯·霍布金斯大學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員;世界銀行政策局經濟學家(顧問);聯合國開發署“中國21世紀議程”首席顧問;中國銀行行長經濟顧問、副行長等多個職務;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負責國際事務,政策研究和信用信息。
張濤,對宏觀經濟政策頗有研究,且擁有豐富的海外工作經驗。他曾先后任職于世界銀行總部和亞洲開發銀行總部,從事經濟研究和發展援助工作。2004年回國后在人民銀行歷任人民銀行研究局副局長、國際司副司長、調查統計司司長、國際司司長兼港澳臺事務辦公室主任;中國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國執行董事,對份額改革和人民幣加入SDR(特別提款權)等工作都有積極貢獻;2014年擔任人民銀行條法司司長;2016年5月升任人民銀行副行長。
巧合的是,朱民和張濤在去IMF赴任副總裁之前,都是被先提撥為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2009年10月,政府有意推薦朱民為IMF副總裁時,將其從中國銀行調任為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任期僅有8個月;2016年7月,朱民任職期滿,而張濤在同年5月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8月出任IMF副總裁。從央行目前的7位副行長來看,只有李波具有和朱民、張濤高度相似的經歷。
李波,本科在中國人民大學就讀國際經濟系國際經濟專業,后在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取得經濟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學位,博士就讀于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系經濟學專業、哈佛大學法學院職業法律專業。1999年畢業后,李波分別在美國達維律師事務所紐約總部任專職律師、美國達維律師事務所香港辦事處專職律師。2004年開啟了在中國人民銀行十四年的工作生涯,先后擔任貨幣政策二司司長兼上海總部跨境人民幣業務部主任、貨幣政策司司長兼上海總部公開市場操作部主任。2018年擔任國僑聯副主席,2019年任重慶市政府副市長,2021年擔任人民銀行副行長,分管條法司、宏觀審慎局和國際司,并參與金融穩定法等相關工作。
因此,此前有分析認為李波極有可能中國政府推薦的是下一任IMF副總裁。
從IMF的角度來看,對副總裁的人選有一定偏好。一方面,歷任副總裁在上任前都曾在本國經濟管理部門擔任要職,且具有相關的工作經歷。目前,IMF的四位副總裁依次是杰弗里·岡本(Geoffrey W.S.Okamoto,美國)、安托瓦內特·蒙西奧·賽耶(Antoinette Monsio Sayeh,利比亞)、古澤光洋(MITSUHIRO FURUSAWA,日本)、張濤(中國)。
其中,杰弗里·岡本專攻銀行,財政和貨幣政策,曾擔任美國財政部國際事務代理副部長;
安托瓦內特·蒙西奧·賽耶曾擔任過利比里亞的財政部長、世界銀行業務政策副主席顧問,并擔任其主要董事總經理的助理;古澤光洋在日本政府曾擔任過多個重要職位,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特別顧問、國際事務財務部副部長、財政局局長和國際局高級副局長等。
另一方面,從IMF總裁提名副總裁的發言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2011年,時任IMF總裁拉加德增設一名副總裁并提名朱民任職時表示,“朱民在政府、國際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場方面具備豐富的經驗,擁有很強的管理和溝通技能,對基金組織的機構制度有著深度的見解,我期待著得到他的建議。作為副總裁,他將發揮重要的作用,與我和管理層其他同事一道,迎接全球成員國未來面臨的挑戰,并增強基金組織對亞洲和新興市場的了解。”
五年后,拉加德提名張濤出任副總裁時指出,“張濤具有非常強的國際經濟專業知識、公共部門決策能力和嫻熟的外交技巧,豐富的國際金融機構工作經歷和卓越的溝通談判技巧,并對IMF的政策和程序有著極其深刻的理解。他曾于2011年至2015年擔任中國執行董事,在基金組織廣為人知,備受尊敬。”
IMF總裁看中的國際金融市場經驗、政策制定和談判技巧等特質,李波均具備,且與其他副總裁上任前曾擔任本國重要職位的經歷也十分相似。
在提議任命李波先生的聲明中,格奧爾基耶娃女士表示:“李波先生在中央銀行和法律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在他供職于中國人民銀行的十四年間(2004年至2018年),李波先生先后在條法司、貨幣政策二司、貨幣政策司擔任副司長和司長。他曾在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反洗錢立法、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構建等改革和政策的設計、實施中發揮了積極作用。2021年4月,李波先生重返中國人民銀行,擔任副行長。”
