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于韌——大變革時代的中國信念”2020新浪財經云端峰會于6月8日-10日舉行。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在會上表示，科技創新要實現，一定離不開中國制度創新。“深化改革攻堅克難，這是我們已經形成的必然選擇。”

　　他認為，“在改革的深水區，以有效的制度供給，在打造現代化經濟體系主線上，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主線，我們有充分的信心，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正在短期和中長期的銜接中不斷體現出來。”

　　賈康認為，“制度創新要打開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的空間，更多要緊緊抓住新技術革命中新經濟的成長，也就是當下所強調的新經濟提供基礎設施，又結合新型城鎮化，又結合交通水利等傳統重點基礎設施建設，合在一起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總體安排。”

　　他表示，中國的數字經濟、新經濟已經有了在全球都足以被人稱道的長足發展，民營經濟為主形成的一些頭部企業令人印象深刻，在抗擊疫情中也有獨特貢獻。而且在線上、線下結合方面，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各種市場主體，會越來越認同數字經濟發展的潮流。

　　“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間，疫情的沖擊倒逼我們進一步把信息化、把信息技術的應用做到極致。我們已經看到很多企業在疫情壓力下，進一步發展了線上、線下結合的共享員工、共享場地、共享資源，更高效率的供需對接。”賈康認為，在進一步打造升級版發展過程中，新動能和新基建支撐的新經濟發展，以及新經濟發展和整個經濟體系、整個社會發展融為一體，一定會使中國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后勁。

　　他也提到，要正視一些短板問題。“雖然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有很多亮點，但我們要承認，很多原創技術仍然在硅谷，在美國和其它發達經濟體。我們在總體發展中間的短板還是相當明顯，有學者可以一口氣列出幾十個中國核心技術技不如人方面的短板。”

　　賈康認為，“在追趕和現代化的過程中，應該努力越來越多消除短板，越來越多在科技創新過程中去接近我們也有原創能力的境界。”（新浪財經 劉麗麗）

　　以下為演講實錄：   

　　賈康：今天很高興能以研究者的定位和各位來做一個交流。在今天大概不超過20分鐘的時間段里，我和各位交流是想有兩個視角的認識。

　　首先談一談怎么樣認識在疫情沖擊之下全球化發展的取向相關的問題。

　　在全球化的演進過程中間，前面幾年我們已經注意到了有一種逆全球化的趨勢，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民粹主義、原教旨主義，這些概念實際上綜合在一起，使前面一段時間發展得很有聲勢的全球化形成了反動和逆流。但是在疫情到來之后，這種逆全球化的表現似乎又升級了，疫情造成很多的供應鏈的暫停鍵按下、卡頓甚至是失聯，有一些觀察者認為，它會帶來全球化的瓦解。

　　也有一些很有影響的領導地位的人物，比如說美國的特朗普總統，前不久甚至發出了要和中國完全脫鉤的威脅。脫鉤意味著否定全球化。但是我們把這些表面的現象做一番考察分析以后，我的基本看法是“這種逆全球化的表現是短期的，是主潮流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的情況下，一些逆流更明顯的表現。短期的逆流的表現，最終仍然將被主潮流給壓倒”。

　　因為人類整個所居住的地球村在前面幾十年的冷戰時期結束之后，很明顯形成了一個全球共享的產業鏈。中國的改革開放使中國在這個產業鏈里已經深度融入，美國等等發達經濟體更是，早就在這個全球產業鏈里形成了他們自己的相對優勢主導的布局，還有他們在打造這種全球產業鏈，形成WTO等等這種國際協調機制、多邊機制的過程中間，他們形成了一套規則。中國加入全球化的地球村，接受了WTO所代表的等等一些規則。我們在加入WTO以后，開始逐步有了一些新的規則在形成和建立過程中間參與者的身份。

　　在這樣的發展態勢中間，現在給逆全球化加上特別的一些影響因素的是中美關系，這兩個大國之間，被稱為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間的新的演變，在疫情暴發之前已經發生了所謂的中美的貿易戰。中美貿易戰的直觀形式上是使原來比較緊密的關系變得越來越疏離，甚至一直推進到了疫情暴發之后特朗普所謂的要脫鉤或者是完全脫鉤的威脅。但是客觀地講，在現實生活中間，我們還是認為所謂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這種歷史唯物主義視角上的認識、發展規律的原理，它是有道理的。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利益當然需要和價值體系還有規則體系結合在一起，保持它繼續發展的勢頭。

