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來自東方IC，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冰川思享號 作者：任大剛，冰川思想庫聯合創始人、研究員，專欄作家

　　中國人編撰的世界近現代史里，曾經是中國獨有的特產茶葉，長期以來不值一提。但事實是，與中國的國運由盛轉衰相伴隨的，恰好是中國對世界茶葉市場的控制權和主導權逐漸喪失。是前者導致后者，還是后者導致前者，其實可以認真討論一番。

　　一、曾經，茶葉的重要性不亞于高端芯片

　　今天，茶葉和絲綢瓷器都是毫不起眼的普通商品。但在19世紀中期以前，它們卻是中國獨一無二的拳頭產品。茶葉的地位，甚至絲毫不亞于今天美國的高端芯片和航空發動機等高科技產品。為什么這樣說？

　　首先，當時的中國茶葉，已經成為中國節制藩屬國或外邦的重要武器。

　　舉例來說，1728年，中俄簽訂《恰克圖條約》，自此恰克圖（在今天俄羅斯和蒙古邊境）成為中俄貿易的市場。后來因俄羅斯窩藏中方罪犯，加上俄羅斯人在邊境搶劫，乾隆曾三次下令關閉市場，前后加起來有15年之久。這一貿易制裁，使俄羅斯至少損失500萬盧布。

　　哪怕從生理上講，這些以吃牛羊肉為主的國家，如果長期沒有茶葉解膩，必定引起飲食結構的巨變，這是他們所無法承受的。問題還在于，外國必需中國的茶葉，但中國不需要他們的東西。1847年3月，英國議會調查發現，從1845年到1846年，英國輸往中國的工業產品，與中國運往英國的茶相比，貿易逆差高達35%到40%，有些制造業者已經放棄了對華貿易。

　　其次，由于掌握著茶葉這種全球獨一無二的產品，中國獲利巨大。歷史學家莊國土估計，從1700年到182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共輸出53，875，032兩白銀到中國，從1700年到1840年間，從歐洲和美國運往中國的白銀約17000萬兩。

　　再次，鴉片戰爭前的全球“二把手”——英國，全社會已經離不開茶葉消費。

　　茶有效平衡了英國人的飲食結構，為英國人的多酸性主食面包找到了一種合理的、多堿性的佐餐飲料。茶葉的飲用方式，直接給英國人的健康狀況帶來了好處，因為將水煮沸可以殺死水中微生物。

　　由于倫敦人口密度大，且缺乏有效的排污系統，倫敦市民的飲用水是非常不衛生的。在傳染病多發的維多利亞時代，一個喝茶民族的生存概率比一個喝咖啡民族的要大。英軍也從喝茶中獲益。當他們在熱帶叢林中困苦不堪地行軍，尋找著帝國邊界的時候，喝茶能夠預防水源性傳染疾病。

　　從家庭生活到社會交往，茶扮演了重要角色。茶與咖啡館一樣，擴大了公共空間，促成了一個市民社會的誕生——這點正是資本主義形成的關鍵要素。

　　在飲茶之風還未盛行的年代，工廠里的工人們所攝取的大部分卡路里，來自啤酒和麥芽酒。這種習慣帶來一個嚴重問題：曼徹斯特紡織工業的主要設備為飛速運轉的紡紗機和紡織針，而讓一個醉醺醺的工人去操作它們實在是件很危險的事。毫無疑問，茶葉有提神的作用。它能讓工人們集中精力，有助于讓他們全神貫注地完成那些艱巨的工作。

　　以茶代酒還有別的好處。懷孕期間的婦女如果不喝酒，而選擇喝茶的話，嬰幼兒群體的健康狀況就會發生顯著改善。茶葉中也含有抗菌的酚類，它們是可以起到天然殺菌作用的植物類化學物質。在英國，嬰兒誕生的頭一年一般是用母乳喂養的，因此媽媽們以茶代酒也就意味著，英國的嬰兒們將不再受到酒精的影響。飲茶習慣的流行不僅降低了嬰兒死亡率，在需要更多勞動人口的工業化時代也提高了人類的免疫力。

