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研中心金融所副所長、CWM50學術成員陳道富

　　新浪財經訊 “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2018第六屆年會暨與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戰略合作簽約”于10月13日在北京舉行，主題為：全球格局變化下的風險化解與財富管理轉型。國研中心金融所副所長、CWM50學術成員陳道富出席并演講。

　　其表示今年來，整個宏觀經濟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背離。宏觀數據顯示穩中有變、穩中向好，微觀企業中個別企業其實經營數據還可以，但是和微觀企業的主觀感受這三者之間出現了比較大的背離。宏觀數據、微觀數據和各個微觀主體的感受，特別是預期出現了比較大的背離。

　　以下為實錄：

　　陳道富：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除了一些外部的沖擊外，可能更重要的需要回過來看到底面臨的問題是什么。從今年來看，整個宏觀經濟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背離，宏觀數據穩中有變、穩中向好，微觀企業中個別企業其實經營數據還可以，但是和微觀企業的主觀感受這三者之間出現了比較大的背離，這是三個背離，宏觀數據、微觀數據和各個微觀主體的感受，特別是預期出現了比較大的背離。

　　今年宏觀來看，我自己覺得出現三個比較有意思的變化。

　　一個是數據上，大家最關注的幾個數據，消費、利潤，這些指標出現了很大的調整。今年需要關注的是很多微觀主體的行為出現一定程度的變異。可以看到微觀的規模以上企業的利潤增長增速都很好，但是投資持續下行，制造業投資有所回升，但是整個投資下行壓力比較大。首先利潤沒帶動投資，其次消費行為方面大家也在討論消費降級，最后政府的行為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上半年政府，其實有2.2萬億債的額度可以發行，不論政府行為、企業行為、消費者行為，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變化。

　　第二是政策方面，今年又出現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效力下降，今年整個貨幣從宏觀貨幣調控來看，貨幣發的還是相對比較寬松的，但是貨幣寬松并沒有傳導到M2，沒有傳到實體經濟。另外一個，財政的拉動效果也在快速下降，即使是基礎設施投資，在財政收入比較好的情況下，它其實也是支出比較大的情況下，拉動效應也比較小。在整個內外部變化的情況下出現了宏觀上需要去尋找內在結構性的一些變化。

　　第三個變化，更需要來看的是金融層面上的事，從大家期望金融實現和金融的現實之間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斷層，先從比較大的來看，我們可以看到十九大提出要實現高質量的增長，提出了七大戰略，也開始要去針對歷史欠債的問題，也還有其他的要求，金融需要去實現這些要求，去支持高質量的發展，可以有些商業性的金融行為，有些政策性的金融行為，有財政，甚至用貨幣的方法來實現這些行為。但是可以看到，高質量的增長純粹用商業性的行為實際上是比較困難的，很難形成自我循環，財政的力量也不足以支撐這么龐大的轉型的過程。這個時候就會對金融體系提出非常巨大的跟傳統的我們現有的金融體系實現相比有一定困難的要求，需要我們金融體系對這個東西做出比較大的結構性的調整。另外一個，我們今年是做防范金融風險，把它作為三大攻堅戰重要的首戰，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金融的現實和我們希望金融體系去實現的方向也出現了一個比較大的偏差，我們的金融體系從它現在的這種行為來看，增量上的資金支持還是房地產、基礎設施和個人的行為，這三個部分可能它的信用擴張占整個金融體系現有的信用擴張的80%以上，這仍然是他們認可的信用擴張的主體。但是我們希望金融體系能夠轉向特別是制造業或者整個實體經濟層面。這就出現了一個偏差，在加強對房地產、對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規范的情況下，整個信用的擴張速度必然會出現一定程度的下滑。另外一個可以看到，在我們這么多年發展以后，我們金融體系仍然是靠三個支柱來支撐信用擴張，傳統意義上的，我們認為西方典型的是資本，通過他的資本，通過他自己的行為來支撐他的信用擴張，但是在中國很大一部分事實上是投入政府的隱性擔保，政府信用在后面來支撐金融機構的行為，這個過程是構成現實的三個支撐金融機構行為的力量。規范發展，想要把政府的信用逐步納入這種管理，想要把資本和他的行為成為信用擴張真正的支撐力量，也就是真正回到市場的約束上。這個過程就出現了現實和我們想要去實現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偏差，這種偏差在現實里就會影響到我們金融體系擴張的這種信用提供能力。

　　所有這些都在今年發生了，怎么樣從現實運行到我們希望它運行的過程這樣一個過渡的過程，這個過渡的過程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的運行有很多不規范、不合理或者不合意的情況，但是一下子過渡到我們認為合意的情景的時候，它的這種跨度又非常大，這種跨度很大的情況下對政策對市場的預期到了一個比較大的沖擊。

　　現在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樣的政策，是一個危機應對的政策，是一個常態化的宏觀調控的政策，還是我們實現這種過渡過程中的過渡性的政策或者制度安排。如果是一般性的常態性的宏觀調控，我們假設整個宏觀結構是不變的，微觀主體是按照一定預期在運行的，我只是做一個微調，宏觀調控現在是這樣的背景。但是明顯看到現在不是這個背景，宏觀調控的政策，它的作用、效果、傳導必然跟我們設想的是不一樣的。但我們現在也沒有到危機應對的境況，雖然今年也出現了很多的風險事件，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演變為全局的系統性風險，所以還不需要用危機應對的手段。現在應該著眼于真正的過渡性的制度性的安排，這種過渡性的安排可能既不是針對未來的完全理想化的場景，也不是完全去迎合現在這種宏觀的運行現狀，需要兩個結合，給經濟一個臺階，使得市場能看到整個經濟調整的方向。

　　現在宏觀經濟里微觀主體預期的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其實很多時候收入可能增長、不增長或者增長很慢，但是成本上升很高，而這種成本上升并不完全是由于市場，可能很多跟政策有關系，社保收費的問題，稅收的問題，金融風險防范帶來的資金成本的問題，怎么通過社保收費的問題、稅收的問題、資金的問題，能夠切切實實做一些過渡性的安排，為市場穩定預期、為市場這種合理的調整創造條件，使得這個預期能夠穩定下來，微觀的行為能夠產生必要的活力，宏觀調控才能回到它能夠發揮作用的過程。現在更多的可能是要跳出傳統的宏觀調控，到過渡性制度安排，再到怎么樣來保持和激發民間活力的時候。

　　現在的狀況是在我們現實運行的，大家認為并不合意的狀態，現在絕大部分，在我們中國很多的投資界也好、實業界也好，對中國現在很多的這種行為，都覺得繼續持續下去，可能風險非常大，保持現有的運行，可能最后把自己逼到一個絕路去，都需要調整，但是直接到最理想的狀態，跨度太高怕摔死。現在就是過渡轉型，是一個新常態，這個新常態處在過渡轉型的階段，需要從高山到平地給它設置一個過渡臺階的過程。因為現實跟未來之間的這條路徑，老百姓其實并沒有在現實過程中清晰地感受到或者有可操作的方案，所以需要用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過渡性的臺階來給他提供一個可行的可預期的方向，這時候才能沉下心來真正進行實體經濟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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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謝長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