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新聞網消息，中國共產黨黨員、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原副主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原副主任，“改革先鋒”獎章獲得者、經濟體制改革的積極倡導者，著名經濟學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先生因病醫治無效，于2023年2月27日19點31分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年92歲。

　　以下這篇12000余字的長文，總結了厲以寧先生的求學經歷和學術思想形成。

　　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學者，他們不但以嚴謹的學術著作、深刻的學術思想，成為自己學術領域的翹楚，他們還以自己的精辟見解，影響著政府的決策和民間思潮的走向，因此民族歷史的變遷中便深深打上他們的烙印。經濟學家厲以寧正是這樣一位學者。面對這樣的學者，我們除了崇敬，還會自然產生疑問：他如何選擇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如何成就了自己的非凡人生？

　　1930年11月22日深夜，厲以寧誕生在南京，家人給他起名以寧，“以”是排行，“寧”指出生于南京。四歲時他隨家庭遷居上海，先后在上海兩所著名的小學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1941年，厲以寧考上著名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學，1943年又隨家遷居到湖南沅陵，以優異成績考上湖南名校雅禮中學。1947年轉入南京金陵大學附中就讀，直到高中畢業。這些名牌小學中學為厲以寧奠定了良好的文化素質基礎。

　　▲ 小學時期和高中時期的厲以寧

　　像很多人一樣，他曾經有過一段繾綣的文學夢想。厲以寧一直偏愛文學，曾熟讀中國古典文學《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聊齋志異》和詩詞；喜愛閱讀外國著名作家巴爾扎克、莫泊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以及中國現代文人魯迅、巴金、茅盾、沈從文等人的作品。

　　在湖南省沅陵縣雅禮中學（當時雅禮中學遷移到沅陵）讀書的這段日子，他源源不斷地將自己對生活和世界的感受用詩歌、散文、雜感和短篇小說等表現出來。他的每一個作品，都成為同學們爭相傳閱，反復議論的焦點。這進一步鼓舞了他的作家夢。

　　1946年，厲以寧重返南京，轉到南京金陵大學附中讀高二。在一流的數理化老師們的熏陶下，厲以寧的興趣又逐漸從文學轉向自然科學。他還擔任了班里的學習委員兼化學科代表。高中畢業前夕，學校組織厲以寧所在班全體同學去一家大型化工廠參觀。機器轟鳴，煙囪林立，嚴肅的化學工程師，深深刻進厲以寧的腦海。他說：“這次參觀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了解到化肥生產對我國農業發展的重要性，于是我決心走‘工業救國’的道路。”

　　差點，中國就多了一位化學家，少了一位經濟學家。

　　同學代填的人生最重要的志愿

　　1949年4月，文化名城、長期充當國民黨大本營和政治堡壘的南京市得以解放。這一個歷史事件改變了所有南京市民的命運，包括金陵中學的才子厲以寧。

　　本來在金陵大學附中，厲以寧以出色的數理化天賦，勤奮刻苦的努力，名列前茅的成績被保送到金陵大學深造。他當時選擇了化學工程系。因為他立志做一個化學家，實現工業救國抱負。但是南京解放后，金陵大學停止了運轉。厲以寧就到湖南沅陵一家消費合作社擔任了會計。

　　兩年后他再次參加高考，將目光投向了新中國的首都北京。他委托在北京的同學趙輝杰代為報名。趙輝杰認為厲以寧選學經濟系最為適合，優勢較大，就替老同學做主，第一志愿填報的是北京大學經濟系。同年7月，厲以寧在長沙應試，8月接到了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他以優異成績考上了多少學子夢寐以求的北大，拉開了他終生致力的經濟理論學術生涯的序幕。“至今我愈來愈覺得趙輝杰代我填報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選擇。” 厲以寧回憶道。

　　厲以寧的這種選擇在他早年是料想不到的。

　　經濟學具有這種性質：它既是一門需要以嚴謹科學精神進行數學計量和推理的學問，又是“致用”之學，需要對人的價值和社會的價值進行深刻理解和探討的學問。既然如此，厲以寧在早年走過的思想和情感歷程就恰好是一個未來經濟學家的最好儲備。

