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除此之外，還有哪些手段可以采用呢？可以采取邊際投資稅收減免，這會強烈刺激追加投資。另外，還可以刺激基礎設施建設，美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處于非常糟糕的狀態，世界上的十大國際機場沒有一個是在美國的，公共交通不足，還有其他的針對全球氣溫變暖的綠色投資。

　　還可以增加科技研發的投資，公共研發項目對投資而言有很高的回報，會為美國的經濟強壯打下基礎，但是這些投資近年來被大幅消減，可以增加對這些方面的投資。

　　要注意那些在短期內可以刺激美國經濟，同時又可以為長期的發展提供基礎的刺激手段。這時，我認為應該考慮一下中國在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是怎么做的？中國的做法有什么值得我們借鑒的？

　　從根本上來講，這些刺激手段應該開始著手實施了，而且應該直指問題的根源——大量的將要失去房子的家庭�，F在的情況是，房屋價格已經貶值為目前市場價格的80%-90%，要對窮人進行補助，因為此前這些補助已經通過稅收系統轉化為對富人的幫助了。現在是該對窮人做出切實補助的時候了。同時，政府要通過政策收購那些失去贖回權的房子，避免出現社會的不安。

　　對主權財富基金的渴望與憂慮

　　美國金融危機之后，有大量的主權財富基金來挽救美國的頂級金融機構，這一點并不奇怪。由于新興國家的發展，以及近年來的高企的油價，新興國家以及中東石油國家擁有了大量的外匯儲備，這些主權財富基金分配了全球巨大的流動財富。同時，對1997至1998年金融危機不妥當的處理方式，讓發展中國家再也不敢放松對本國經濟的控制。為了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他們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

　　而美國人一直以來沒有儲蓄的習慣，靠借貸消費，當償還能力不夠的時候，就會出現問題。這時，來自這些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解決了美國的流動性緊張的問題。

　　在一過程中，美國出現了對主權財富基金的憂慮。美國政府認為，當本國政府注資為金融結構的解套行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來自外國政府的資金為本國的大公司解套的行為是要加強警惕的，對其投資目的要認真分析。分析這些投資的目的是基于商業投資的目的，還是有其他的更深層的考慮。這種擔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過時的保護主義敏感情感，也反映出對我們監管機制的擔憂。同時，還反映出主權財富基金的投資公司的競爭力和監管透明度的擔憂。

　　不過，對這些的問題擔憂有些過于敏感了，因為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任何私有企業都可能會出現這些問題，并不僅僅是主權財富基金才有。

　　由于主權財富基金的透明度不夠，也在客觀上帶來了對主權財富基金的多重質疑。增加透明度是目前處理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處理當前問題的重要方式。但是，即便是增加了透明度，有什么能保證這些方案都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呢？因為，只要存在不規范的秘密的對沖資金，它們就可以通過對沖方式購買資產所有權。

　　就目前的市場情況來看，僅僅依賴自我調控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市場需要更多的透明度，以此來減少利益沖突的范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格拉斯-斯蒂格爾法》(Glass-Steagall Act)的廢除是一個錯誤，因為這惡化了利益沖突，比如此前安然和世通公司當然所遇到的問題。而且，政府擴大了對陷入困境公司的救助范圍，比如最近美聯儲注資貝爾斯登，這是史無前例的。

　　然而，僅僅增加透明度還是不夠的，還需要其他的調控刺激手段。而且這些措施應該用于被調控的機構，比如銀行等金融機構。

　　另外，消費產品的安全問題，什么風險是這些產品應該面對的呢？這些產品真的“安全”嗎？金融機構是不是做了他們應該做的？同時，消費者不要忘記天下沒有免費午餐的道理。

　　對監管者來說，要留意“管制俘獲”(在行業巨人掌握之中，政府的調控顯得軟弱無力——編者注)的出現，不要被企業所左右。最后，金融市場管理者，要把市場作為一個整體來看，這是把握系統性風險所需要的。

　　(本文根據斯蒂格里茨3月21日在清華大學名譽教授受聘儀式上的演講整理而成，發表前未經作者本人審閱，由本報記者李新翻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