　　在這里面，中國在規則體系方面，我們是非常明確的，跟國際化對標的高標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為自己發展的方向，我們接受了原來已經形成的WTO代表的規則體系。在這樣一個體系方面，雖然有摩擦，雖然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但實際表明，在很多實際經濟活動的領域里邊，完全可以淡化貼標簽的意識形態。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訪美就專門說到，中國為什么要跟美國搞好關系？因為前面幾十年看過去，和美國關系處得好的經濟體都發展起來了，都富裕起來了，我們是非常認同這種務實的和美國這個頭號強國，以及它所代表的發達經濟體處好關系，堅持和平與發展的主題。

　　所以，在經濟的體系，在物質利益驅動的生產力方面要繼續發展，要尋求人類社會物質利益繼續實踐這個層面上來講，全球共享一個產業鏈的基本格局不會被一些短期的矛盾、沖突、摩擦，被少數領導人（如特朗普）的偏好所根本上加以改變的。

　　全球化是一個大的潮流，是生產力層面決定的處理人際關系、處理經濟生活中間的所謂生產關系的決定性的力量，這種利益上面通過投資和貿易越來越便利化的互通有無、共同發展、共享發展，它決定整個人類文明提升的主潮流是會尋求共贏。

　　中國的領導人已經非常明確地把這個共贏的發展取向表述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在疫情沖擊之下看到這個共同體里出現了一些矛盾、摩擦、斷裂甚至局部的脫鉤，但是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另外很多的力量，在發揮這個共同體里面的共助、共榮、全球共同抗擊疫情這樣的積極的力量的作用。這個主流在中長期更會體現出它的重要性。

　　我們比較直率地回到中美關系來說，在逆全球化中間，對中國最大的影響就是美國作為“老大”，想實現對中國“老二”這個經濟體全面遏制的意圖，但這不是美國少數的政客煽動起來的，現在看起來朝野還相當一致的預期所能決定的。

　　在經濟生活中展開之后看得很清楚，美中之間的貿易不可能歸零，會受到一些挫折、影響，會出現一些減少、下滑等等特征，但是歸零的貿易之后是什么呢？是美中兩個巨大的市場，它的供給側的產品和服務，它的產能還是有常規意義上的比較優勢的互補性。

　　中美在處理現在復雜關系的過程中間，實際上美國人不是要退出全球化，美國人的意圖是要遏制中國，保持“老大”穩固的地位，全球化中間去中國化的這個意圖實現出來，想把中國邊緣化擠出去，但這可不是它單邊的意愿所能實現的。中國在和美國繼續保持著所謂有理、有利、有節的關系處理過程中間，爭取“斗而不破”的關系中間，我們還可以積極地和歐洲、日本、東南亞、美洲，和全球其它的經濟體，考慮怎么樣相互之間更好地發展相互之間的貿易、投資、文化交流等等的關系，這樣的一種多邊關系會阻滯美國對中國的打壓。

　　在全球化方向上，我觀察下來，基本的看法是，我們不要被一些短期的明顯的逆全球化的表現動搖我們對于長期全球化發展的信心，我們要認清人類社會文明提升的主潮流是繼續按照全球化的方向，克服逆全球化的逆流帶來的摩擦、困難，應對挑戰，在尋求共同發展、共贏發展的過程中間繼續推進，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

　　中國認準了我們是要在“和平與發展”的主題之下，實現中國逐步的追趕而和平崛起的現代化過程。我們現在仍然是世界上的發展中經濟體，這個發展中的經濟體在人均指標上是非常明顯的，我們雖然經過這么多年的努力達到人均國民收入1萬美元，我們是屬于中等收入經濟體的上半區了，但是和發達經濟體相比，差距還非常明顯，美國是一個3億多人口的大國，它的人均國民收入現在是6萬多美元，據說一些小的體量的經濟體，像挪威、盧森堡，可以摸高到11萬、12萬美元的人均國民收入。

　　不久前的兩會上李克強總理還專門強調了，“我們要看到中國現在還有相當大比重的社會成員，他的收入水平還比較低下”，這種中國發展中經濟體的這樣一個基本國情，一方面表現著我們還有非常值得努力的提升自己現代化程度的過程，才能夠實現偉大民族復興。另外一方面，它又證明了中國自己的成長性往前看還有巨大的空間。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新興市場經濟體、發展中經濟體，已經有了前面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再加上信息化，以及我們政治文明追求方面的法治化、民主化，和平的發展意圖。

　　進一步發展過程中間，中國要處理好自己的事情，同時要義無反顧地繼續擁抱全球化的話，我們完全可以利用我們的基本國情所決定的巨大的成長空間，使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和我前面肯定的全球化的主潮流未變，這個人類文明發展的趨勢合為一股，中國的經濟成長、社會進步和全球化的主潮流合在一起，仍然是一個向前我們要經過努力奮斗和平崛起的過程。