　　到19世紀中葉，下午茶隨著茶葉價格的逐步走低，這一原屬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開始成為英國社會的普遍習俗。下午茶時間是一段享受的時光，是拜親訪友的時光，是午餐和晚餐之間的閑談時光。茶葉是工業革命的助推器，它使英國人意識到，創造了足夠多的剩余資本，終于可以好好享受那些殷實的勞動成果了。

　　而東印度公司則通過壟斷中國的茶葉生意，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富可敵國的東印度公司成為英國的代名詞，為英國之后推行殖民政策，完成了必要的財富積累。

　　19世紀還有一個不為人注意的貿易——植物貿易。植物貿易是大英帝國（包括舊殖民地在內）一項重要的財富來源。

　　當西印度群島以及印度次大陸的殖民地、大洋之間的島嶼沿岸的邊區村落連成一片一片后，面臨著三個問題：如何通過挑選和雜交手段實現經濟作物的增產，如何在地球上哪片角落可以利用殖民地的廉價勞動力，來種植特殊作物，從而實現產量最大化，以及如何對植物進行加工以使其適應市場營銷的要求。

　　所有這些問題，在工業時代初期，植物學研究的意義，相當于今天的工業研究實驗室。實行帝國主義式的植物政策，不失為一種榨取殖民地經濟價值的手段，而植物獵人——植物學家，必將粉墨登場。

　　二、盜竊者福鈞第一次赴安徽休寧

　　1848年，美國馬薩諸塞州一位法官在一起專利判決中說，“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保護知識產權，這種所需精力和興趣不亞于一個人……種植小麥或飼養羊群所花費的精力和興趣的腦力勞動的成果。”而此前幾年，知識產權和商業機密的概念清晰化。

　　茶葉符合知識產權的全部定義：它是一種商業價值極高的產品；制茶需遵循一整套受中國嚴密保護的準則和中國式的獨特程序；這套完善的準則和程序是中國茶葉對其競爭對手保持巨大優勢的秘密所在。

　　1848年初，東印度公司制訂出了一個純屬商業間諜活動性質的計劃，一旦公司的陰謀得逞，那么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跨國股份有限公司將成為這場人類有史以來最重大的商業機密盜竊案的幕后黑手。

　　在1840年之前，漂洋過海的植物的命運極其悲慘，大不列顛帝國、殖民地之間要進行植物貿易極為困難，很多時候根本無法進行。來自海外的種子和活的插枝要在船上顛簸數月之久，航線至少要穿越赤道線一次才能抵達英國或別處。

　　在漫長的航程中，新鮮淡水極其稀缺，自然不能隨隨便便讓給這些異國植物享用。這些植物經常直接堆放在甲板上，暴露在直射的陽光之下，同時遭受著帶有腐蝕性的海浪的沖擊。而它們一旦被貯藏在船艙內，將因與陽光隔離而營養匱乏，慢慢死去。因此，只有異常罕見、生命力頑強的植物樣本，才能在遠洋航行中存活下來。

　　然而，沃德博士，一個醫生的兒子，在19世紀30年代發現：植物可以在沒有水的情況下在一個密封而明亮的環境中存活多年。沃德的發現是革命性的。經過反復設計，沃德博士發明了沃德箱，一種用玻璃做的，專門用于運輸活體植物的箱子。

▲ 沃德箱（圖/網絡）

　　有了這門技術，東印度公司開始物色人選，前往中國盜竊茶樹苗和種子。

　　被選中前往中國盜竊茶樹茶種的，是曾經在1845年到過中國的英國植物學家福鈞。1848年9月，接受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年薪500英鎊且其他開支都可以報銷的邀約之后，福鈞獨自啟程前往上海。在那里，他雇用了兩個人，其中一個是王姓安徽休寧人。

　　這位王姓休寧人帶著福鈞，一路通過化妝成中國人，躲過很多人疑惑的眼神，終于到達安徽休寧老家。福鈞在王家住了下來，大肆收集茶樹茶種，并順利地將13000株茶樹苗和上萬茶樹種子用沃德箱運抵上海，在上海休整些日子后，裝船運往印度。

　　這一次福鈞的運氣很不好，由于路上保管不善，很多沃德箱在運輸過程中被壓碎，壞掉了。在運往喜馬拉雅山南坡的陸路上，一個人不知出于何種原因，打開了沃德箱查看茶樹的狀況，結果壞事。最終。福鈞送來的首批茶樹存活率只有7%，種子基本完全腐爛。

