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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文匯網

　　個人簡介：厲以寧，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北京大學原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光華管理學院創始院長、名譽院長。第七、八、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副主任，第八、九屆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

　　他主持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是“孫冶方經濟學獎”等多個重要學術獎項獲得者。

　　2018年12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授予他“改革先鋒”稱號。

　　在北京中關村的一處教授公寓里，89歲的厲以寧和夫人何玉春過著平淡日子。客廳仍是十幾年前的裝修，家具也有些陳舊，唯有一對略新的沙發，是學生送的。穿著有些發皺的本白棉麻衫，坐在沙發上，回憶幾十年間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疾呼吶喊，厲以寧說得風輕云淡，仿佛是一名經濟學家根據自己的學術觀點做出的學理推演。

　　“股份制是解決就業問題的重要途徑”“經濟改革的成功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減員增效從宏觀來說，是根本錯誤的”“政府的首要經濟目標是增加就業機會”“一定要推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讓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改革開放成果”“中國需要大量的民營企業”“道德是僅次于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的第三種力量”……近40年來，厲以寧的聲音總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節拍傳入人們耳中。

　　作為我國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厲以寧持續地為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疾呼，被稱為“厲股份”。他主持起草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在擔任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期間，他參與推動“非公經濟36條”，并提出“中國的民營企業自身必須進行長期的結構調整，要不斷有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和品牌創新”。

　　2018年12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授予他“改革先鋒”稱號，并頒授他“改革先鋒”獎章，稱他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積極倡導者”。

　　在獲得這項褒獎時，厲以寧說：“作為讀書人，總有些正心、齊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這是我堅持至今的動力。”

　　漂泊文學少年 “最佳”第一志愿

　　1930年出生的厲以寧是家中長子，籍貫長江下游的儀征，生于南京。“以”是厲家的排行，“寧”是為了紀念出生之地。4歲時，他隨經商父親舉家遷居上海，6歲入學上海中西女中第二附小（現永嘉路小學），畢業后考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學。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1943年，全家為躲避戰火，避難湘西沅陵，入學因戰爭遷到此處的長沙雅禮中學。

　　從小學到中學，厲以寧是個愛好文學的少年。初中時，他以“山外山”的筆名寫小說，在學校的壁報上連載。沅陵距沈從文故鄉鳳凰很近，是一處“美得讓人心痛的地方”。在這里讀書的少年厲以寧，常常夜讀沈從文的小說，黃昏漫步沅江之畔，憂思山河破碎，感嘆人生流離。

　　抗戰勝利后，厲以寧回到南京轉入金陵大學附中讀高二。金陵大學附中素以數理化教學見長，在這里，厲以寧遇了幾位出色的理科老師，讓他擔任學習委員兼化學課代表，還帶學生們參觀化工廠。厲以寧說：“這次參觀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知道了化肥對農業的重要性，于是我決定學化學，走‘工業救國’的道路。”

　　1948年底，厲以寧高中畢業，被保送金陵大學，并將化學工程作為第一選擇。隨著國民黨政府垮臺，金陵大學暫時停止教學，厲以寧抱著投身新中國建設事業的熱情，回到曾經生活過的湖南沅陵，在剛組建的教育用品消費合作社當了一名會計。

　　工作了兩年，他覺得若想更好地為國家建設服務，必須學習更多知識，于是決定參加1951年的高考，并托已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念書的好友趙輝杰代他報名。趙輝杰認為，厲以寧雖然想學化工，但更有文學功底，知識面廣，又當過會計，學經濟學更合適，便作主將北京大學經濟系填報為第一志愿。“至今我愈來愈覺得趙輝杰代我填報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選擇。”厲以寧回憶道。

　　當年7月，厲以寧在長沙參加北京大學的入學考試，8月收到錄取通知書，從此與北大結緣近70載。

　　1961年10月，趙迺摶教授和厲以寧（右）在北京大學

　　老師喜愛的學生學生歡迎的老師

　　厲以寧入學時，北京大學還在沙灘紅樓。經濟系的二、三、四年級學生都到廣西參加土改，只有新生留在校園學習。第二年，傳來了院系調整的消息。北大經濟系大部分并入新成立的中央財經學院，小部分留在北大，政治經濟學是唯一專業。厲以寧的興趣恰是政治經濟學，但不知為什么，當時有人提出他不適合學這門學科。代理系主任陳振漢教授和負責這門課教學的張友仁老師講了好話，他才得以留在北大。

