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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賈壯、孫璐璐、江聃、賀覺淵、郭博昊、程丹、張達、秦燕玲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7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發布，全文超5000字。中共中央將于7月19日上午10時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和解讀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統部署，圍繞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等多方面明確改革重點任務。證券時報·券商中國記者采訪專家學者解讀全會決策部署，共同深入學習貫徹全會精神。

　　關鍵點一：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下大力氣解決機制障礙

　　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全會再次強調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強調“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中國中小企業協會常務副會長馬彬對證券時報·券商中國記者表示，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也是新形勢下進一步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必需舉措。中國企業研究院執行院長李錦對證券時報·券商中國記者表示，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中，國有企業在做強做優做大時，要進一步加大與民營經濟的合作，促進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有很大的空間。

　　2024年7月19日是《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發布一周年。一年來，民營經濟發展環境不斷改善，但也要看到，當前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面臨諸多困難與挑戰，有些問題長期而復雜。馬彬認為，只有不斷深化改革，激發經營主體內生動力，才能持續鞏固經濟不斷向好的基礎，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貢獻更大力量。

　　為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全會再次提出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郭迎鋒對證券時報·券商中國記者表示， 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還需要下力氣統籌解決各要素市場政策規則不統一、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等兩大難題。解決各要素市場政策規則不統一的難題，要推動在產權保護、平等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四個維度上實現中央與地方的制度規則銜接統一。解決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的難題，則要在產權制度、價格機制、競爭機制、信用制度四個基礎制度層面確保不同市場主體被公開公正公平對待，在準入、經營、發展和退出上能夠順暢運轉。

　　CF40 資深研究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張斌對證券時報·券商中國記者表示，中央政府近年來著力推動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反對地方政府通過補貼和優惠政策形成稅收洼地，妨礙市場公平競爭。但如果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目標不變，地方政府還是會變著法子繞開規定，以更加隱蔽的方式給企業好處，吸引企業擴大投資、生產和出口。

　　如何真正打破地方政府的博弈困境，打破對工業企業和出口的過度補貼？張斌對此建議，一方面是嚴格執行《公平競爭審查條例》，特別是防止各種變相補貼。另一方面是改變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目標，一是對地方政府的經濟工作不重點考核工業增加值、出口、進口等指標；二是加大對城市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質量、低收入群體和外來打工群體居住生活條件的相關投入和考核；三是加強對營商環境的考核，特別是清理政府拖欠企業的賬款、幫助企業突破負面清單以外的各種隱性市場準入壁壘等。

　　關鍵點二：發展新質生產力需因地制宜，教育科技人才改革提新目標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全會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健全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制度。在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王磊看來，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我國主動識變應變求變，主動防范化解風險，推進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舉措。

　　王磊指出，我國數字經濟轉向深化應用、規范發展、普惠共享的新階段，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是我國把握戰略機遇，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夯實實體經濟發展根基，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實現新舊動能有序平穩轉換，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必然要求。

　　高質量發展離不開發展新質生產力，而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重在因地制宜。

　　“‘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同樣意義重大。”中國信息協會常務理事、國研新經濟研究院創始院長朱克力向證券時報·券商中國記者指出，每個地區都有其獨特的資源環境、產業基礎和市場需求，“一刀切”的發展模式往往難以充分發揮各地優勢。因此，因地制宜、因勢利導的發展策略能確保資源得到更優配置，有利于提高生產效率，同時也能更好地促進區域經濟均衡與協調發展。

　　國家信息中心未來產業和平臺經濟研究中心秘書長胡擁軍表示，在發展新質生產力中突出“因地制宜”，關鍵是要聚焦重點領域，全面深化科技體制、教育體制、人才體制等改革，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形成大膽闖、大膽試的發展氛圍。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眭紀剛也指出，新質生產力發展需要“新型生產關系”，從而對科技、教育、人才等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當前，我國科技創新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原有的科技創新體系已不能適應新時代國家科技創新和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需求，亟須建立與發展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創新體系。

　　全會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必須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

　　著眼我國人才培養與科技創新供需不匹配的結構性矛盾，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丁晉清認為，要不斷完善科教協同育人機制，通過對組織體制、運行機制、資源配置等方面的綜合改革，進一步打通教育、科技、人才三者良性循環的堵點，實現高質量教育、高素質人才、高水平科創相互貫通協同。

