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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屆ESG全球領導者峰會于2022年6月28至30日舉行，本次峰會由生態環境部應對氣候變化司指導，新浪財經和中信出版集團聯合舉辦，峰會主題為“共促全球ESG發展，構建可持續未來”。

　　富蘭克林鄧普頓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珍妮·約翰遜（Jenny Johnson）在“ESG投資賦能企業綠色動力”環節發表主題演講。

　　富蘭克林鄧普頓作為全球規模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之一，在實現凈零排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約翰遜女士介紹到，去年，富蘭克林鄧普頓和旗下多家專業投資管理機構一起加入了行業領先的“凈零排放資產管理機構”倡議，并將于今年七月發布報告，披露公司資產管理規模（AUM）中有多少已經滿足“凈零排放”倡議，同時他們還會宣布凈零排放的目標、方法、以及衡量目標的方式。

　　她還提到，行業或金融市場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面臨的挑戰之一是缺乏高質量的數據，前三名數據供貨商提供的數據相關性只有 50 %。所以，在氣候投資或可持續投資方面，富蘭克林鄧普頓積極發揮技術優勢來進行主動管理。“我們希望可以從多種不同來源搜集數據、合成、分析后應用于ESG模型。能做到這一點是十分關鍵的。下一步，特別是落實“范圍三”要求時，我們會利用人工智能等技術梳理數據并搭建算法、形成方法。這就是通過分析大量數據為投資決策提供參考的全過程。”她解釋道。

　　談及碳中和，約翰遜認為向低碳經濟轉型的代價是巨大的，必須有激勵措施激勵人們為這些轉型技術投資。“有時也可以考慮為可再生能源行業提供補貼、或取消目前傳統能源行業的一些補貼。”她說，“隨著我們掌握的數據越來越多，對數據的理解越來越深入，我們應該能從社會和經濟的角度更好地為資本定位，為轉型有效配置資本。”

　　以下是發言實錄：

　　孟宇：下午好，Jenny。歡迎做客我們的節目。隨著全球氣候事件的發生頻率和嚴重性日益上升，社會各界對氣候變化的認識也隨之提高，人們正要求公司、監管機構、資產管理人和資產所有者有所行動。富蘭克林鄧普頓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之一，作為首席執行官，您能否向我們介紹一下公司的研究以及在實現凈零排放方面所做的工作？

　　珍妮·約翰遜：孟宇，我們已聘請安妮·辛普森（Anne Simpson）擔任全球可持續發展主管，她在這一領域可謂全球知名。您很了解她，你們曾一起在美國加州公務員退休基金（CalPERS） 共事，她也曾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次締約方會議（COP 26） 的與會代表，在這一領域內非常有名，所以她的加入讓我們感到非常激動。

　　去年，富蘭克林鄧普頓和旗下多家專業投資管理機構一起加入了行業領先的“凈零排放資產管理機構”倡議。我們將于今年七月發布報告，披露公司資產管理規模（AUM）中有多少已經滿足“凈零排放”倡議，同時我們會宣布凈零排放的目標、方法、以及衡量目標的方式。為此我們感到十分興奮。公司正在努力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并拓展“范圍三”的披露要求。這是我們關注的一大領域。

　　孟宇：謝謝Jenny。行業或金融市場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面臨的挑戰之一是缺乏高質量的數據。正因為如此，氣候變化的投資主題尚未有非常明確的定義。富蘭克林鄧普頓以其主動管理能力而聞名。人們都說，數據少或一致性差的地方，真正的主動管理會大放異彩。您能分享一下富蘭克林鄧普頓的研究項目是如何應用基本面研究和主動管理來應對氣候變化的嗎？

　　珍妮·約翰遜：孟宇，您說到要點了，這一領域的數據質量的確不高。前三名數據供貨商提供的數據相關性只有 50 %。所以可以坦率地說，如果沒有主動管理成分，就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ESG可持續資產管理機構，因為這需要投資團隊的參與。在富蘭克林鄧普頓，我們有一個由安妮·辛普森領導的集中式團隊幫助我們尋找數據、搭建框架，為投資團隊提供支持。但最終，需要每個投資團隊與公司直接接觸，了解他們在可持續發展領域采取的具體舉措，通過大量挖掘工作獲得高質量數據，建立投資模型并最終服務于投資決策。

　　孟宇：談到主動管理，富蘭克林鄧普頓也因其將科技應用于主動管理而聞名。那么您能不能跟我們講講，在這方面，特別是在氣候投資或可持續投資方面，富蘭克林鄧普頓是如何發揮技術優勢，來作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的？