　　厲以寧說：“陳振漢先生講的是中國經濟史，不知什么原因，他在聽課的學生中注意到了我，要我有空到他家里去坐坐。也許是因為我課間課后喜歡提問吧！”厲以寧“有空去坐坐”的還有趙迺摶先生的家。趙先生曾擔任北大經濟系主任，他看到厲以寧常去法學院圖書室借書，便對厲以寧說：“我家里書很多，有些書是這里沒有的。”趙先生又推薦厲以寧結識了專攻西方經濟史的周炳琳先生。周炳琳曾言：如果沒有經濟史基礎，經濟理論是學不好的；如果沒有對西方經濟史的研究，工業化會走彎路。厲以寧說：“這兩句話影響了我一輩子的研究和學習。”

　　厲以寧至今還懷念著大學時光。他回憶，剛入校時學生宿舍一個房間住20多人，同學們吃完飯都搶著去圖書館呆著。學生組織了很多研究小組，他是國民經濟計劃課代表兼研究小組組長，在羅志如教授指導下開展活動。羅先生曾把20世紀30年代英文刊物上西方學者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辯論讀給他聽。厲以寧后來說：“正是羅老師使我模模糊糊感覺到，在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和西方市場經濟之間，還可能存在第三條道路。”

　　1955年，厲以寧畢業留校，在經濟系資料室工作。當時的資料室除了向老師提供借閱書刊，還要搜集、整理、編譯國內外的新資料。這份工作使厲以寧有機會接觸大量西方經濟學著作和幾十種國外經濟學期刊。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翻譯了200多萬字的經濟史著作，還為北大經濟系內部刊物《國外經濟學動態》提供了數十萬字稿件。

　　1977年，厲以寧結束20余年資料室青燈黃卷式的生活，正式登上講臺，很快成為大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幾年間，他從資本論、經濟史、經濟思想史講到統計學、會計學，前后講過的課多達20余門。

　　他講課不念講義，只在幾張卡片上列出提綱，或坐或走，艱深的內容娓娓道來。有學生說，聽厲老師講課，如同和一位長者冬日擁爐談心。他的課經濟學系學生要聽，其他專業的學生也常常來“蹭”，有時連走廊上也擠滿了人，以至有學生提前領號，憑號入場。這種講課生涯一直持續到2016年。

　　人稱“厲股份” 自稱“厲非均衡”

　　20世紀80年代初，大批上山下鄉的知青返城，急需尋找到工作崗位，就業成為經濟、社會的突出問題。1980年夏，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萬里主持召開全國勞動就業會議。厲以寧在這次會議上提出，可以用民間集資的方法，組建股份制企業，不用國家投入一分錢，就能為解決就業問題開辟新路。這是他第一次正式提出的關于股份制的建議，引發了理論界、學術界的激烈爭論，他的意見沒有被采納。

　　1986年，中國的改革由農村向城市延伸，面臨的問題更為復雜，價格“雙軌制”的負面影響日趨顯現。中央有關部門委托9家單位對改革方案進行專項研究。當時，世界銀行向中國提出的建議是仿照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聯邦德國的做法，全面放開價格，也就是采用“休克療法”。北京大學卻提出另一種構想：走產權改革的道路。當年4月26日，厲以寧在北京大學紀念“五四”學術討論會上，面對上千名聽眾，首次提出了所有制改革。他登上講臺直擊主題：“我今天準備講19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中國改革的失敗，有可能是價格改革的失敗；但中國改革的成功，必須是所有制改革的成功。”一句話就吸引住了在場的聽眾。當年9月，厲以寧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我國所有制改革的設想》一文，再次為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大聲疾呼。此后，他在各種場合多次宣講這一主張，有海外中文報紙給他起了“厲股份”的外號。

　　數十年后，厲以寧在談到這個外號時說：“大家叫我‘厲股份’，但20世紀80年代初倡導、主張股份制的學者還有馮蘭瑞、趙履寬、胡志仁，后來有于光遠、童大林、蔣一葦、王玨、董輔礽。有人稱我是‘股份制的首創者’，這不符合事實。如果要有外號，我認為應該是‘厲非均衡’。”

　　“非均衡”是一種經濟學理論。19世紀法國經濟學家里昂·瓦爾拉斯提出在完善的市場和靈敏的價格體系下，市場上過度需求和過剩供給的總額必定相等的假設，被稱為“瓦爾拉斯均衡”。“非均衡”是指在市場不完善、價格體系不靈敏條件下達到的均衡。20世紀30年代起，凱恩斯等西方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的非均衡進行了廣泛研究。厲以寧20世紀60年代即注意到了非均衡理論，20世紀80年代末，他根據中國經濟現狀，提出了“兩類不均衡”的觀點。他認為，按照市場主體是否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不均衡”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企業能夠自主經營、不受干預情況下的“非均衡”。在傳統和雙軌制下的計劃經濟體制里，企業難以擺脫行政的干預，是第二類“不均衡”。唯有培育出充分自主、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才能轉化第一類“非均衡”。這是他堅持經濟改革必須從產權改革入手的學理依據。他說：“價格好比交通信號系統，這個系統再好，對于一個盲人來講，是沒有意義的。只有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它才可能遵守信號、產生互動。”