　　關鍵點三：完善宏觀調控增強政策一致性，重點領域改革與防風險相結合

　　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全會提出，必須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統籌推進財稅、金融等重點領域改革，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全會還特別指出，要統籌好發展和安全，落實好防范化解房地產、地方政府債務、中小金融機構等重點領域風險的各項舉措。

　　“宏觀調控是黨和國家治理經濟的重要方式，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獨特優勢?！比珖f副主席穆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穆虹此前在題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章中指出，要加快構建體現新發展理念、與高質量發展要求相適應的宏觀調控目標體系、規劃體系、政策體系、協調體系、保障體系和監督評價體系。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陳彥斌指出，要想提高宏觀政策效率，僅僅依靠宏觀政策自身調整是不夠的，需要深入推進宏觀政策體系改革，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

　　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必須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黨的十八大以來，財稅體制改革全面發力，現代財政制度框架基本確立；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深化，金融開放穩步擴大。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早已明確，將持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堅持深化金融改革開放。

　　在全會召開之前，新一輪財稅改革尤其受到市場期待和熱議。實際上，健全現代預算制度，優化稅制結構，完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進一步推進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方向早已明確。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副教授孫鯤鵬在接受證券時報·券商中國記者采訪時曾表示，總體來看，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首要任務，或在于形成一套能夠調動各級政府積極性、提升財政資源利用效率、有效治理風險的政府間財政關系。

　　歷史和實踐證明，發展是最大的安全，要在改革開放中促發展、強安全?！氨仨氃鰪娤到y觀念和底線思維，堅持標本兼治、遠近結合，做大經濟實力這個分母，稀釋風險這個分子，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企業財務管理協會會長、中國稅務學會副會長張連起對證券時報·券商中國記者說。

　　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要把推進改革同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結合起來。張連起向證券時報·券商中國記者強調，房地產對經濟增長、就業、財稅、居民財富、金融穩定都具有重要影響，要扎實做好保交樓、保民生、保穩定各項工作，著眼長遠推動房地產業向新發展模式平穩過渡。金融事關發展全局，要強化金融穩定保障體系，壓實各方責任，健全金融監管，推動金融機構加強內部治理，夯實金融健康發展的微觀基礎。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開正門、堵旁門、化存量、控增量，夯實地方基本財力和自我發展能力。

　　關鍵點四：深化金融體制改革，資本市場成關鍵一環

　　在提及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的重點改革領域時，全會將“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作為其中一項重點。資本市場是金融領域改革的關鍵一環，在服務新質生產力、推動科技創新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自去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更好發揮資本市場樞紐功能”以來，資本市場以新“國九條”為起點，以服務新質生產力為重點，掀起新一輪高質量發展改革的序幕。

　　新“國九條”明確，要提升對新產業新業態新技術的包容性，更好服務科技創新、綠色發展、國資國企改革等國家戰略實施和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發展壯大，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深化科創板改革的8條措施就從優化發行承銷、并購重組、股權激勵等方面進行制度安排，進一步釋放政策紅利，精準提升了資本市場提升服務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能力。

　　據統計，截至7月18日，科創板上市公司數量達到573家，上市公司總市值增長至5.11萬億元，隨著上市公司研發投入不斷增多，歷年研投總額也已超5200億元。

　　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各有側重、相互補充、錯位發展，對實體經濟的適配性大幅增強。在科創板堅守“硬科技”特色的同時，滬深主板更加突出“大盤藍籌”的特色，創業板繼續保持“三創四新”的特點，北交所和新三板注重于創新型中小企業。在板塊各具特色與企業各有歸屬的背后，是資本市場充分發揮連接實體經濟、金融、科技的樞紐作用，不斷引導金融資源始終流向符合國家戰略發展方向的行業和企業。

　　南開大學金融發展研究院院長田利輝認為，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和發展，能夠有力推動實體經濟轉型和新質生產力培育，資本市場為我國企業提供多樣化的融資途徑，降低融資成本，提高融資效率，顯著支持了高新技術企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落實，并購重組開展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

　　當前，我國科技創新與資本市場的“雙向奔赴”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堵點，如何通過制度創新，突破體制機制約束，發揮科技與資本的協同效應，是當下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全會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這將成為下一階段改革的發力點。

