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燕緣財經 發表時間：2022-06-07 20：35

　　編者按：1912年，嚴復先生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后始建經濟學門，這是中國大學中建立的第一個經濟學專業。1919年，經濟學門改為經濟學系，馬寅初先生任系主任。1985年，成立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是北京大學在改革開放后建立的第一個學院。2022年，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迎來建院（系）110周年華誕，官微特刊發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教授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百年華誕所著文章，傳承經院百年精神，共擔經世濟民情懷。

　　我于1951年暑假在湖南長沙參加高考，被北京大學錄取后于1951年8月底由長沙來北京，成為北京大學經濟系的學生。從1951年到2012年，已經61年，我一直在這里學習、工作。即使1958年一年在北京門頭溝區西齋堂村下放勞動，1964—66年，在湖北荊州江陵和北京朝陽區高碑店兩度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1969—71年將近兩年的時間內在江西南昌鄱陽湖邊的鯉魚洲農場勞動，但我始終沒有離開過北京大學。到2012年，我82歲了。在北京大學學習和工作占據了我四分之三的歲月，我忘不了北京大學，忘不了培養我、教育我的北京大學經濟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前身）。

　　61年來，北京大學處處使我留戀，事事使我難以忘懷。而至今給我印象最深的，則是1951—1955年的四年大學生時期。作為對北京大學經濟學院一百周年院慶的紀念，我寫下了這篇帶有回憶錄性質的文章“難忘的大學生時期”。文章共分五段：

　　一、回憶總是美好的

　　二、引路人：我的老師們

　　三、重在啟迪和相互切磋

　　四、北京大學圖書館——知識的寶庫

　　五、把美好的日子留在詩詞中

　　一、回憶總是美好的

　　我1951年進入北京大學時，北京大學還在城里沙灘校園。紅樓是我們上課的地方，北樓是法學院所在地，經濟系辦公室也設在那里。除了有北京大學圖書館外，法學院有一個圖書室，收藏的是法律、政治、經濟方面的圖書，主要是教師閱覽圖書的地方，也對大學生開放。不過，我們這一年級（1951年入校的）是當時僅有的留在學校學習的年級，因為二、三、四年級的學生都去廣西參加土地改革工作隊，要到1952年才回校，法學院的教師大多數也到廣西去了，所以法學院圖書室是空蕩蕩的，沒有多少讀者。

　　經濟系一年級的課不多。除了外語（任選一門外語）以外，有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經濟地理、中國通史、會計學和作為政治課的新民主主義論，還有體育課，這些都是必修課。另外可以選一門選修課，有選文學的，也有選第二外語的。功課雖然選得很滿，會計學還有習題，但星期日比較空閑。年級中，只有少部分學生是北京人，家在北京城里，所以走讀。外地的同學大多是第一次來北京，一到星期日，只要不刮風下雨，都到公園名勝去游玩。

　　可惜，這樣的時候只有半年，即一年級第一學期。一放寒假，三反五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就開始了。有的學生干部被抽調到三反五反工作隊去工作，據說是參加外調。學校里，教師們都自我檢查，聽取群眾批評意見。關鍵是幾位著名教授要在大會上作檢查，學生們都得參加。全校大會上做檢查的有西語系的朱光潛教授、經濟系的周炳琳教授、法學院院長錢瑞升教授等人。課也停了，大大小小的會議排得滿滿的。好在圖書館還照常開放，愛學習的學生借書回去讀。一些并不怎么愛讀書的同學，樂得個清閑，不上課，也不借書閱讀，而且各有愛好，如打橋牌，下圍棋，聽戲，或談戀愛。就在大學一年下學期，我們年級的男女同學之間就結成了好幾對。好在他們后來家庭都很幸福，都兒孫滿堂了。

　　到了五月末、六月初，法學院二、三、四年級到廣西參加土地改革運動的同學先后返校了。經濟系一下子就熱鬧起來。那時，初讀大學一年級的我們（當時都被稱作新生；盡管我們第二個學期都快讀完了，仍被稱為新生），整日忙著聽老生談參加廣西土地改革的體會、心得、思想轉變的報告，聽完后一個個表態，折騰了一個多月，就放暑假了。第二學期基本上沒有上什么課。