　　從仰望群星到北大之星

　　從五四運動以來，北大在國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大師云集，人文薈萃，思想活躍，在厲以寧看來這是最理想的求學之地了。一旦進入這所學術殿堂，就像高爾基說的那樣是“饑餓的人撲在了面包上”。做學生的4年中，他從宿舍到圖書館，從圖書館到老師的辦公室或宿舍，埋頭苦讀，孜孜探索，學問和思想都迅速成長起來。他說：那時候的寒暑假都是在圖書館里度過的。剛上大學不久，厲以寧就在1952年7月的《經濟導報》上公開發表了平生第一篇經濟研究的文章《波蘭經濟新面貌》。平心而論，這篇文章具有計劃經濟時代的烙印，但顯示了一位好學深思的青年在學問上的抱負和獨立探索的精神。

　　50年代初的北大經濟系（現在是北大經濟學院）和眾多系一樣群星薈萃，每一個學子都幸福地接受著燦爛星光的照耀。厲以寧的回憶中較多提及的是陳岱孫、陳振漢等先生。

　　陳岱孫是我國著名經濟學家，1926年他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后回國，他為中國經濟界培養了六代學子，被尊為中國西方經濟學的泰斗。他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高尚的品格，為人稱道，他深刻的學術見解思想影響著經濟理論界動態和國家政令的制定。

　　陳岱孫先生有著不尋常的家學淵源，其叔祖是末代皇帝的師傅陳寶琛，因此他本人的國文功底深厚，這種辭采文情，悄悄地濡染著厲以寧年輕敏感的內心。

　　▲ 陳岱孫先生

　　陳振漢先生是哈佛大學的文學碩士、哲學博士。他是較早在北京大學講授“比較經濟制度”課程，介紹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學者。解放后，先生出任北大法學院中國經濟史研究室主任，以非凡的毅力和深厚的功力開始選編《清實錄》 《東華錄》經濟史資料。1952年到1953年，先生任北京大學經濟系代理主任。

　　陳振漢教授非常喜歡厲以寧這個刻苦用功的弟子。他給厲以寧的評語是：“成績優異，名列前茅。”他認為厲以寧是一個大有前途的學術接班人。厲以寧則從陳振漢那里學來了進行經濟史比較研究的方法，更從這位學者身上獲得了“鬧中取靜”的讀書習慣。

　　▲ 陳振漢先生

　　大學生活期間，在老師們的影響下，厲以寧的研究目標和領域就明確了下來：探索現代經濟的規律，服務祖國和人民。

　　“如果說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經濟學方面有所收獲的話，那么這一切都離不開在北京大學學習期間老師們的教誨，他們是我在經濟學領域內從事探索的最初引路人。”厲以寧說。

　　1955年厲以寧畢業，以優異的成績被經濟系選留。然而隨著國內政治空氣越來越“左”，厲以寧也覺得很難施展抱負，他在系里的資料室從事編譯工作，一干就是20年。

　　這期間，厲以寧參加過開山修渠和深翻土地的勞動，忍受過三年自然災害帶來的饑餓和浮腫，參加過農村社教，作為被“專政”的對象，先后在京郊海淀公社草場大隊、昌平縣太平莊農場及北大校園內的“勞改大院”進行過三年“勞動改造”。他的家被抄過三次，許多資料，包括妻子、家人的照片都被損壞了。在被迫接受“勞動改造”時，連人身自由都失去了，更別說進行更多的知識積累了。1968年，厲以寧和許多教職工一道到江西鯉魚洲農場勞動，先住倉庫，后住茅草棚，僅參加勞動的時間加起來就有近十年。“但是，我經歷的這一切，它磨煉了我的意志。”

　　▲ 厲以寧和老師趙迺摶教授（1961年 北京大學）

　　資料室的20年工作，盡管是冷清寂寞的，但他卻得以在人們頭腦發熱的年代，鎮靜自如地吸收中外經濟學的知識，了解西方經濟學的進展，進行獨立的思考和判斷。“它是我大學畢業后的又一個知識積累階段，它使我在大學所學的東西得到了進一步充實，視野進一步拓寬。”