　　證券時報·券商中國記者了解到，當前證監會正在和有關方面一道，完善科技型企業精準識別機制，落實并完善上市公司股權激勵、中長期資金、私募股權創投基金、不動產投資信托基金等稅收政策，健全有利于創新資本形成和活躍市場的財稅體系。期待著各項政策能夠盡早落地見效，讓政策紅利直達各類主體。

　　關鍵點五：破解城鄉失衡，土地制度謀變

　　城鄉發展失衡是多年積累的老問題，而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為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全會提出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推進新型城鎮化、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等重點任務。

　　實際上，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對“形成城鄉融合發展新格局”著墨較多，提出要把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擺在突出位置，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完善“人地錢”掛鉤政策，讓有意愿的進城農民工在城鎮落戶，推動未落戶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鎮基本公共服務。

　　中信建投證券首席政策分析師胡玉瑋指出，當前我國城鎮化進程仍存阻礙，預期在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政策將在三方面發力：一是合理保障進城落戶農民的土地權益；二是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三是推動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

　　推動城鄉融合發展，房地產、土地改革是繞不開的話題。易居研究院研究總監嚴躍進對證券時報·券商中國記者表示，過去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也是人口市民化的過程，全會提出“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對于后續縣域房地產業務發展有非常好的啟發，尤其是預計土地政策會有較大調整。

　　對于備受關注的如何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對證券時報·券商中國記者表示，要打破土地資源的空間錯配，充分認識到各地經濟發展比較優勢的差異，因地制宜配置土地要素。同時，還應加快全國統一的建設用地和補充耕地的指標交易市場建設，通過改革創新，讓土地要素在區域間更高效流動。

　　方正證券研究所首席宏觀經濟學家蘆哲也認為，“后地產時代”的經濟轉型仍然依賴于土地改革的推進，土地政策要從“供給創造需求”轉變為“需求拉動供給”，保障更有需求的經濟發達地區用地，建立土地指標跨省交易機制，并推進農村“三塊地”改革，釋放7.5億農村戶籍人口需求，推動經濟從投資驅動轉為消費驅動，彌補房地產投資下行帶來的總需求不足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則建議，要構建要素自由流動的城鄉融合權利體系。以城鄉統一土地權利體系為核心，促進城鄉平等發展權，實施以土地為基礎的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構建平等進入、公平交易的土地市場，建立公平共享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以集體土地入市為核心保障農民居住權，允許城中村農民集體利用集體土地建立房屋租賃市場，降低農民城市落戶門檻；以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為基礎，開放村莊準入權，有序引導城市居民、企業家及社會資本下鄉，允許外來人口在滿足一定條件后享有村莊的住房、土地、公共事務參與等權利，鼓勵城鄉人員、資金、技術等要素共同參與鄉村建設，共建共享。

　　關鍵點六：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

　　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穆虹此前在題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章中指出，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必須更好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更加注重制度型開放，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推動形成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新格局，打造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站在更高起點上推進對外開放，離不開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對于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全會就提及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優化區域開放布局等方面。

　　可以看到，當前我國正積極對標《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同時加快推進其他各項高標準自貿協定的建設。據商務部，下半年以來，中國在經貿領域推動開放合作的消息不斷：中國與秘魯宣布實質性完成自貿協定升級談判、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談判進行至第七輪、商務部與澳大利亞外交貿易部簽署關于進一步促進中澳自貿協定實施的諒解備忘錄、中國與新西蘭啟動自由貿易協定服務貿易負面清單談判……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科研部主任、研究員葉輔靖認為，就制度型開放而言，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重點依然是向國際高標準規則學習。

　　“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不僅僅是CPTPP和DEPA，還包括其他高標準自貿協定，其中CPTPP所包含的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就涵蓋很多方面。”葉輔靖指出，除了已明確的國有企業、數字經濟、知識產權、政府采購等方向，具體對接的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還包括補貼產業政策規則、競爭政策等。

　　全國政協常委易綱日前指出，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除了必須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還要“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

　　此外，全會還提及，要“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王義桅接受證券時報·券商中國記者采訪時指出，高水平對外開放更多體現為在體制機制層面參與共建投資、貿易規則、數字標準方面的制定。當前，理解共建“一帶一路”已不限于中國企業“走出去”、市場拓展，還要從從投資可持續、綠色基建、綠色金融、綠色能源、數字化轉型等各方面落實標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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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