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進民退”或“民進國退”是偽命題

　　——陳清泰談改革開放40年中國產業發展

　　來源：經濟參考報

　　□記者 金輝 北京報道

　　現在，每個企業、包括上市公司的頭上都貼上了“所有制標簽”，形成了一條很深的“所有制鴻溝”。所有制歧視割裂了市場，國有企業和銀行更傾向于體制內進行交易，跨所有制的人才、技術、商品以及產權等生產要素流動都遇到了非經濟因素的阻撓，降低了整體經濟效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黨組書記、副主任陳清泰近日在出席由中國信息化百人會舉行的“回應信息時代呼喚，堅持公共政策創新——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座談會”時發表了“對我國40年產業發展的回顧與思考”的主旨演講。陳清泰回顧了改革開放40年我國產業發展的歷程，并就產業發展中的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消除所有制鴻溝等問題分享了自己的思考。

　　改革開放40年中國產業發展可分三個階段

　　陳清泰說，第一階段是中國產業再發展的起步階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府聚焦剛性的計劃體制，推進改革。先后推行了“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相結合；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與此同時，對國有企業實行簡政放權，減稅讓利政策，最后大多數企業實行了利潤遞增包干。企業開始有了自主權和自主錢，調動了企業的內生動力。同時從“傻子瓜子”、“雇工七個人以上是不是剝削”開展了大討論，逐步放開個體私營經濟。

　　這些重大的體制性改革調動了企業的積極性，工業經濟實現了恢復性增長，居民吃穿用憑票的問題得到解決。

　　第二個階段，從1992年到2010年前后，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追趕期。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后，破除了“姓資姓社”和“計劃與市場”關系的困擾，在全國掀起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在這個基礎上，黨的十四大做出了決定中國發展方向的重大決策，即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作了規定。

　　1994年，財稅、金融，投資、外匯等市場化改革為經濟體制轉型打下了基礎。

　　此時，較大比例的公有制、國有經濟能不能與市場經濟融合，成了一個突出問題。因此，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把企業制度改革放到了重要地位，指出：“公有制為基礎的現代企業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還明確了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征。國企現代企業制度改革25年了，至今還沒有到位，由此看出它的難度。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40%的企業虧損，眾多企業停工半停工。嚴峻的形勢成為推動改革的倒逼力量。

　　這期間，一方面開展100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具備條件的在境內外資本市場上市；另一方面，實行戰略性改組，抓大放小，組建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對困難企業實施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和再就業工程；分離企業辦社會職能，從零開始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推動兼并破產；淘汰落后產能；調整企業資產負債結構；在東北等老工業基地實施三年脫困計劃，形成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改革大潮。

　　經過這一輪改革，國有企業分流職工約2000萬人，剝離不良資產1.4萬億元，社會保障制度開始建立。通過改組、聯合、兼并、租賃、承包、出售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放開搞活了上萬家國有中小企業，保住了大量就業崗位。國有企業的布局和組織結構得到改善。中國聯通、中石化、中石油等一批大型公司在境內外上市，充實了上千億資本金，改善了資產負債結構，為進入新世紀的十年輝煌奠定了基礎。

　　進入21世紀，20世紀90年代的改革紅利開始釋放，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又給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加了一把火，形成了三駕馬車拉動產業發展的局面。

　　一是基礎設施建設大規模展開。一段時期，每年新增發電裝機3000萬至4000萬千瓦。鐵路一年新建3000 km到4000km；高速公路每年新建5000 km到7000km；萬噸級泊位一年要增加100多個。每年建設無線通信機站約10萬座。

　　二是消費結構升級的拉動。住房商品化改革刺激了購房需求，僅商品房每年建設面積就達20多億平方米，幾乎占全球的一半。私人轎車從限制轉向鼓勵，迅速釋放了潛在需求。一段時間汽車產銷量年增30%-40%。從2002年到2017年的15年間，汽車產量增加了8.8倍。平均每年凈增170萬-200萬輛的汽車生產能力。

　　三是進出口貿易拉動經濟增長。我國對外貿易進出口總值從2001年到2010年的9年增長5.8倍。

　　這期間一個影響長遠的進步是中外合資合作迅速發展，我國的產業深度融入全球體系。

　　第三階段，2010年之后開始的向創新驅動轉型期。

　　2010年之后，我國經濟發生了一系列趨勢性變化：2011年開始，越過了年度投資的峰值期，勞動人口進入絕對數遞減階段，第三產業比重開始超過第二產業，消費占GDP比重超過50%，服務業在GDP中的占比超過了一半，進出口的增長勢頭減弱，資源環境的約束已十分強勁。此時，投資出口拉動增長的能力減弱。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如何防止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引起政府部門和國內外專家關注。向創新驅動轉型已勢在必然。

　　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政府在推出4萬億投資計劃的同時，在幾條戰線上推進經濟增長動力轉型和產業的創新和升級：國家制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信息技術、移動互聯網、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等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引領未來產業發展；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并不斷改善創新發展的政策環境；2016年全國科技創新大會破解了一些阻礙創新的體制障礙；對傳統產業淘汰落后、壓縮過剩；倡導以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改造和提升制造業；倡導“互聯網+”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這一系列舉措較快發揮了作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快速啟動，產業結構升級速度加快，各種創新創業活動日趨活躍，信息化水平快速提升，較好地消化了增長速度回落帶來的風險。為經濟增長動力轉型開了一個好頭。