　　暑假快結束時，校園里傳出了院系調整的消息。有人高興，有人發愁。關于北京大學，大體上是這樣的：醫學院分離出去了，成立獨立的北京醫學院；工學院也取消了，有的系并入新建的北京航空學院，有的系并入清華大學，有的系并入在北洋大學基礎上擴建的天津大學。教育學院，并入了河北大學；農學院，并入了新建的中國農業大學。文學院、理學院不僅完整地保留，而且把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有關的系也并進來了。法學院變動很大，法律系、政治系并入了新建的北京政法學院，經濟系則分成兩部分，大部分并入中央財經學院（包括財政系、金融系、對外貿易系等），小部分留在北京大學經濟系（唯一的專業是政治經濟學專業）。由于當時采取經濟學學生自報志愿，系領導批準的方式，我填的是學習政治經濟學。隔了許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關于我的去向是有爭議的，幸虧代理系主任陳振漢老師和政治經濟學專業負責人張友仁老師的大力幫助，我終于被分配到政治經濟學專業學習。這是我未來能在經濟理論和經濟史研究中做出一些成績的關鍵的一步，也是使我深深感激陳振漢和張友仁兩位老師的原因。

　　新學年一開學，我就隨著北京大學師生一起遷入了燕園——燕京大學已經并入北京大學，燕園就是北京大學新的校址。由于燕京大學原來規模小，北京大學比燕京大學大得多，加上學生全部住校，所以學生宿舍十分緊張，經濟系學生最早住在承澤園，是舊民房，家屬區。隔了幾個月，又遷到了全齋（未名湖北岸，現名紅七樓）。

　　從這時起，我才真正接觸到經濟學，因為教學樓秩序恢復正常了。聽著名教授講課也是從這時開始的（讀一年級時，教授們幾乎都隨著土地改革工作隊去廣西了）。

　　大學一年級，實際上只上了一個學期的課，與經濟學有關的只有三門課，即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經濟地理和會計學。是不是浪費了半年以上時間呢？當時，我和其他同學都以為浪費了時間，沒有學到什么。抱怨是有的。但遷到西郊燕園以后，隨著教學秩序恢復正常了，課程內容扎實了，閱讀參考書的分量增加了許多，所以怨氣漸漸消失。

　　今天我很懷念大學生時期，包括大學一年級的生活。回憶總是美好的。回憶是若干年后的事情，形勢變了，個人的經歷豐富了，對人世間變幻無常的情況也習慣了，于是對過去的遭遇就會換一個角度來思考，來總結，總能從回憶中得到某種寬慰。過去哪怕是驚濤駭浪的年代，多年以后的回憶也就會淡然處之，坦然處之。這就是我對待北京大學一年級生活的態度。

　　從大學二年級起，直到1955年大學畢業，我在北京大學之所以能夠為將來的教學工作、研究工作打下較扎實的基礎，多虧老師們的指點。這樣，讓我們轉入這篇回憶文章的第二段，引路人：我的老師們。

　　二、 引路人：我的老師們

　　我認為在大學生時期，對我幫助最大、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這樣六位老師：陳岱孫、周炳琳、趙迺摶、羅志如、陳振漢和張友仁。

　　1、陳岱孫先生

　　院系調整前，陳岱孫先生是清華大學經濟系系主任。院系調整時，他離開清華大學，出任中央財經學院副院長。1953年，他調到北京大學，擔任經濟系系主任，從此在北京大學工作了四十多年。

　　陳岱孫老師擔任經濟學說史一課的講授。那時我已在念大學三年級。這是北京大學經濟系的一門重點課。陳岱孫先生從希臘羅馬經濟思想一直講到凱恩斯理論，每星期講兩次，一次兩學時，講兩個學期。他講得最仔細的是兩個部分，一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從威廉·配第到李嘉圖，包括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念體系、政策主張和學術影響，二是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說，并著重說明新古典學派在1930年資本主義大危機發生后所陷入的理論困境，以及凱恩斯理論是在什么背景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陳岱孫先生的講課效果很好，吸引了很多學生對經濟學說史感到興趣，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對經濟學說史學習的勁頭一直很足，因為通過陳岱孫先生的教導，我越來越認識到，如果沒有扎實的經濟學說史的基礎，在理論的學習中是不可能融會貫通的。

