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2018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于10月20日在上海舉行。中國僑商聯合會常務副會長、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名譽院長華生出席并以“從大歷史的視角看改革開放40年”為題發表演講。

　　華生強調，在當今科學革命不斷、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學不僅在每天更新顛覆著人類的各種既定的見解和主義，而且甚至挑戰人類中心的人文主義本身的時候，人們甚至無法想象30年50年后，更不用說一百年和幾百年、幾千年后的社會發展和人類變化。

　　“除了對人類未來的信心和美好社會的期待之外，我們今天去規定未來社會有什么具體的經濟和政治組織形式，是不自量力和極為愚蠢的。因此，有人三天兩頭用要消滅私有制嚇唬民營企業，其實是很可笑的”，他說。

　　華生認為，就經濟改革而言，現在最主要的是如何處理國家與企業的關系。中國幾千年來長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缺乏對任何獨立于國家的產權保護傳統，后來又學了蘇聯模式的國家計劃經濟。因此，斯大林的國營企業可以不講盈虧，要講整體“超級盈利”的計劃經濟思想仍然有潛在影響，結果給公有制企業附加了太多的非經濟功能繩索和不自負盈虧的借口。其實，公有制經濟要成為社會主義重要的經濟基礎，就是要為增進和增厚這個基礎發揮作用、作出貢獻。

　　“所有在市場中長期不能盈利，不能存活要靠輸血的僵尸企業，無論掛多少個國有國營的牌子，都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都是消耗和掏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華生認為，“相反服從社會主義法律法規指引，為國家貢獻稅收，為職工解決工薪社保的民營企業，無論包括何種經濟成分，都增進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實力，都是社會主義重要的經濟基礎”。

　　以下為演講摘編：

　　華生：很高興到復旦這樣的百年名校來參會。我想張軍院長請我來參加這個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的論壇，大概是因為我正好參加了這整個過程，也做過一點事。

　　要說我確實與改革有些緣分，而且作為一介書生來說，運氣也是真好。距今正好40年前，我在蘇北農村插隊多年后，進了當地一家集體小廠當工人，寫了第一篇經濟學論文，題目是“應當實行資金利潤率”。在還是大鍋飯流行的年代提出要按資金回報去考評項目和評價企業，這篇文章當時還有幸發表在《南京大學學報》1979年第一期上。

　　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讓我更幸運地一下子接觸到國家改革開放的前沿問題和眾多重量級人士。當時會上出現價格改革放和調的兩種思路，放派說只有放才有真市場，調派說現在放開不現實，必須先調。雙方爭得熱火朝天。

　　我與參會的另外4位研究生同伴一起討論碰撞后，做了個今天說起來是個挺簡單的工作，就說別爭了，我們綜合一下出個第三條思路，放調結合吧，雙管齊下兩條腿走路。這個放調結合雙軌并進的改革思路，經過激烈的辯論被會議接受后，我被派去參加了向時任國務委員、中財辦秘書長張勁夫同志的匯報，并參與起草這部分會議紀要。結果，放調結合的價格改革建議很快為國家正式采納。

　　看來接觸了前沿和高層，人的眼界和格局也就不同了。1985年，我和同伴們很快學會站在全局角度寫了一份“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問題和思路”的報告，針對當時希望用一攬子方案盡快完成改革轉型的情緒，提出一個當時很超前也很爭議的重要判斷：“改革不是一次或一組相互配合的行動，而會是一個艱巨漫長的歷史過程?！?/p>

　　這樣，漸進增量的雙軌推進就不僅是價格改革，更將成為整個中國經濟運行模式轉換的主導形式。報告認為雙軌制的理論意義在于，由于中國改革特殊的歷史背景，中國的發展不會在自由競爭的一般均衡中找到歸宿，而多半可能在非均衡的自穩定系統中實現。

　　雙軌制是我國找到的風險較小，兼容性很大的特殊轉換形式，是中國改革的一個偉大創造。其原因不僅是因為市場和市場主體都需要一個逐步發育和培育的過程，更是考慮到在這個潛伏著激進翻車和倒退風險交織而又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為了克服改革中不斷會產生的阻力和干擾，需要雙軌漸進的改革路徑，以在增量做大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克服和轉化既得利益，不斷發育壯大推動改革前進的力量。

　　由于改革需要重新構造新的微觀經濟基礎，在報告下半部分我們特別建議成立一個新的國有資產管理總局及系統，統一履行國有資產代表職能，以替代各工業局、專業局、各系統以及財政部的行政管理職能。