　　從全球化的視角，引到我今天向各位匯報的第二個視角，就是面對著中國在疫情沖擊之下，我們自己的現代化的目標，怎么認識中國發展的態勢，怎么樣面對挑戰、把握機遇。

　　在中國最有代表性的經濟增長速度這個指標上，我們已經看到，2010年我們成功地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機，重新站在10%以上的增長速度之后，經濟增長的速度一路下滑。在2010年接近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國的決策層非常清晰地提出了“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的指導方針，就是意識到雖然有前面總結下來，改革開放到2010年，30年間年均增長速度9.8%，進入超常規增長。但是“黃金發展”特征沒有消退的同時，我們的矛盾凸顯的特征，高速度必須有意識地往下調整，完成一個軟著陸，而尋求中高速的更高質量的發展，否則矛盾凸顯不能化解，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就會出現問題。“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的方針指導之下，要解決的就是這樣一個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完成經濟階段合乎邏輯的轉變，而達到中高速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境界的這么一個過程。

　　我們在2010年的時候，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4000美元，穩穩地坐在了中等收入經濟體的陣營之內。在這個陣營之內，中國這樣一個發展水平、人均水平來看，也就意味著和其它進入中等收入經濟體，要經歷一個經濟發展階段的轉換。后面所說的高速轉為中高速、引領新常態，就是要完成這個階段的轉換。追求結構優化支撐的，質量更高、更可持續的發展，實際的演變過程，我們看到在一年以后，兩年的時間段內，年度的經濟增速比較快地滑落到了8%以下。主觀、客觀因素綜合在一起，調整到8%以下以后，主觀、客觀因素綜合，繼續使中國的經濟相對緩慢地在三年中滑到了7%以下。下行到2016年年度的6.9%。再往后，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長達12個季度，速度是6.7%到6.9%很窄區間之內的波動，實際上開始出現走M型轉換，L型尾巴拉出來的一個平臺狀態，而且這個平臺12個季度之久。但是很遺憾，隨之而來的貿易戰這樣一個平臺狀態，這個增長速度往下繼續下行，到了2019年全年落到了6.1%。在疫情發生之后，曲線上急劇下滑，2020年的第一季度負6.8%。

　　在這個狀態之下我們就要考慮到底怎么認識和應對這種疫情的沖擊，我的基本看法是，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這個疫情的沖擊在中國本土是短期現象，我們的一季度已經實際上在中國的絕大部分區域控制和收斂了疫情的沖擊。

　　從指標來看，在中國一季度經濟負增長6.8%的這個主要構成因素里，1月到2月是最主要的經濟下行期間。到了3月份，從當月來看，經濟下行的量值已經收縮到只有負的0.8%。二季度開始，前低轉入后高非常明顯地展開了。4月8號以后武漢解封，武漢和湖北中心疫情的情況也在明顯地好轉。

　　所以，中國本土上現在雖然還不可掉以輕心，要繼續防范輸入型的疫情和所謂無癥狀感染者可能帶來的疫情的反彈，但總體來說我們有相當大的把握。所以，在短期的概念上，也就是經濟學上所說的年度概念之上，我們形成2020年中國抗擊疫情決定性的成績，我們在二季度很可能會實現復工復產以后中國經濟基本恢復正常。

　　如果處理得好，二季度所帶來的同比增長可以把一季度的負6.8%大部分沖掉甚至基本沖掉。到了三季度中國經濟如果能夠恢復到6%或者6%以上高一點的區間，因為我們非常時期非常之策，中國經濟的表現很可能今年就能達到3%以上的增長速度，考慮到像個別國債、擴大地方專項債，加上適當提高赤字率等等這樣一些措施，加上我們貨幣政策的靈活適度，像寬松方面的定向降準，可能出手的降息等等這些措施的組合，我們今年年度的增長速度可能比3%還要再高一點。

　　按照過去的經驗測算，今年兩會上雖然沒有明確地給出經濟增長速度的引導性目標，因為外部的不確定性太大。但是從我們自己本土的經驗來看，另外一個指標，今年中國的城鎮新增就業崗位要達到900萬個，匹配經濟增速的支撐應該是在4%或者是4%稍出頭。這就隱含著如果我們能夠處理好自己的事情，中國經濟今年前低后高之后，有可能給全球提供一個大的經濟體抗擊疫情以后恢復增長一個表現最好的案例。當然這個事我們要全力以赴繼續努力才能達到。

　　在這樣一個努力的過程中間，我們就要討論怎么樣認識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能和拉動經濟增長。我們前面已經強調了中國發展可觀的成長性、韌性和潛力空間，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抗擊疫情的最后階段。雖然還有種種的不確定性，但是我們現在可以把握的確定性，使我們有基本的信心，（經濟增長）前低轉入后高之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間會有更多的亮點表現出來。