　　珍妮·約翰遜：人們無法改變自己無法衡量的東西。我們要做的就是嘗試找到數據源。剛剛已經談到，雖然目前的數據源能夠提供與可持續主題相關的指標與數據，但卻無法做到始終有足夠的相關性。我們希望可以從多種不同來源搜集數據、合成、分析后應用于ESG模型。能做到這一點是十分關鍵的。下一步，特別是落實“范圍三”要求時，我們會利用人工智能等技術梳理數據并搭建算法、形成方法。這就是通過分析大量數據為投資決策提供參考的全過程。在達成“范圍一、二、三”的要求方面，沒有誰能快速做到。但我們每一年都在進步，這點很重要。

　　富蘭克林鄧普頓還設有多家金融科技孵化器，嘗試解決該領域的問題。不論它們是用人工智能、區塊鏈還是算法進行分析，我們將會和它們協作，在這些金融科技公司構建自己的商業模式判斷它們如何能夠實現價值，并幫助我們解決在分析 ESG 數據方面遇到的的問題時。 

　　孟宇：如您提到，數據和數據質量是最大的挑戰，目前來自不同供貨商的ESG 數據相關性很低，大約是50 %。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人員為此發明了一個術語，稱之為“層層混淆”。與其他財務數據相比，ESG數據的確存在太多混淆。例如，由不同的優質評級機構發布的高質量的評級數據相關性能有 95 %以上，但ESG 數據的相關性還遠遠達不到這樣的水平。這正是我們的主動管理能力和科技能夠發揮作用的領域。因此，我的下一個問題是，數據是投資者所缺失信息的一環，他們需要用高質量的數據來開發氣候變化領域的風險和收益分析工具。這是投資者缺少的第一個“i”是信息（information），另一個“i”是激勵措施（incentives）。投資者需要適當的激勵措施作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所以，您對碳定價和碳中和是什么看法？您怎么看待有關碳定價的激勵措施？

　　珍妮·約翰遜：孟宇，我認為向低碳經濟轉型的代價是巨大的。從現實角度來看，一些早期的技術需要投資、需要研究，在成本上并不經濟，必須有激勵措施激勵人們為這些技術投資。像化石燃料這樣的傳統能源市場雇有大量勞動者，所以要轉型就必須轉換工作。任由他們失業、假裝這不算轉型的代價是不可行的。在這一點上我們要實事求是。既然能通過激勵機制能鼓勵人們按期望行事，那么有時也可以考慮為可再生能源行業提供補貼、或取消目前傳統能源行業的一些補貼。說白了就是我們要如實計算成本。如果有人污染了環境，那這個成本就要被視為資源成本的一部分。隨著我們掌握的數據越來越多，對數據的理解越來越深入，我們應該能從社會和經濟的角度更好地為資本定位，為轉型有效配置資本。

　　孟宇：謝謝Jenny。要想改變行業行為，我們必須改變激勵機制，碳定價就是激勵機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想問您的最后一個問題是顯而易見的，就是可持續性投資的利弊權衡（trade-off）。您如何看待這種權衡？有一種說法認為行為上完全合乎法律道德要求的人沒辦法做好業務。但以富蘭克林鄧普頓和您家族為例，這個有著近 75 年歷史的公司就是一個可持續商業的先鋒。我想歷經三代人，富蘭克林家族和企業已經形成了一套獨到的哲學體系，在做好公司業務和為社會作出貢獻的事之間，你們是否曾有過權衡？

　　珍妮·約翰遜：我認為要把焦點從權衡或成本效益轉移到真正積極的結果上。這樣既能獲得良好的投資回報，又能產生積極的影響，我不認為兩者是沖突的。事實上這兩者是不可能互相沖突的，因為儲蓄對退休、實現財務獨立十分重要。這也是富蘭克林鄧普頓為客戶所提供的服務。但是，話說回來，我們也必須坦誠面對任何一種投資的真實成本，并確保我們做投資決策的時候考慮的就是真實的成本。同時我認為，激勵措施中的一部分將有助于創造財務回報并實現公正轉型。在這方面是有一些實例的。比如，中國擁有世界 20 %的人口，但只有 7 %的水資源。這是一個問題。因此，中國鼓勵國內外的投資者想方法幫助他們解決水資源的問題。這就是利用資本、激勵措施釋放創造力來解決重要社會問題的好例子。所以，綠色轉型是可以同公正的社會和積極的結果相適應的。

　　孟宇：謝謝Jenny。很高興聽到您提到了水資源的例子。新成立的富蘭克林鄧普頓研究所最近發表了一份以水為主題的研究出版物，現在又投身研究食品安全領域的問題。因此，我知道公司在研究氣候變化、水、糧食安全等方面都扮演著非常積極的角色。感謝您能接受我們的采訪，也感謝您為我們提供獨到的見解。

　　珍妮約·翰遜：孟宇，謝謝您的邀請。能接受這次采訪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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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馬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