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消息，2022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15日至17日召開，會議主題為“行穩致遠，金融助力高質量發展”。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發表演講。

　　張宇燕提到，全球經濟治理涉及的領域很多，貿易投資、供應鏈、價值鏈、大宗商品、貨幣、金融、氣候變化，以及低碳等等。我這里講的是全球經濟治理，如果談全球治理，可能還有其他問題，像恐怖主義、如何反恐等等。

　　現在全球的主要問題是存在大量的治理赤字。習主席2019年訪問歐洲時，在幾次演講中都提到，當今世界存在的問題是四大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沒有世界政府，大家要商量著做，又有全球問題，污染、氣候變化、貿易不穩定等等，這時候怎么辦？既然存在赤字，我們要解決，但是解決，這里又出現問題了，大家有共同利益，要解決面臨的全球問題，但是共同利益不是形成集體行動的充分條件，只是必要條件。這里涉及到治理是要有成本的，這個成本與收益怎么分攤？怎么分享？就涉及到經濟學里講的集體行動的難題。

　　以下為演講實錄：

　　張宇燕：謝謝衛東。非常高興，也非常榮幸，今天能夠應邀參加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剛才聽了朱民院長和Michael Spence教授關于全球經濟的高端對話，還有宣昌能局長講的全球金融治理方面的真知灼見，我受益很多。

　　現在利用十幾分鐘時間，和大家談一下我心目中全球經濟治理的邏輯。

　　全球的經濟問題，我理解歸納為一點，是要維持全球強勁、可持續、包容和平衡增長，這個增長的源泉，往根上講，實際上就是三個：

　　1．技術進步。剛才Michael Spence教授、朱民院長討論勞動生產率提高這一問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主要是兩個源泉，一是技術進步，二是貿易收益。技術進步容易理解，技術進步了，單位時間內產出增加。

　　2．貿易收益。就是在沒有技術進步的情況下，通過分工、專業化和貿易，同樣可以導致財富的增長，這就是一般說的斯密定理，亞當·斯密講的，兩個國家、兩種商品進行專業化交換，即使沒有技術進步，同樣由于分工，你生產你擅長的、我生產我擅長的，交換就能夠擴張財富。

　　3．更基本的一點，無論是技術進步還是貿易收益，都需要制度保障。比如我專門生產服裝，你專門生產糧食，如果不能交易，我生產服裝就餓死了。所以要有基本的制度保障，就是產權和契約。

　　這三點構成了經濟增長最基本的源泉。

　　全球經濟治理，治理是指什么？簡單說，全球經濟治理，首先和人類的經濟生活有關；第二是世界政府缺位環境下產生的東西。當我們說到治理時，指的是沒有世界政府，各國家行為體和非國家行為體之間坐下來討價還價，談成了一套規則體系，通過這套規則體系來保障自己的利益，實現自己的訴求，簡單地說是通過協商形成的自我約束的一套規則。巴塞爾委員會一塊兒坐下來，要對金融穩定做出貢獻，巴塞爾協議1/2/3不斷地改進，這就是所謂的全球經濟治理。

　　全球經濟治理涉及的領域很多，貿易投資、供應鏈、價值鏈、大宗商品、貨幣、金融、氣候變化，以及低碳等等。我這里講的是全球經濟治理，如果談全球治理，可能還有其他問題，像恐怖主義、如何反恐等等。

　　現在全球的主要問題是存在大量的治理赤字。習主席2019年訪問歐洲時，在幾次演講中都提到，當今世界存在的問題是四大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沒有世界政府，大家要商量著做，又有全球問題，污染、氣候變化、貿易不穩定等等，這時候怎么辦？既然存在赤字，我們要解決，但是解決，這里又出現問題了，大家有共同利益，要解決面臨的全球問題，但是共同利益不是形成集體行動的充分條件，只是必要條件。這里涉及到治理是要有成本的，這個成本與收益怎么分攤？怎么分享？就涉及到經濟學里講的集體行動的難題。

　　有些人想搭便車，有些人不想讓別人搭我的便車，因為全球治理是公共產品，公共產品最重要的特點是不排他，所有人都可以享用，既然這個產品一旦創造出來我可以享用，干嘛要去做貢獻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達成的這些自我約束的規則，有中性的規則，也就是說所有人一視同仁，都從中受益；還有非中性的規則，不同的人在這個規則下受益程度不一樣。那么問題就出來了，全球治理本身可能成為一些國家謀求自身利益、打壓競爭對手的工具或手段，這里就涉及到地緣政治競爭，涉及到大國博弈。