　　20世紀90年代的陳岱孫先生

　　2、周炳琳先生

　　周炳琳先生過去曾擔任過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但我進入北京大學經濟系時，他已不再擔法學院院長（由錢端升先生擔任法學院院長），而到廣西參加土改去了。他回到北京后，暫時沒有排課。由于他和趙迺摶先生是好友，又是鄰居，所以在趙迺摶先生推薦下，我認識了周炳琳先生，并有機會多次被邀請到他家里去求教。周炳琳先生專攻西方經濟史，學識淵博，很有獨到的見解。他是把我引進西方經濟史領域的恩師。在他的指引下，我對西方經濟史的興趣越來越濃厚，這影響了我畢業留校以后的治學方向。至今我仍記得周炳琳老師的教導：如果沒有經濟史的基礎，經濟理論是學不好的；如果沒有對西方經濟史的深刻研究，工業化一定會走彎路。這兩句話影響我一輩子的學習和研究。

　　青年時代的周炳琳先生

　　3、趙迺摶先生

　　趙迺摶先生是解放前北京大學經濟系的系主任，我考進北京大學經濟系時，經濟系主任換人了，他也去廣西參加土改。他回校后，沒有擔任大學生課程。他是研究制度經濟學的，對制度經濟學的來龍去脈非常熟悉，家中藏書也很豐富。1952年，我讀一年級下學期時，在法學院圖書室里借書閱讀，趙迺摶先生常去那里。日子久了，他感到很奇怪，在座的都是教師，怎么這個20歲出頭的學生一有空就到這里來，于是我和趙迺摶先生就熟悉了。他說：“我家里書很多，有些書這里沒有，你可以到我家里去看看。”這樣，我就成了趙迺摶先生家中的常客。北京大學遷到西部燕園后，他住在燕東園29號樓上，樓下是周炳琳先生家。我不但向趙迺摶老師借書，而且還暢談對經濟學演進的看法，趙迺摶先生給我最大的影響是在經濟學領域內了解到制度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過程。漸漸地，我懂得制度經濟學的意義。制度經濟學在經濟學說史上是以異端的面貌出現的，但制度經濟學的傳播無法限制，它獨樹一幟，形成對正統經濟理論的挑戰。趙迺摶先生的教導，使我以后一生對制度經濟學感興趣。

　　20世紀50年代趙迺摶先生指導厲以寧讀書

　　4、羅志如先生

　　大學三年級的課程很重，羅志如先生講授的“國民經濟計劃”同樣是一門重點課。我不僅擔任了這門課的課代表，還是學生計劃經濟研究小組的組長，課外同羅志如先生接觸較多。

　　至今我都認為，羅志如先生當時曾提到的20世紀30年代內西方經濟學家米塞斯、哈耶克和蘭格之間圍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能否有效運行所展開的論戰是十分有啟示的。米塞斯和哈耶克懷疑計劃主義計劃經濟的有效運行，并進而懷疑計劃經濟的可行性，而蘭格則認為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是可以操作的，前提是“碰碰試試，錯了就改”。這就是所謂的“試錯法”。羅志如先生只是提出了問題，他自己沒有對此評論，但我卻從中發現了一個道理，即在傳統的自由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之間是否存在著第三條道路。隔了30年，到20世紀80年代初，在討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時，羅志如先生當年的提示對我仍然起著作用。

　　5、陳振漢先生

　　陳振漢先生在北京大學經濟系做過代理系主任，他的研究側重于中國經濟史，尤其是清代經濟史。他給我們講授中國經濟史課程。

　　陳振漢先生在聽課的學生中，不知怎的發現了我，也許是由于課間或課后我的提問使他注意到我。他當時住在北京大學西校門外的承澤園家屬區，要我有空到他家中聊聊，并問我是否喜歡研究經濟史。我告訴他，經濟史確實是一門引人入勝的研究領域，但我接觸還不多。他告訴我，要學好經濟學，理論、歷史、統計的訓練三者缺一不可，要在這三個方面同樣下功夫。