　　處理好自己的事情，堅定不移地繼續貫徹中央的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的話，我們現在需要在中國的宏、微觀兩個層次上努力擴大內需，新的動能在擴大內需過程中間，有效制度供給、制度創新，進一步打開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的空間，擴大內需要使中國從短期到中長期立足于國內市場，擁抱全球化，追求中長期由世界工廠升級為中國的升級版的智慧創造的中國制造狀態。

　　中國創造、中國制造是中國從全球產業分工中間的一個加在中間的地位向上提升。實現這樣一個中國整個經濟的成長，需要進一步打造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需要我們在改革的深水區攻堅克難。

　　微觀的核心問題仍然是怎么樣使企業煥發活力。我們從上海自貿區開始，現在多輪自治，已經推廣到粵港澳大灣區，推廣到在深圳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先行示范區，還要打造海南全球這個最大體量自由貿易港等等，這個推進的過程中間，我們打造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的理念的表述已經非常明顯，就是企業方面是負面清單，法無禁止即可為，讓企業“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發揮他們的創造力，把所有的潛力和活力激發出來，而政府方面就必須是正面清單，法無授權不可為，而且有權必有責，要有責任清單，要有責任約束的問責制，要有全面的政府行為的績效考核。這是非常好的理念。再加上我們非常之時有非常之策，把短期和中長期銜接好。

　　新的動力機制就是在供給側的各個要素中間，雖然以勞動力來看，成本在抬高，其實這也是人民群眾收入提高的一個必然表現。也有綜合開發成本的提高，就中國的國土開發的綜合成本，不動產形成中間的綜合成本，也合乎邏輯地在抬高。資本的邊際收益在長期情況下在遞減。但這些下行因素要得到技術創新的對沖，所謂第一生產力是乘數和放大效應，對沖這些傳統要素下行的因素之后，能夠使中國有一個中高速、更高質量的升級發展。

　　而科技創新要實現，一定離不開中國制度創新，深化改革攻堅克難，這是我們已經形成的必然選擇。在改革的深水區，以有效的制度供給，在打造現代化經濟體系主線上，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主線，我們有充分的信心，中國的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正在短期和中長期的銜接中間不斷體現出來。

　　當下“六穩”、“六保”和各種措施合在一起，貨幣政策得更為靈活，實際上適度寬松和財政政策的三箭齊發，還有特別國債的非常之策，還有地方專項債有規模地來實施有效投融資合在一起，給經濟升溫。這樣綜合的效益，會使中國在現代化推進的軌道上面，我們更好地化解各種矛盾因素，實現“六保”、“六穩”基礎之上，我們行穩致遠的進一步的升級版的現代化。

　　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全面小康之后，我們還要有15年的時間達到基本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而按我作為研究者的研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還要經受另一次考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最后我要特別強調一下，制度創新要打開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的空間，更多要緊緊抓住新技術革命中間的新經濟的成長，也就是當下所強調的新經濟提供基礎設施，又結合著新型城鎮化，又結合著交通水利等等傳統重點基礎設施建設，合在一起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總體安排。

　　我們中國的數字經濟、新經濟前些年已經有了在全球都足以被人稱道的長足發展，民營經濟為主形成的一些頭部企業，京東、蘇寧、美團、順豐等等，大家印象深刻，在這次抗擊疫情的過程中間，它們也非常獨特的貢獻。

　　而且在線上、線下結合這方面，其它的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間的各種各樣的市場主體，大家會越來越認同數字經濟發展的潮流，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間，疫情的沖擊倒逼我們進一步地把信息化、把信息技術的應有做到極致。我們已經看到很多企業在疫情的壓力之下，進一步地發展了線上、線下結合的共享員工、共享場地、共享資源，更高效率的供需對接。

　　我們在進一步地打造升級版發展過程中間，新的動能和新基建支撐的新經濟的發展，以及新經濟發展和整個經濟體系、和整個社會發展融為一體，一定會使中國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后勁。

　　在這個方面，我們也要正視一些我們的短板問題，雖然中國的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很多的亮點，但我們要承認，很多原創的技術仍然在硅谷，在美國和其它發達經濟體。我們在總體發展中間的短板還是相當得明顯，有學者可以一口氣列出幾十個中國核心技術技不如人方面的短板。

　　我們在追趕和現代化的過程中間，應該通過努力，越來越多地消除短板，越來越多地在科技創新過程中間去接近我們也有原創能力的境界。這是從短期銜接中長期的過程，我認為中國在抗擊疫情之下，創新新動力、拉動經濟增長，一定要以擁抱全球化為前提，以立足于擴大內需的一攬子計劃，來實現一個從短期到中長期的（發展目標），我們提高發展質量，以供給側改革為龍頭，進一步打開中國成長潛力空間的現代化進程。讓我們在這個發展的道路上共同努力。

　　這就是我今天想向各位匯報的基本看法，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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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