　　由于當時還沒有資本市場，我們提出在對企業資產評估后以市場化的招標競聘選任經營人員，以資產安全、收益和增值作為考核評價企業家的主要標準。這個報告當時引起很大反響，上下兩部份獨立發表后分別獲得中央國家機關優秀論文一等獎和孫冶方經濟學獎。

　　報告很快也引起了國務院領導的重視。1986年4月陪同領導外出視察，在專列上召開會議時，我有幸向國務院主要領導們先后作了兩次專題匯報。我還被抽調去參加國務院改革方案辦的工作，并在國家體改委的支持下，在幾個省市組織了資產經營責任制競聘企業領導人的試點，從而推動了1988年我國第一個國有資產管理局的成立。

　　2003年中央正式決定成立了國資委，提出用國資委來實現管人管事與管資產的結合。我隨即發表了“企業改革的三個里程碑”的文章，提出三結合只是起點，國資委的最終改革目標應是以管資本為主來替代管人、管事、管資產?？陀^地說，國資委的職權和功能即便到今天，還遠遠沒有做到15年前也沒做到30多年前我們報告中的建議。

　　90年代留學歸國后，我開始關注和研究中國資本市場股權分置造成產權定義不清的問題，1996年寫了一篇“中國股市的經濟學思考”的分析報告，提出用贖買流通權的方式進行股權分置改革，消除中國股市流通股與非流通股的分裂現象，與國際規范市場接軌。

　　2001年國務院決定啟動國有股減持，我發表了“漫漫熊市的信號”、“有錯就改”的文章，批評否認流通股與非流通股產權差異的強行減持。后來由于股市越走越低、市場反應強烈，國務院最終決定暫停和終止國有股減持。

　　隨著股權分置的消極影響日益明顯，改革開始引起中央的重視。我被邀請參加了政府組織的內部系列討論會，并在股權分置改革的最后準備和改革最初非議很多的困難階段，有幸在《中國證券報》頭版通欄陸續發表了六、七篇萬字長文，推動了股權分置改革的進行。

　　巧合的是，放調結合的價格改革、整體改革的雙軌增量漸進、國資創設改革和股權分置改革這四篇開拓性的文章，最初都是發表在有影響的學術雜志《經濟研究》上，成為理論文章影響或推動全國性重大改革實踐少有的幸運案例。近些年來圍繞著農民工市民化以及相關的城市化和土地問題我也做了很多研究，雖然沒有產生像之前那樣的影響，但應當說運氣也已經是足夠好了。

　　過去在回顧這些歷史時，我總強調說這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因而看到有人因改革爭名爭發明權時，覺得自己還挺謙虛的。今天站在改革開放40年的關口回過來看，我很為自己感到臉紅。沒有當年改革開放不拘一格、廣開言路、領導不恥下問和隨時糾錯的寬松大環境，我們這樣的普通學生學者根本不可能發揮任何作用。

　　在歷史的巨流中，我們不過是逐浪而行的幾粒小沙，離開了無數或位高權重或身份卑微的人組合的歷史巨流，我們壓根不會產生那些想法，產生了也不會有什么真知灼見，有見解寫出來也不過只會是躺在書架上的幾篇很少人問津的文字，不會有什么社會影響。在歷史的洪流中，即便是顯赫的權勢人物，也只能多少影響短暫的一刻，至于我們這樣的普通人，作用更可以忽略不計。

　　因此，我覺得站在復旦這樣百年名校的講壇上，我們需要有歷史的厚重感和長遠的大視角來看改革開放這40年。正好在去年底，中央提出了中國進入了新時代的判斷。顯然，站在過去的一個時代結束之后的角度，我們可以更宏觀也更客觀地認識和評價這樣一個時代。

　　在短短40年內，中國從世界上最窮之列、多少億人吃不飽穿不暖，當時八億多總人口中絕大部分還處于貧困狀態的國家，到今天僅僅農村人口就有七億多人脫貧，一躍進入中等以上收入行列，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當中唯一的實質改變就是我們放棄了計劃經濟，搞了對外開放的市場經濟，從根本上突破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公有制計劃經濟模式，從而大大創新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為社會主義注入了新的活力。這是社會主義幾百年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創新跨越。