　　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2004年在《經濟學展望》上發表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這篇文章討論了什么問題呢？貿易是可以互利共贏的，是勞動生產率增長非常重要的來源。他說斯密或李嘉圖-穆勒這些模型在沒有考慮技術進步時是成立的，一旦將技術進步考慮進去的話，模型就可能出問題。兩個國家生產兩種產品，比如糧食和服裝，兩者的勞動生產率不一樣，就有了比較優勢，比較優勢雙方交換，就有各自福利的改進，這是李嘉圖-穆勒模型，貿易里面最基本、最簡單的模型。

　　一旦考慮到技術進步，問題就來了。原來我們是生產兩種勞動生產率不一樣的商品，但是由于技術進步可能使兩國相互開放，進行貿易，你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使得兩國之間生產兩種商品的勞動生產率完全相等了。相等以后，就沒有比較優勢了，這時候貿易就自動停止了，所以自由貿易竟然自發地扼殺了貿易。但是扼殺過程中，貿易開始雙方互益，后來勞動生產率相等了，就沒有貿易。如果中國和美國這時候貿易停了，美國沒有變，但是中國有一個部門，如生產糧食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中國就獲益了，美國就受到了持久性的損失。這是薩繆爾森這篇文章最基本的結論，換句話說，自由貿易有可能對一些國家帶來好處，對另外一些國家帶來持久性的傷害。

　　我看到這篇文章時很吃驚，我覺得像他這個級別的經濟學家應該是贊成自由貿易的，但他的結論卻恰恰指出了可能有這么一種情況，舉的例子就是大國之間的競爭。

　　這里說到下一個問題，要想讓自由貿易、讓開放造福整個世界，就要考慮治理體系的覆蓋范圍、覆蓋邊界有沒有標準?，F在有國家治理、區域治理、區域貿易協定，還有全球治理，決定這些治理的范圍、邊界到底是什么因素？在這里列了幾個：市場規模和貿易收益。市場規模大、貿易收益大，這時候人們要不斷擴張市場范圍，可能就出現全球治理或區域治理，當然這里涉及到治理成本，也和機制設計有關。巴塞爾協議一個一個往前遞進，也越來越厚，巴塞爾協議1開始是30多頁、協議2變成60多頁，到了巴塞爾協議3，加上說明文字是6000多頁。

　　這里特別想說的是大國博弈。國家博弈的時候，考慮到大國博弈不僅僅是經濟利益，還有地緣政治、權力，不光是追求互利共贏，而是我和你之間的差異。政治關心的是權力，就是我讓別人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這個能力哪兒來的？是差距。我們常說一句話，殺敵一萬，自損八千，這是一個復合博弈，不僅僅是零和博弈。我們都受損，但只要你的損失比我大，我就贏了，這里邏輯就開始變了。經濟治理最后還受到大國博弈的影響，決定相對利益、還有創造性力量和毀滅力量等等。

　　當然還和文化傳統、價值理念有關?，F在看到美國在構建它的全球治理和區域治理時，特別強調志同道合，英文是like-minded，它要找這些國家一塊兒來做，這就是文化傳統。

　　談到金融開放，開放是不是一個完全正向的詞？越開放越好，是不是這樣？或者邊界越大越好呢？從前面的邏輯來看，并不是，因為有成本和收益。正反兩方面例子都有，時間關系不贅述了。

　　對開放有沒有度量？我們最近和合作單位一塊做了《世界開放報告》，提到了“開放指數”，一個基本的理念是開放要適度，要和這個國家的條件、區域條件、你的伙伴，以及全球各種各樣的條件相適應。

　　同時還有很多國家越來越關心安全問題，即開放與安全。舉個例子，一個騎自行車的人越來越關心車閘靈還是不靈，這個人是想把車騎得更快、還是騎得更慢？兩種情況可能都有，但是我想恐怕一個人越關心閘靈不靈，他想的是如何騎得更快。我們現在談發展與安全問題，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互促進的，包括人民幣的國際化等等。

　　現在全球治理面臨各種各樣的挑戰，這些挑戰前面幾位都談到了，這里強調一點，即美國這次對俄羅斯的制裁，特別是金融制裁，觸及到了全球金融體系一些根本的問題，特別是它開始凍結俄羅斯的外匯儲備，這是非常關鍵的。

　　我們還是要推動對外開放，找到最適合中國開放的途徑和程度。我就講這么多，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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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般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