　　陳振漢先生

　　我大學畢業后之所以被留在北京大學經濟系從事經濟史資料的編譯工作，可能同陳振漢先生的推薦有直接關系，盡管這時他不擔任經濟系代理系主任了，但仍擔任經濟系經濟史經濟學說史教研室主任一職，所以對我留校工作是起作用的。可惜我一直沒有機會轉入中國經濟史領域，而被分配給周炳琳先生做助手，以西方經濟史為專業。幸運的是，經濟史，無論中外，都是相通的，我在研究西方經濟史的同時，對中晚唐五代經濟史始終有濃厚的興趣，因為我認為中晚唐五代長達二百年的時間是中國封建社會由剛性體制向彈性體制的過渡時期（參看我所著的《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一書（商務印書館2003年出版）。

　　6、張友仁先生

　　張友仁先生當時還是年輕教師，西南聯大畢業留校任教不久。職稱是講師。我大學二年級時，他擔任重要課程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主講。整整兩個學期，每周都有課。當時在全國高等學校經濟院系能完整地開出這門課的人不多，張友仁先生是其中一個，他自稱是剛從蘇聯經濟學家那里學來的。

　　給班上同學印象最深的，是張友仁先生對我們班畢業論文的指導（當時并未采用畢業論文這個名詞，而是稱做高年級的學年論文）。我定的題目是于工業社會主義改造。我的論文是在張友仁先生指導下完成的。他評價不錯，只是說我文章里的注釋太多。在陸昊寫的《厲以寧學術評傳》中提到，這篇論文幾經動蕩已遺失了，那時我住在中關園宿舍（陸昊的書出版于2002年）。不料在我搬到藍旗營宿舍后，一天在整理舊書和舊稿時又找到了，現在被我珍藏起來，作為大學生時期的珍貴紀念物，它反映了當年張友仁先生對我指導的成果。

　　張友仁先生

　　三、重在啟迪和相互切磋

　　自從北京大學由城里沙灘遷移到西部燕園以后，我完成了從大學二年級到四年級的學業。這三個學年是平靜的，學習壓倒一切。很難設想以后20多年內還有這么好的學習環境了，因為后來的政治運動不斷：肅反，反右，大躍進，反右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動蕩十年。

　　學校的形式是跟著整個社會的形勢一起變動的。在大學二年級到四年級這三年，學校的風氣也很正常，師生關系和諧，同學關系和諧，自由討論，甚至因某些問題爭得面紅耳赤，也不會傷和氣。在我們年級中，沒有發現過有人抓辮子，打小報告，誣告或故意上綱上線等情況。老師認真講課，總想把自己多年來讀書、研究的心得體會告訴學生。老師對學生，重在啟迪，也容許同學有不同意見，哪怕是不同意教師的觀點。從來不曾發生過批判老師封、資、修的思想，或老師認為某個學生“思想有問題”的事件。這和20世紀50年代后期和整個60年代內我所了解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同年級學生之間的相互切磋是一種風氣，像會計學、統計學、工業成本與核算等課程都有作業，外語課也有翻譯之類的作業，宿舍很擠（我讀大學三年級以后，終算蓋成了新學生宿舍樓，四個人一間，只有兩張小書桌，而在這以前是大宿舍，一個房間住二十多人），所以同學們都擠圖書館，一吃完晚飯，就到圖書館去搶座位了。當時系里提出“不要讓一個掉隊”，所以大家一起往圖書館走，做習題時相互幫助。當時的考試是口試為主，進考場前先抽簽抓題目，在預備室內準備十多分鐘，等前面一位同學口試完了，再進場面試。先考完的同學都聚在門外，一個同學一口試完，剛出考場就有一些同學馬上圍上來，問這問那，或安慰，或祝賀。這種氛圍也許只有我上大學二、三、四年級才有，后來再也見不著了。