　　不過，在采集茶樹茶種的過程中，福鈞發現了中國茶葉制作過程中的一個不堪現象，這成為以后印度茶葉擊敗中國茶葉的致命一招。

　　福鉤在參觀一家中國的茶葉作坊時發現，工人在往茶葉中添加一種使手指變得很藍很藍的東西。福鈞了解到，這種藍色物質叫普魯士藍，是一種應用于油畫中的顏料。幸運的是，普魯士藍是一種復合分子，因此它幾乎無法釋放出氰根離子，有毒物質將無害地通過人體后被排出。

　　在工廠的別處，福鈞又發現有個人正在燒火，好讓一種明黃色的粉末溶入一團糨糊中。這里散發出的氣味如同變質雞蛋一般極其難聞。這種黃色物質是石膏，或是脫水硫酸鈣種常見的石膏組成成分，它同樣被添加到茶葉之中。

▲英國植物學家福鈞（圖/網絡）

　　兩種添加物意味著，中國茶葉在實實在在地毒害著英國茶葉消費者。盡管中國人朝茶葉中摻入添加劑的行為并非出自惡意，他們只是單純地認為外國人想要的是“看上去”翠綠翠綠的綠茶。

　　福鈞偷偷從這座工廠里拿走了一些有毒染料，裝進自己用蠟浸過的布袋內。他需要少許樣本進行化學成分分析，但最重要的是，他必須把這些東西在1851年倫敦世博會上隆重展出。

　　而這次公共展覽會意味著：籠罩在英國國飲的神話傳說，將被暴露在西方的科技之光下。福鈞將揭示那些中國人在無意之中犯下的罪行。這將為英國自行種植加工茶葉提供無可辯駁的依據。

　　三、第二次赴福建武夷山帶走制茶師

　　第一次失敗，并沒有使英國東印度公司感到氣餒。福鈞繼續留在上海，在1849年五六月間，又雇傭了兩個人赴福建武夷山采集茶樹茶種，這一次的經歷跟上一次一樣，裝扮成中國邊遠省份的高端人士，以免引起地方當局的注意。

　　同樣，在返回上海，駐留一段時間加以清理后，這批茶樹再次順利抵達印度的喜馬拉雅山南坡。

　　這一次，成活的植株總數不少于12838棵，處于萌芽狀態的茶種，多到不計其數的地步。在福鈞看來，這些茶樹長得“郁郁蔥蔥、枝繁葉茂”，就像它們從未離開過老家的土地一般。事實證明，喜馬拉雅山脈的環境很適合茶葉的生長，就連上次種下的80株茶樹，現在都在茁壯成長著。

　　有了生茶葉，還只是茶葉生產的第一步。福鈞雖然在采集茶樹苗的過程中，詳細了解和記錄了茶葉制作工藝，但是如何把整個一套茶葉采制技術帶到印度，不是靠福鈞的文字記錄可以實現的。

　　1851年，福鈞在上海委托人在內地產茶區找到8名經驗豐富制茶師，以月薪15美元的價格，簽了三年合同，躲過海關，將他們帶到印度，向印度人傳授制茶技藝。

　　這8名制茶師后來下落不明，是返回了中國還是留在印度，沒有人說得清楚。2017年11月，有媒體報道稱，一位叫做James Ajoo的30歲印度英語教授聲稱自己是其中一位制茶師的后裔，他的考證看似頗有幾分可信，但沒有進一步的下文。

　　四、嚴重后果：市場丟失與辛亥革命

　　中國的茶樹在喜馬拉雅山南坡落地生根，很快枝繁葉茂，不僅產量很快上升，而且借助英國的工業化水平，茶葉制作很快擺脫手工勞動，迅速機械化，標準化。印度茶葉迅速崛起。

　　印度茶葉在世界市場的崛起，同時意味著中國茶葉的衰敗。中國茶葉的衰敗，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生產技術落后，墨守成規。而印度、錫蘭等地，一片茶園就是一座大農場，分工合作，多年培育出的喬本茶樹比中國灌木型茶樹的味道更為濃香。中國仍采用古老的人工方式，落后的制茶技術和原始的設備，影響了茶葉品質的提高。

