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

　　時雨

　　當前，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和應用發揮了很多積極作用，促進擴大了金融覆蓋面、提升了服務效率、降低了運營成本，但與此同時，我國也出現了一系列互聯網金融亂象，使投資者蒙受了巨大損失，也影響了金融和社會穩定。要做到因勢利導，既鼓勵金融創新，又有效管控金融風險，促進我國金融業的長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需要思考和厘清以下幾個問題。

　　1、 金融科技的發展是否已顛覆金融的基本業務模式？

　　從歷史上看, 國內外的技術創新一直伴隨著現代金融業的發展，如過去的ATM機、網上銀行、手機銀行和近年來迅速興起的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和云計算等。新技術的應用加速了新型服務模式的誕生，但迄今來看，改變的主要是金融業務開展的形式和渠道，并未從根本上改變金融的基本業務模式及其本質特征。金融的基本業務模式仍然是存款、貸款、支付、證券承銷與經紀、資產管理、投資咨詢、代銷金融產品、保險業務等等；金融的本質仍在于具有信用轉換和流動性轉換功能，由此導致其具有高杠桿和期限錯配等風險特征，并可能產生系統性金融危機。即使對于近年來國內外廣泛關注的虛擬貨幣，國際組織普遍認為只是一種還不成熟的新資產，本質上不是貨幣，也并未因此而產生新的金融業務模式。

　　對于當前所謂最具“創新”色彩的螞蟻集團，穿透來看，其基本的業務模式仍然是支付（支付寶）、吸收存款（網商銀行、支付寶歷史上曾經形成的客戶資金沉淀）、發放貸款（網商銀行、兩家小貸公司、花唄借唄等類信用卡業務）、貨幣市場基金（天弘基金的余額寶）、代銷金融產品（支付寶連接到余額寶所形成的貨幣市場基金與其他資管產品代銷）、保險業務（信美人壽、螞蟻保保險代理、與商業保險高度相似的“相互寶”）等。只不過是支付寶這一非銀行支付機構偏離支付主業，擴張成為了綜合金融服務平臺，使螞蟻集團實質上跨界開展非金融、金融、類金融和金融基礎設施等多種業務，成為了全世界混業程度最高的機構。

　　2、 大數據風控是否已顛覆傳統風險管控體系？

　　近年來，互聯網企業在信貸流程中運用大數據和基于大數據的風控技術，對于改進風險分析審核、擴大普惠金融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認識到，互聯網公司的信貸評審模型大多處于黑箱狀態，其有效性還沒有經過完整經濟周期和壓力情景的檢驗，一旦發生極端事件，模型可能失效并導致大額損失。同時，與國內外金融機構主要采用的征信數據相比，互聯網企業采用的交易、行為和社交數據用于信貸決策是否可靠有效，也還有待實踐檢驗。實際上，目前互聯網企業主要依靠其商業生態來獲客和收集信息，其風控的核心邏輯是小額分散，也就是依據大數法則，通過擴大客戶數量、降低單戶授信金額、收取較高的貸款利息，并依靠其對電商平臺和客戶信用評分的獨特控制力來管控風險，因此不宜高估其“大數據風控能力”。在市場過度競爭的情況下，還可能導致放松信貸標準，增大整個行業的信用風險。另外，大數據的采集和使用也面臨客戶隱私保護等一系列合規問題。相對于將大數據用于信貸評審（貸前管理），抵押、質押和擔保是國內外信貸業務中普遍采用的風險緩釋手段（貸后管理），這兩者相互補充，適用于不同類型、金額和信用等級的信貸，并不意味著大數據風控一定比運用抵質押和擔保手段更為“先進”。還需要關注的是，隨著大數據和模型的廣泛運用，可能會因算法趨同而導致市場參與者采用相似的交易策略和風控指標，其行為趨同更易強化“羊群效應”和市場共振，從而放大金融市場的波動。

　　3、 什么是真正負責任的普惠金融，進而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新金融”？

　　是不是真正負責任的普惠金融，進而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新金融”，不宜由自我評判，至少需要以下幾方面的考量。一是有沒有進行誘導式、掠奪性放貸。造成借款人超出其債務承受能力、還款能力和意愿過度負債，增大系統性風險隱患。二是業務模式是否有利于合理控制融資成本，導致“普惠”變為“普貴”。花唄借唄的年化利率一度曾接近24%，近期有所下降，但也在15%左右；同時，“支付寶-余額寶-銀行存款-花唄借唄模式”代替傳統的“銀行存款-貸款模式”之后，借款人需要支付的利息從銀行貸款的5%-6%上升至了15%。三是有沒有做好消費者保護。金融科技的發展運用，不應只追求快捷和便利，還應符合消費者的真實合理需求與風險承受能力。為此，需要考量其有無過度營銷、有無充分披露信息、有無捆綁銷售、有無不當催收等等。目前花唄借唄利率以日利率形式披露，沒有按規定折算為年化形式；在“雙十一”等時期常常被設為默認選擇，客戶容易被剝奪其他付款方式選擇權并“被貸款”；通過APP客戶端強制獲取客戶通訊錄等信息，若客戶違約，催收公司往往向通訊錄中的相關聯系人催收，損害當事人權益。那么，“世界期待的全新金融體系”是否應是由這樣的“普惠金融”構成呢？