　　厲以寧認為這20年是人生經歷的重要積累。“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特殊的中國經濟環境使我對中國的現實經濟問題有了親身的感受。這種感受是任何一個不曾親自經歷這段時期的經濟工作者所不可能具有的。在大學階段，我曾對波蘭經濟學家蘭格提出的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存在第三條道路的觀點產生了興趣，但‘文革’中的經歷使我看到了蘇聯模式給中國經濟帶來的種種弊端，也發現了蘭格理論的局限性。這些感受可以說是在經歷了那一系列磨難后的最大收獲。多次下放，使我看到農村的貧困和城鄉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于是，對建國以來，尤其是‘大躍進’以來的經濟政策、方針、路線感到懷疑，發現自己在大學階段所學的那套東西同現實的距離是那么的大。中國要富強，人民要過上好日子，看來不能再依靠計劃經濟的模式了（這些思考在當時是不能公開的）。”

　　70年代末，科學的春天到來了。厲以寧這個曾被斗爭、抄家、剃陰陽頭、監督勞動、隔離審查的人的經濟學觀點得以重見天日，他多年的積累有了用武之地。從這以后，他開始了新的教學生涯。1979年，厲以寧被提升為副教授；1983年，提升為教授。

　　▲ 1988年6月，厲以寧在閱讀學生的論文

　　在未名湖畔，厲以寧的名字日益成為學生們頭腦中的“關鍵字”。厲以寧的經濟學講座成為學生們心中北大風度的代表。他講課不僅內容豐富，而且形式不拘一格，大多數時間他不用講稿，只是在一張卡片上列出一系列的提綱，講課時他或站，或坐，或走動，臉上溢出輕松的笑容，眼睛閃閃發光。70年代末以來，幾乎沒有學生沒聽過厲以寧講經濟學的。

　　但是，奠定厲以寧在中國經濟學界地位的關鍵還是他在學術上的富有勇氣和智慧的創造。

　　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代表人物

　　在中國自70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協調改革派”、“所有制改革派”、“宏觀改革優先派”、“寬松學派”、“經營權主導改革派”、“產權改革派”、“制度學派”等不一而足。這些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也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教授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要理解他的思想體系，首先要理解他設定的兩個認識中國經濟狀況的理論前提。

　　認識非均衡的中國經濟

　　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

　　厲以寧教授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解析，他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教授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教授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更為重要的是，在這部著作中他提出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理論，奠定了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西方的非均衡理論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教授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厲以寧教授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主權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教授進一步指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

　　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

　　厲以寧教授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

　　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教授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

　　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教授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教授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教授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教授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這就是厲以寧教授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教授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厲以寧教授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

　　——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厲以寧教授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教授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

　　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教授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主權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定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

　　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教授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教授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禁區”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教授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具有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

　　在厲以寧教授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

　　厲以寧教授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厲以寧教授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厲以寧教授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教授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教授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其中以對道德問題的探討最為系統和深入。

　　厲以寧教授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

　　在厲以寧教授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教授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地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代理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教授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教授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厲以寧教授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

　　詩詞世界的真情人生

　　在公眾的印象中，厲以寧是一位嚴謹、睿智且有獨到見地的經濟學家，其實伴隨他人生歷程的不僅僅有經濟思想，更有著充滿激情與哲理的詩意，兩者相互交融，構成他獨具魅力的人生。在北大，厲以寧詩詞講座的吸引力絲毫不遜色于他的經濟學講座。

　　▲  1974年在北京大學

　　北大校園的女教師提及厲教授的夫人何玉春時，每每欽羨不已，都說她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這倒不盡在于她丈夫有名氣，而在于大經濟學家厲以寧對她、對家一往情深；給她寫詩，從青春年少寫到滿頭白發；給家寫詩，從終身伴侶寫到兒女孫輩。在厲以寧70歲生日這一天，與他相濡以沫42年的妻子何玉春，始終陪伴在夫君身邊，她也是厲以寧多首詩詞的主人。一首《浣溪沙?除夕》，為我們再現了這對恩愛夫妻的新婚：“靜院庭深小雪霏，爐邊相聚說春歸，窗燈掩映辮兒垂。笑憶初逢詢玉鏡，含羞不語指紅梅，勸嘗甜酒換銀杯。”然而，當一位學生朗誦厲以寧寫于1971年的《鷓鴣天》時，何玉春不禁抹起了眼淚，這首詞讓她想起了他們攜手走過的艱難歲月。那是她和厲以寧長達13年的夫妻分居之后，是在她放棄了一切能放棄的之后的一次真正不再分開的相逢。厲以寧在詩中寫道：“往事難留一笑中，離愁十載去無蹤。銀鋤共筑田邊路，茅屋同遮雨后風。朝露冷，晚霞紅，門前夜夜稻香濃。縱然汗漬斑斑在，勝似關山隔萬重。”