　　學生組成的研究小組也很活躍。在上《資本論》課時，學生組成了資本論研究小組。上國民經濟計劃課時，我被推舉為國民經濟計劃研究小組的組長。我除了參加資本論研究小組、國民經濟計劃研究小組之外，還參加了統計學研究小組。不過統計學研究小組沒有什么活動，因為作業太重，作習題很浪費時間，哪里說得上什么研究、探討呢？教《資本論》課的老師是江詩永（可惜他很早就去世了），他經常來指導，我也在小組會上發過言。我談的學習體會是：要結合經濟學說史的學習來研究《資本論》觀點之間的關系。江詩永老師覺得我的體會有道理，還在課堂上表揚過我。

　　在國民經濟計劃研究小組，我和其他一些同學都認為擴大再生產過程中投資和消費的相互推動的內在機制值得探討。后來，張友仁先生知道了，同我談過，讓我在教師的一次討論會上作了長篇發言。這件事使我深受鼓舞。可惜，從1957年以后再也看不到諸如此類的學生研究活動了。

　　在大學四年級，我開始對俄國19世紀中葉的農奴制改革、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農民社會主義學說、以及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俄國民粹主義理論感興趣，因為在大學三年級時我利用業余時間翻譯了費拉托娃著《赫爾岑和奧加略夫的經濟觀點》一書（合譯者是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趙輝杰，譯者署名季謙，三聯書店1956年出版），四年級時正在翻譯《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下卷）》（此書于1959年由三聯書店出版，仍是與北京大學歷史系趙輝杰合譯，當時他是研究生，出版時，譯者還是用季謙署名）。這樣，我對俄國經濟史中有關這個問題產生興趣是很自然的。張友仁先生又讓我就這個問題在經濟系教師討論會上談談自己的心得。這同樣是一次鍛煉機會。

　　今天回想起來，20世紀50年代前半期的北京大學兼有北大悠久的重民主、重科學的傳統，又有解放后社會主義大學的一些新特點。重要的是：那時的政治課學習，著重于啟迪和引導，而不在于刻板地、硬性地灌輸某一種思想。啟迪和引導有利于調動每一個教師的積極性和每一個學生的積極性。無論教師還是學生當時都能從解放前后的對比、舊中國和新中國的對比中受到教育，大家都關心國家的建設，關心人民生活狀況的改善。這是多么重要的學習積極性的根源啊！當時大家都有投身于祖國建設，愿意為社會主義事業貢獻力量的愿望。這種精神在建國初期是非常突出的。只有當時生活在大學生中間的人才能深刻地懂得這一點。可惜那時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人并不了解建國初期大學生的思想，不了解高等學校教師們的心情，對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階級斗爭形勢作了錯誤的判斷，以致從肅反、反右、反右傾起，對大學生和教師的情況一直是錯誤分析、錯誤地下結論。結果，建國初期存在于大學生和教師中的熱情消失了。到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特別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是非顛倒，黑白不分，給全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這是何等沉重的教訓！今天在回顧建國初期的大學生時期時，我作為當時的大學生，感觸尤深。在紀念北京大學經濟學院100周年院慶之際，我寫下這段文字，留給后人做參考吧！

　　四、北京大學圖書館——知識寶庫

　　北京大學遷至燕園，這里風景秀麗，水塔照影，湖畔柳岸成蔭，島亭、小山、臨湖軒、再加上辦公樓前的草坪、華表、小橋流水，的確是吸引學生每日清晨到這里來學習的地方。但最能吸引學生的，除了在教室上課時能聆聽名師授課外，還有一處，就是藏書豐富的北京大學圖書館。我讀大學時，現在的北京大學圖書館還不存在，那是20世紀80年代初才落成使用的。遷到西郊后，當時的北京大學圖書館就設在原燕京大學圖書館舊址，在辦公樓南面，現在被稱為“老館”。那時大學生晚自習搶位子的，就在那里。