　　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是當年鄧小平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實事求是而作出的劃時代判斷。中國改革開放40年奇跡的根本原因，就是在維持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搞了對外開放的市場經濟，從而給了十幾億人創業擇業移居等經濟自由，造成社會財富的涌流：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使八億農民可以種糧，可以種經濟作物，可以發展農副產業及加工業，可以不當農民去務工，可以進城鎮打工乃至創業，這帶來了從農副產品、工業品、建筑品直到電商品的極大豐富；城市改革使無業待業以至刑滿釋放人員可以做買賣、干個體戶活躍經濟，方便生活。

　　計劃和價格改革使企業經營人員可以自由采購，自由銷售，自由定價；所有制公司制改革，使社會各階層的人可以自由自主創業，民營經濟如雨后春筍般席地而起；對外開放帶來了具有先進技術、管理和理念的境外企業、資本和信息，各類經濟特區開放區蓬勃發展，中國經濟迅速融入全球化大潮，大大縮短了我們和世界上發達國家原本驚人的落差。所以這些，皆拜對外開放的市場經濟之功。

　　市場經濟是不同產權所有者之間的交換。因此單一公有制基礎上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市場經濟。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原來設想的單一公有制，本來就是計劃經濟的前提條件，是與計劃經濟配套的。計劃經濟的廢棄，必然要放棄單一公有制，而要實行包括私有制在內的各種所有制。按照馬克思恩格斯設想，工人階級取得政權后，首先將全部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這樣也就消滅了無產階級及一切階級及階級差別，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因為實行公有制既是國家真正作為社會的代表采取的第一個行動，也是國家最后一個獨立行動。由于對人的統治讓位于對物和生產過程的管理，國家職能就會在各個領域先后停止，國家成為多余而自行消亡（《反杜林論》）。

　　我們現在從實踐知道，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還根本不可能消滅或消亡國家，即便硬性消滅私有制，消滅市場經濟，也會造成災難性的結果。有人說，共產主義肯定要消滅私有制，否則就不是馬克思主義了。其實，所有制和經濟模式都是形式和工具。共產主義的本質是馬克思定義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那里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特權，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是其他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可說是人類有史以來各種大同理想的共同目標，試想，除了就是想要高人一等的資本或權力狂人，誰不想生活在這樣的社會呢？今天，科學進步使得各種宗教信條越來越難以自圓其說，資本主義自己帶來的全球化造成了全球人口結構扭曲，相對于發達國家，落后國家人口急劇膨脹，造成貧富兩極化的國內外對立和相互激化，導致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面臨著日益嚴重的全球化的移民、難民和宗教極端主義的沖擊威脅，無力給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的人以理想社會前景。

　　而隨著馬克思預見的生產社會化、自動化、全球化發展的深化，以及今天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化的發展，人類既不斷從自然界獲得更多自由、也越來越生活在一個相互依賴的地球村上，如習近平總書記說的人類的命運共同體性越來越強。因此馬克思主義設想的沒有貧困、歧視和特權的自由人聯合體的世界不是越來越渺茫而是越來越為人們所渴望。

　　只是應當看到，在當今科學革命不斷、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學不僅在每天更新顛覆著人類的各種既定的見解和主義，而且甚至挑戰人類中心的人文主義本身的時候，我們甚至無法想象30年50年后，更不用說一百年和幾百年、幾千年后的社會發展和人類變化，除了對人類未來的信心和美好社會的期待之外，我們今天去規定未來社會有什么具體的經濟和政治組織形式，是不自量力和極為愚蠢的。因此，有人三天兩頭用要消滅私有制嚇唬民營企業，其實是很可笑的。

　　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確立私有經濟等多種所有制的平等地位，不是暫時的權宜之計，更不是倒退，而是在計劃經濟之上的大踏步前進。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需要不斷發展自由人聯合體，使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成為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而計劃經濟限制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要求人們按統一的指令工作生活，那樣只會離共產主義越來越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多種所有制給人們越來越多的自由選擇權，是向理想社會過渡的現實和可靠的途徑。

　　需要著重指出的是，國營企業是與計劃經濟配套的，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營企業必須進行根本的改革和改造。正如市場并不就是資本主義，國營也并非就是社會主義。中國兩千年前就有鹽鐵官營，西方國家的國有國營也很有歷史，故而恩格斯曾無情嘲諷把國有國營混同于社會主義的言論。

　　公有制要能與市場經濟相兼容，必須突破國營形式，發展政企分開的股份制與混合所有制。隨著現代專業化分工和委托代理關系的普遍發展，世界上眾多跨國公司都已經是以激勵企業家精神為中心的經營者主導、所有者監督的模式，西方很多公共性質的國家主權基金、行業性退休養老基金或事業性的如大學公共基金，都借助于現代企業制度取得了不遜于私人投資的回報。企業家以非大股東身份主導企業、接受所有股東監督已經是現代大型企業中的普遍現象。因此，公有制改革不是一些人說的那樣沒有路，而是路很寬。