　　“一紙家書兩地思，忍看明月照秋池，鄰家夫婦團圓夜，正是門前盼信時……情脈脈，意絲絲，試將心事付新詞，幾回擱筆難成曲，縱使曲成只自知。”詩詞，于他既是歷史煙云，又是他生活的浪花。無論悲歡離合、喜怒哀樂，在厲以寧的筆下都是含蓄蘊藉，不失騷人之旨。詩的語言清新、典雅，傳統筆墨與時代氣息結合得那么自然和諧，新而不俗，陳而不迂。這是他詩詞的獨特風格，其實這也是他為人、治學的風格。眼下名人詩詞可謂多矣，但是像厲以寧這樣的功底、意蘊，即使在職業詩人中也不多見，何況對厲以寧來說，詩詞只是他業余的一大“愛好”。他的詞多于詩，這也許是詞的長長短短的形式便于表達無窮變幻的思緒和事物，既遵照格律，又大有選擇變換的余地。

　　作詩不是詩人的專利；讀過厲以寧的詩詞，甚至覺得非專業詩人往往能生產出好詩，因為“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我對詩詞的興趣，是在中學時代培養起來的。20世紀四十年代，我先后就讀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學、揚州震旦中學，都是國內著名的學校，不但重理，而且重文，造就許多優秀人才。我的中學語文老師擅長詩詞，在他們的誘導和影響下，很早就開始學寫詩詞，后來成為終身愛好。”厲以寧17歲時填的第一首詞《相見歡?儀征新城途中》，當時在南京讀高中的他春假期間回家鄉儀征途中作的其詩句美妙委婉，讀來使人如臨其境：“槳聲篙影波紋，石橋墩，蠶豆花開一路水鄉春……”這第一首詞嚴格按照上闋平、下闋二仄二平的要求，意境清逸淡雅鮮動，用詞淺易平實而又十分講究。

　　厲以寧的詩詞功底得益于他的中小學的國文老師，詩詞格律是老師教的，而詩韻詞韻是他自己下功夫熟記的，他能默寫出幾十種詞牌的正譜。厲以寧認為詩詞對一個人的人生修養有潛移默化的作用，“一首好詩，往往可以影響人的一生。作詩填詞，可以修身養性，抒懷遣興，培養人的高尚情操和廣闊胸懷。”自己經歷過坎坷，但是意志從未消沉，他說這應該歸功于詩詞的涵養。由此他認為，現在中學生的“營養”過于單一，文學知識太差，這對于一個人的全面成長是很不利的。

　　如果不是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了北京大學經濟系，也許今天的厲以寧會是一位職業詩人。他后來開始了畢生從事的經濟學研究，但吟詩賦詞的興趣卻始終未減，這種愛好也的確給他多年沉悶而又艱辛的生活帶來了許多的慰藉。厲以寧性格開朗、思維敏捷，他以睿智樂觀的博大心胸接納生活，無論處在多么艱難的環境里，總是泰然處之。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其不為外界了解的“秘密武器”就是他有詩詞為伴。

　　“隋代不循秦漢律，明人不著宋人裝，陳規當變終須變，留與兒孫評短長。”作為積極主張改革開放的經濟學家，他的經濟理論推動了中國的發展，發展變化的觀點也貫穿于他的詩詞，而這些詩詞也把他的才華和性情真實地展現給讀者，使我們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中國知識分子，一個內心豐富的經濟學名家。*

　　本文最初發表于2006年12月14日，原標題為“首屆蔡元培獎之七：經邦濟世 詩化人生——記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厲以寧教授”。

　　來源：北京大學新聞網

　　作者：楊曉華

海量資訊、精準解讀，盡在新浪財經APP

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