　　二是營銷不力。清政府沒有茶葉出口專門管理機構，中國茶葉全部出口業務由洋商一手承攬，商人自行向洋商出售茶葉，彼此競相壓價，茶葉出口價格受洋商控制和盤剝。此外缺少先進的運輸工具，延誤了茶葉交易的最佳時機，造成經銷茶葉的虧損。在營銷方式上，日本政府從促進出口、占領國際市場出發，制定了一系列規范化措施，嚴格控制質量標準。由于措施得力，在1897年美國實行《禁止粗劣各茶進口條例》與《整頓進口茶葉查驗章程》時，日本出口到美國的茶葉量不但沒有減少，反倒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

　　三是出口稅收過重。據1901年統計，茶葉的厘稅和出口稅加在一起，約占茶葉價值的百分之四十。這無疑加大了茶葉的生產成本。在其他國家中，茶葉出口貿易則采取了減免稅的辦法鼓勵出口。中國茶葉稅捐之重，與其它產茶國根本無法相比。

　　加之上文所述的茶葉之中添加有害物質和樹葉，導致中國茶葉的市場份額迅速萎縮，中國茶葉在與印度和錫蘭茶葉的競爭中，迅速落敗。1817~1833年間，廣州口岸出口的茶葉占出口總貨值的60%左右；印度茶葉的出現，使之在全國出口總值中的比例迅速降到40%~50%；到19世紀最后10年，已降至30%以下；至1905年，更降至11.2%，1913年，降到8.4%，只有絲綢的三分之一。

　　這里要特別提及四川茶葉。朝廷一向以四川茶葉節制西藏，踐行“以茶制夷”方針。

　　然而川茶的局面與中國茶葉大勢一樣，不可避免走向衰敗。而且，四川茶商也在這一時期開始在茶葉中摻雜樹葉，結果引起藏區人民的痛恨，川茶聲譽一落千丈。光緒十九年（1893年）《中英藏印續約》規定，百貨免稅五年之后，允許印度茶葉入藏。

　　市場的開放，使川茶在藏區的地位很快被印度茶葉取代。為了抵御印茶，清政府一面打破成例，允許茶種入藏播種，同時組織出產邊茶各縣茶商集資50萬兩，成立邊茶公司，對邊茶的產、運、銷統一經營管理，以圖增強競爭能力。這一官督商辦企業在清廷覆滅之前，每年已有三四十萬元盈利。

　　更為嚴重的是，川茶的落敗，使英國勢力以茶葉貿易為先導，順理成章侵入西藏。西藏與川滇唇齒相依，設若西藏不保，川滇則失其屏障，英國勢力侵入我國腹地易如反掌。這一險象讓清廷感到極大震動，于是以四川的人力、物力、財力應援西藏，以挽救西藏危局。而要加強川藏關系，必須首先經營川邊藏區。為此，清廷付出了相當的政治努力、經濟投放和軍事代價，換得西康建省條件基本具備。

　　但是，大隊清軍駐防川邊，使四川內地防務空虛，實為保路運動的興起提供了便利。1911年8月間，滎經、天全、蘆山等川西各縣同志軍舉起義旗，圍攻雅州城（今雅安），阻擊清軍，從這年七月至九月初旬共四十余日，無一兵弁馳援成都襄助總督趙爾豐對付同志軍。

　　眼見成都保路運動興起而防務空虛，清廷趕緊從武漢調集軍隊開赴成都，結果又導致武漢防務空虛，當調防成都的清軍還在路上，武昌起義爆發。可以說，正是因為清軍的連鎖移防，為革命的爆發提供了絕好的機會。

　　而追根溯源，誰會想到一片茶葉的騰挪，最終會讓一個龐大帝國瞬間土崩瓦解。就此而論，茶葉被盜這個事件的影響，可謂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最大的一樁知識產權被盜案。

　　參考書目：

　　《茶葉大盜》【美】薩拉．羅斯著 孟馳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茶葉戰爭》周重林 太俊林著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冰川思享號 作者：任大剛，冰川思想庫聯合創始人、研究員，專欄作家。曾任東方早報評論部主任，澎湃新聞網社論委員會主編，梨視頻評論總監。現任梨視頻研究院院長。出版有《與孔孟對話》（中文、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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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