　　關鍵在于我們是否能松開行政權力給公有制套上的繩索，真正做到政資政企分開。這是確保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兼容的靈魂，也是競爭中性和所有制中立的前提。因為政企不分，企業就無法真正獨立核算，無法自負盈虧，無法成為真正的企業。政企不分，企業無法公平競爭，政府無法公平執法，也就無法造就真正的市場經濟。我們改革長期以來徘徊和反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就經濟改革而言，現在最主要的是如何處理國家與企業的關系，中國幾千年來長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缺乏對任何獨立于國家的產權保護傳統，后來又學了蘇聯模式的國家計劃經濟。因此，斯大林的國營企業可以不講盈虧，要講整體“超級盈利”的計劃經濟思想仍然有潛在影響，結果給公有制企業附加了太多的非經濟功能繩索和不自負盈虧的借口。其實，公有制經濟要成為社會主義重要的經濟基礎，就是要為增進和增厚這個基礎發揮作用、作出貢獻。

　　所有在市場中長期不能盈利，不能存活要靠輸血的僵尸企業，無論掛多少個國有國營的牌子，都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都是消耗和掏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相反服從社會主義法律法規指引，為國家貢獻稅收，為職工解決工薪社保的民營企業，無論包括何種經濟成分，都增進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實力，都是社會主義重要的經濟基礎。

　　當然，我們肯定包括私有制在內的非公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可或缺不可動搖的地位，并不是要神化私有制。私有制當然不是萬能的。正如在當今條件下，公有制有效率損失和交易成本高的弊端一樣，私有制也有局限性和消極一面，如有加劇貧富差距的馬太效應，有因貪婪和貨幣權力膨脹而無視法律和道德底線的狂妄沖動，有造成和放大機會不平等的內在趨勢。若非如此，資本主義今天也就不會有那么多難以解決的頭疼問題了。

　　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貧富差距的極端擴大而引起社會撕裂動蕩、政治極化反彈和改革開放夭折。激進失衡的社會變革往往導致向另一極端的強烈反彈，有著悠久歷史和文化的大國尤為如此。所以過去在私有化呼聲很高時，我一直堅持強調說，把如中石油、中石化和中國的大銀行這樣的大型企業都私有化，變為私人家族控制，不是中國穩定的因素，不會減少而是會增加官商勾結，不是中國人的福音。

　　記得我和同伴們10年前在“改革開放30周年——回顧、反思與前景”一文中分析，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和與發達國家落差的縮小，中國對外開放的外部環境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中國和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發生著從微不足道、互助互補到競爭對手的轉化。同時，國內伴隨著工業化發展而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市場化發展導致的貧富差距問題，政治體制改革滯后導致的嚴重腐敗和權力濫用，都標志改革到了極具挑戰性的轉折點。正是由于內外環境的變化和變化后的多重壓力和挑戰，改革開放才會結束其第一個階段或時代，所謂“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宴席”。

　　其實，這也不奇怪。40年改革開放所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正因為其是對公有制計劃經濟顛覆性的突破和創新，它必然是探索性的、稚嫩不完善和面對不斷涌現的新問題、新挑戰的。過去總是有人埋怨中國改革的步子太慢了，其實這是因為低估了改革的困難和復雜性。對中國這艘在歷史軌道上航行了幾千年的大船來說，僅僅在改革開放摸石頭過河起步的短短40年中，就已經舊貌新顏，創造出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何慢之有？況且無論從中國還是外國的發展史看，社會進步不怕慢，就怕倒退和循環反復。

　　幸運地是，從大歷史的視角，改革開放40年已經讓中國跨過了幾千年來饑餓和貧困陷阱的循環而不可逆轉。當然，40年只是一個開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如何演變，又會在業已500年的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的后續發展史上留下怎樣的記錄，取決于我們如何應對今天和以后的挑戰。

　　限于時間，關于如何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視野看改革開放40年，我們又為何和如何結束改革開放的前一時代而進入新時代，以及這個新啟動的時代，將來會如何演變，又有怎樣的歷史地位，當然都是更具挑戰性也許更敏感的話題，就留下次有機會來復旦這個歷史講壇時再講吧。只是考慮到我年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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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