　　1990年，他的專著《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問世，此后幾十年多次再版，被稱為“影響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重要的十本書之一”。

　　從1988年到2003年，厲以寧當了15年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并先后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1998年12月，在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上，由厲以寧擔任起草組組長、歷經6年醞釀的《證券法》以135票贊成高票通過。一年后，《證券投資基金法》起草小組成立，厲以寧任組長。2003年10月，該法在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上高票通過。

　　回首這段歷程，厲以寧說，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中國的股份制改革經歷了試點、暫停、重啟，主張股份制的學者一度面臨被否定、被批判，直到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才有了變化。

　　從2003年起，厲以寧又當了三屆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并曾任經濟委員會副主任。2003年10月，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以促進非公經濟發展為主題組織調研組，由厲以寧任組長，赴廣東、遼寧等地調研。2004年，17頁的《關于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建議》連同厲以寧一封言辭懇切的信，一同被送到國務院。2005年，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問世，即著名的“非公經濟36條”。厲以寧又成了“厲民營”。

　　厲以寧著述豐而涉及領域廣。有學生說，厲老師出版的獨著、合著、主編、合編、譯著，已近200部，覆蓋西方經濟史、經濟學史、宏觀經濟、轉型發展理論、經濟倫理、社會信用體系等諸多領域，中國林權制度改革、扶貧路徑探討等有極強現實性、實踐性的課題也多有涉及。

　　不求浮華求警句沉沙無意卻成舟

　　2000年11月22日，厲以寧70歲生日，在他創立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101教室，舉辦了一場特殊的學術活動。上半場，厲以寧作學術報告，談的不是經濟，而是“唐宋詩詞欣賞”；下半場，是“厲以寧詩詞研討會”。晚上，意猶未盡的師生開了一場“厲以寧詩詞朗誦會”。

　　厲以寧的詩詞功底得益于小學和中學時代的國文老師。詩詞格律是老師教的，詩韻詞韻是他自己下功夫熟記的。他對學生說，詩詞對一個人的修養有潛移默化的作用，自己經歷過坎坷，但是意志從未消沉，應該歸功于詩詞滋養。自1947年在故鄉儀征寫下第一首詩起，厲以寧70多年來吟詩填詞1400余首。他寫的是中國古典詩詞，詩循格律，詞遵詞牌。詩中有山河江海、家國情懷，也有歲月跌宕、人生憂歡；有少年壯懷、人生況味，也有學理探微、治學感悟。“不求浮華，但求警句”。

　　1951年由沅陵赴長沙參加高考途中，他填了一首“釵頭鳳”：“林間繞，泥濘道，深雨后斜陽照。溪流滿，竹橋短，嶺橫霧隔，歲寒春晚，返？返？返？青青草，櫻桃小，漸行漸覺風光好，云煙散，峰回轉，菜花十里，一川平坦，趕！趕！趕！”21歲的趕考學子仿佛預知前路崎嶇，但若能“趕！趕！趕！”，終將“菜花十里，一川平坦”。

　　大學畢業后，厲以寧曾20余年無緣講臺，20世紀60年代后期，三次被抄家，一度被囚于北大“監改大院”。憂心國家命運，感嘆家庭遭際，在江西鯉魚洲干校，厲以寧寫下了“家事試忘懷，國愁心底來”等詩句。

　　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逝世，厲以寧悲憂交集，作《采桑子》一闋，“聲聲哀樂催人淚，處處靈堂，處處花墻，一夜京城換素妝。音容雖已天邊去，留下憂傷，留下彷徨，預感風來雨更狂”，對周總理的深情懷念，對祖國前途的憂慮，對未來歷史轉折的期待，躍然紙上。

　　1978年，改革開放的大門即將開啟，厲以寧寫下“山景總須橫側看，晚晴也是艷陽天”的詩句。這年，他已48歲，剛剛從資料室走向講臺，學術生涯的“艷陽天”初露曙光。兩年后，第一次提出以“股份制”匯集社會資金興辦企業、解決就業問題的設想，未被采納且受到質疑，有人說他是“明修國企改革的棧道，暗度私有化的陳倉”。厲以寧寫下了后來流傳甚廣的一首“七絕”：“隋代不循秦漢律，明人不著宋人裝。陳規當變終須變，留與兒孫評短長。”這首詩成為一代改革者心路歷程的寫照。1981年，他又寫下詩句“登小閣，望前川，緩流總比急流寬。從來黃老無為治，疏導順情國自安”，以格律詩的語言，表達了漸進改革、減少干預、以“看不見的手”調節經濟的主張，也成為他此后數十年學術研究的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