人民幣加入SDR后,
IMF份額公式改革還有多遠
2011年朱民就任IMF副總裁之際,中國正在推動人民幣加入SDR。2011年5月,彼時還是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易綱在一次演講中提出,IMF應該在近期就啟動對影子SDR的討論和測算。據了解,SDR是在布雷頓森林固定匯率制度的背景下作為補充性國際儲備資產而創建的。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及主要貨幣轉向浮動匯率制度,減少了對特別提款權作為全球儲備資產的依賴。盡管如此,特別提款權分配仍可以在提供流動性和補充成員國的官方儲備方面發揮作用。
特別提款權籃子每五年或必要時更早審查一次,以確保籃子反映貨幣在世界貿易和金融體系中的相對重要性。包含在SDR籃子中的貨幣必須滿足兩個標準:出口標準和可自由使用的標準。如果一種貨幣的發行人是IMF成員或包括IMF成員的貨幣聯盟,并且也是世界前五名出口國之一,則該貨幣符合出口標準。一種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確定為“可自由使用”的貨幣,它必須被廣泛用于支付國際交易,并在主要交易市場廣泛交易。可自由使用的貨幣可用于基金金融交易。
作為人民幣入籃的積極參與者,朱民在一次訪談中提到,“之前IMF對人民幣只是一般性的審議,中國政府正式提交文件之后,IMF高度重視,調動了大量資源,把單純的財務過程變成政策、戰略、金融、市場、研究、統計等部門綜合評估。”經過漫長的時間,在2015年11月結束的審查中,IMF董事會決定人民幣符合納入SDR籃子的標準,占比10.92%。雖然人民幣加入SDR成為IMF改革的重要一步,但IMF份額改革仍未有突破性進展。
IMF是以份額為基礎的,單個成員國的配額大致反映了其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地位。份額決定了其向IMF出資的最高限額、投票權、從IMF獲得貸款的限額以及成員在SDR的一般分配中的份額。2010年11月,IMF執行董事會批準了對基金組織配額和治理進行重大改革的提議,主要包括配額增加、份額轉移、保護最貧困人口的投票權、份額公式和下一次審查等內容。
經過五年的博弈,第14次份額總檢查(2015年)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IMF話語權提升,中國超過德國、法國和英國一躍成為第三大份額國,僅次于美國和日本。這是人民幣入籃后的又一重大事件。然而,份額公式改革仍在原地踏步。
配額公式用于幫助評估成員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地位,可以起到指導配額增長分配的作用。目前使用的公式是在2008年商定的,即50%GDP+30%*開放性+15%波動性+5%*國際儲備。有報道指出,GDP是以市場匯率計算的GDP(權重為60%)和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GDP(權重為40%)的混合變量。盡管中國的GDP規模已經超過日本,使中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由于GDP權重僅占份額公式的一半,中國并不能立刻成為第二大份額國。
第15次份額總檢查(2019年)結束時,IMF的份額和治理改革仍沒有取得進展。對此,中國央行行長易綱深感失望并表示,“IMF應繼續推進份額和治理改革。未能調整份額比重削弱了IMF的代表性、治理能力與合法性。我們期待IMF對未來份額比重調整作出具有清晰時間表和路線圖的承諾。”同年,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在一次訪談中表示,將積極推動第16次份額總檢查中的治理改革。第16次份額總檢查于2020年開始,不晚于2023年12月15日結束。
2020年以來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中國成為疫情以來第一個實現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可能是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的又一個新契機。2023年,第16次份額總檢查最終會如何,是否可以進一步提升中國在IMF的份額,這也許將成為新一任中國籍IMF副總裁繼續的重要使命之一,讓我們拭目以待。
責任編輯:張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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