　　4、 金融創新的代價實際在由誰承擔？

　　由于金融業具有內在的脆弱性、風險外溢性和負外部性，在歷次金融危機發生后，實體經濟都遭受了巨大損失，不得不由國家和社會公眾付出高昂的救助成本，并進一步拖累實體經濟發展。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9年統計，之前有20多起危機造成的損失均超過GDP的15%，對經濟運行帶來的間接成本還更高，其估計因金融產品過度創新、過于復雜導致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造成的沖擊將超過以前歷次危機。這些損失最后并非由“創新產品”的設計者，而是由納稅人，也就是社會公眾來承擔。近年來，我國在整治互聯網金融亂象方面也有過深刻教訓、交了昂貴的學費，不僅由政府、監管部門、金融消費者乃至整個社會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且干擾了經濟金融體系的正常運行。所以，不當創新、無序創新最終損害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階段性得益的僅是少數機構和個人。

　　5、 我國金融業的發展、創新與監管是否還需要借鑒歷史和國際經驗？

　　習近平總書記說過：“歷史是一面鏡子，鑒古知今，學史明智”“要有世界眼光和戰略思維”。從全球金融業發展歷程來看，歷史不會重復自己,但會押著同樣的韻腳。雖然每次金融危機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但追根溯源，均與金融過度自由化、金融創新過于復雜、監管空白和監管套利廣泛存在，超過了微觀層面的風險管理能力和宏觀層面的監管能力等因素直接相關。因此，我國金融業的發展、創新與監管始終需要具有歷史眼光、世界眼光，不斷總結借鑒歷史和國際經驗。“昨天的監管”并非一無是處，巴塞爾協議也并沒有過時。從歷史來看，大多數國家或地區在發生系統性風險之前，都經歷過一段信貸高速增長、杠桿水平高企的時期。巴塞爾協議的本質就是控制金融業務的杠桿水平，并確保全球銀行業在統一的標準下公平競爭，防止一些國家的商業銀行依靠高杠桿無序擴張，導致不公平競爭并危及全球金融穩定。巴塞爾協議也在總結歷史經驗中不斷完善，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后，就在資本監管之外，增加了流動性監管和風險集中度控制的量化標準；在微觀審慎監管之上，增加了逆周期資本和系統重要性附加資本等宏觀審慎監管工具。當然，實施巴塞爾協議只是避免發生金融危機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防范系統性風險需要建立一個全面系統的金融穩定框架，除了宏觀和微觀審慎監管，還需要具備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穩健的金融機構、有序的金融市場、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和有效的危機處置機制等等，這正是世界各國總結歷史和國際經驗形成的高度共識。

　　6、 我國需要一個什么樣的監管體系？

　　隨著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金融業務的形式和名稱更加復雜多樣。如何既充分發揮金融科技的積極作用，又有效應對潛在風險，成為當前面臨的重大挑戰。筆者認為，監管機構應當始終重視把握好金融創新、金融效率和金融穩定的平衡，持續完善監管規則，提升監管有效性。金融監管應當具有適應性、一致性和穿透性，確保嚴格落實金融與非金融行業相對分離、金融業持牌經營、相同業務同等監管原則。“適應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要根據市場環境的變化，及時更新完善監管規則。當前的重點是研究梳理哪些規則已不適應金融科技的發展，需要進行修訂完善。為此，監管者應當與金融機構和金融科技公司等各類市場主體保持密切的溝通交流，既耐心傾聽各方面意見，又善于冷靜辨別、吸收采納合理化建議，不被市場輿論所“左右”。另一方面，需要透過外在的技術形式，準確判別各類“新業務”“新產品”的業務實質，并據此實施相應的監管規則。“一致性”是監管機構的一項重要使命，通過將所有的金融活動納入監管，并確保實質相同的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遵守相同的監管規則，創造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促進形成優勝劣汰的良性競爭秩序。避免由于不必要的監管差異，人為造成不公平競爭，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負面激勵機制，破壞整個行業的合規和風險文化。“穿透性”則是實現“適應性”和“一致性”的前提和必然要求。此外，互聯網行業的規模效應和“贏家通吃”特點容易形成“寡頭壟斷”和“跨界交叉”的市場格局。我國也應當借鑒國際經驗，將反壟斷審查作為市場監管的重要組成部分，確保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

　　對于螞蟻集團，監管者需要思考和明確的一系列問題包括：是否應當盡快實施《金融控股公司監督管理試行辦法》，從機制上隔離實業與金融板塊；除了將集團內的持牌金融機構（網商銀行、天弘基金、眾安保險、信美人壽、螞蟻保保險代理等）納入金融控股公司框架，是否還應將所有類金融機構和業務，如支付寶、小貸公司以及由其交叉融合形成的類信用卡產品（花唄借唄），全部納入金融控股公司框架；另外，是否還應按照歸并同類業務原則，對同類（如業務實質為信貸）的持牌金融和類金融機構/業務進行整合，如將花唄借唄等類信用卡業務并入網商銀行，防止利用金融與類金融機構的規則差異進行監管套利；分析判斷“相互寶”網絡互助的業務本質，若實質為商業保險，是否應并入集團內的持牌保險機構等等。

　　（本文作者為資深學者 時雨）

海量資訊、精準解讀，盡在新浪財經APP

責任編輯：杜琰 SF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