　　三個階段中的三種現象值得重視

　　第一，中國跟上了全球互聯網大潮。在2000年前后，BAT三家互聯網公司相繼設立。在中國的互聯網中建起了瀏覽平臺、交互平臺和電子商務平臺。推動形成了一輪互聯網熱潮，各類互聯網公司如雨后春筍。國家順勢而為，及時提出工業化要與信息化融合，推進“互聯網+”，發揮信息化對生產力的乘數效應。信息化很快從城市到農村，向經濟社會各個領域滲透。所到之處無不改變了面貌、提高了效率，大大提高了全社會對信息化的認知度。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互聯網普及率以遠高于世界的速度增長，2009年開始，中國互聯網普及率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為我國迎接新一輪工業革命贏得了主動。

　　第二，在旺盛的需求和追求GDP沖動共同作用下，在鋼鐵，水泥，電解鋁，電力，造船等傳統產業，各個地方和企業競相擴大投資、增加產能，已經到了剎不住車的程度。2003年12月，國務院就下文給各地分配壓縮指標，還由國務院領導與各省市分管領導簽訂“責任狀”。但情況沒有改變。之后，一直到2014年政府五次下達壓縮指令，但鋼鐵產量卻增長了2.7倍，電解鋁增長了7.8倍，水泥增長了1.9倍。去產能的進度遠遠趕不上增產能的速度，眾多行業產能超常規過剩。2015年，中央不得不下決心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企業主要資源投向了產能擴張，技術能力沒能同步跟進，是我國產業普遍大而不強的重要原因。

　　第三，2003年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集中統一管理國有企業，在推進國有企業做大做強方面取得很大進展。與此同時，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界限越來越深，政府顯性或隱性采取差異化政策。要求開放市場的呼聲越來越高。2005年，國務院頒發“非公經濟36條”，提出要進一步放寬民間資本進入的行業和領域。2006年12月，國資委宣布在石油石化、電力、電信、煤炭等7大行業國有企業絕對控制；在鋼鐵、汽車等9大行業保持控制地位。2010年5月，國務院再次發布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新36條”。這期間，“國進民退”還是“民進國退”的爭議不斷。從這些現象的背后可以看出所有制的割裂阻礙了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

　　貫徹公平競爭審查制度消除所有制鴻溝

　　陳清泰還就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的關系、消除所有制鴻溝等與產業發展密切相關的問題分享了自己的觀點。

　　第一，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們一直把產業政策放到經濟管理的重要位置。如果對近30年產業政策做一個評估，可以說，在經濟體制轉軌的初期，有失有得，得大于失。所謂有得，一是以產業政策接盤，使剛性的計劃管理逐漸退坡。二是一些普適性政策，如兼并破產、減人增效、完善社會保障體制、研發費加計扣除和加強產權保護等改善了企業發展環境。三是在市場失靈領域設立16個重大專項等促進了產業水平的提升。

　　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產業政策有得有失，所謂有失，一是行政性壟斷未能減退，市場壁壘依然存在；二是所有制歧視未能消除，市場主體的不平等被固化；三是企業市場進入和投資決策的權力未能到位；四是區域市場分割依然存在，沒有明顯減退。

　　促進產業發展的有兩大政策，一個是產業政策、一個是競爭政策。

　　如今，我們已經進入創新驅動發展階段，政府已經沒有信息優勢，最需要的是有效的市場競爭。目前，一些產業政策抑制競爭的負面效應已經成為增長動力轉型的障礙。

　　當前，要把競爭政策放在基礎地位，認真貫徹國務院發布的公平競爭審查制度，使產業政策限定在市場失靈的領域，不阻礙競爭。

　　第二，消除所有制鴻溝，進一步解放生產力。

　　進入21世紀，“國進民退”與“民進國退”的爭議一波又一波。這是個偽命題，國家追求的是所有資本都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效能。把經濟總量做得最大，而不是“誰進”或“誰退”。各類資本都是國家發展的寶貴資源，都應有公平的權利、受公平的保護。

　　爭論的焦點是競爭的公平性。人為認定各類所有制成分在經濟總量中的占比和由哪種所有制成分保持“控制地位”，并通過差異化政策來保障實現，這違背了公平與效率原則。除少數極特殊領域外，各類企業所占比重應當是市場競爭的結果，不能將人為規定的占比放到超越經濟發展的高度，不惜扭曲市場、降低效率，刻意實現。

　　現在，每個企業、包括上市公司的頭上都貼上了“所有制標簽”，形成了一條很深的“所有制鴻溝”。所有制歧視割裂了市場，國有企業和銀行更傾向于體制內進行交易，跨所有制的人才、技術、商品以及產權等生產要素流動都遇到了非經濟因素的阻撓，降低了整體經濟效率。

　　消除所有制鴻溝對各類所有制企業都是一次解放。20世紀90年代初“姓資姓社”問題的突破，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掃清了障礙，極大地調動了經濟增長潛力。今天，在向創新驅動轉型的時期，特別需要釋放億萬人民求富創業的內在動力、擴大中等收入階層，如果能摘掉企業“所有制標簽”，消除“所有制鴻溝”，將是生產力的又一次解放，為奔向高收入國家奠定基礎。

免責聲明：自媒體綜合提供的內容均源自自媒體，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請聯系原作者并獲許可。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新浪立場。若內容涉及投資建議，僅供參考勿作為投資依據。投資有風險，入市需謹慎。

責任編輯：李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