　　在城里讀一年級時，我主要在沙灘北樓法學院圖書室借書、看書。院系調整后，法學院解散了，法學院圖書館也不存在了。所以北京大學圖書館成為我課后常去的地方。北京大學圖書館那時的面積不大，十分擁擠，工具書又不開架，用起來不方便。好在我因為常去圖書館，同兩位管理圖書的老師（一位是男的，我們稱他為張老師，另一位是女的，我們稱她為鄔老師）搞熟了，他們同意我到館內書庫里查看工具書。這是給教師的待遇，我作為大學生能有這項“特權”，至今仍感謝他們兩人。在翻譯《赫爾岑和奧加略夫的經濟觀點》和《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下卷）》時，由于有些俄語詞條（特別是人名、官職名稱）找不到參考書，后來進入書庫，找到沙俄時期出版的大百科全書才查到。所以北京大學圖書館確實是知識寶庫，關鍵在于讀者會不會使用這些工具書。

　　讀大學四年，共有八個寒暑假。當時我父親在上海工作，母親、外祖母和以平弟先住在湖南沅陵，1953年他們搬到武漢。這八個寒暑假，我全部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度過，沒有回過一次家。我從事俄語書籍的翻譯，經常有稿費收入，從大學三年級下學期，我每月寄些錢給父母，貼補家用。我在信中告訴母親，因學習太緊張，過年就不回家了。今天回想起來，我是有愧疚的，母親多么盼望我能回家過一次年啊！但我沒有讓她的愿望實現。畢業后，工作安定下來了，才把母親、外祖母和以平弟接來北京，在海淀鎮蘇公家廟四號租了簡陋的平房安下家來。

　　難忘的大學生時期，其中包括了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度過的多少日子！我的體會是：北京大學之所以這些年來能夠培養出那么多出類拔萃的人才，以下三個條件是缺一不可的。第一個條件是要有名師、大師。有名師和大師才能讓學生中涌現出越來越多的入門弟子，繼承老師的研究思路，開辟新的研究領域，形成北京大學的特色。第二個條件是有優良的學術作風、活躍的學術氣氛、自由爭鳴的學術環境。這是同整個教師隊伍和整個學生隊伍的高素質有關的。有名師、大師而沒有教師隊伍、學生隊伍的高素質，那也形成不了作為北京大學特色的學術作風、學術氣氛、學術環境。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這里所說的第二個條件，即使沒有第一個條件，即有一些名師、大師，那么名師、大師所發揮的作用依然是有限的。第三個條件則是有完善的教學設施，包括圖書館和實驗室的建設，包括設施的先進程度、服務的完善程度等等。這樣，一支支杰出的科研團隊就成長起來了，北京大學出色的教學成績和科研成績也就會陸續展示在人們面前。

　　圖書館在北京大學成為一流大學過程中的作用，并不是單純靠建筑的宏偉或藏書量的多少而顯現的。藏書，是靠教師和學生去借閱才發揮它的功能。圖書館建成后，主要不是供外人參觀的地方。參觀者越多，名聲越大，但如果沒有那么多教師和學生在認真地閱讀這些書籍，難道參觀者的眾多就能代表北京大學的教學科研水平？

　　在大學生時期，我認識一位圖書館的工作人員，他曾對我說，按照借閱量來分類，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圖書，大體上可以分為四類。一是教材性質的書籍，或指定的教學參考書。這類書籍的借閱量最大，而且經久不衰，因為年年有新生入學，在校生每年升一個年級，對這類圖書的需求量也是最大的，年年如此。二是政治讀物，也包括時事評論、解釋之類的書籍。這類圖書的借閱量也很大，但常常具有漲潮落潮性質，也就是說，這類書籍的借閱量像一陣風一樣，熱的時候，借也借不到，但風頭一過，這一批書沒有人再借了，但另一批書又行時了。他舉例說，關于抗美援朝的宣傳冊子，甚至像朝鮮歷史這些平時沒有人借的書，一下子變得很紅火，過了一陣，又冷下去了。三是專業性很強的學術著作。在北京大學這樣一個學術環境中，各個系、各個專業，總有一些人長期在進行研究，寫論文，寫著作，他們對各自研究領域內的專業書籍，是關心的。對出版社最近一段時間出了什么新書，是注意的。他們尤其留意北京大學圖書館新添了哪些學術專著。這批讀者，人數不是很多，但大致是固定的。教師隊伍年年在擴大，新擔任教師的加入到這個行列之中。至于大學生，每年畢業一批，每年又新入學一批。這類書籍的流轉情況，最能反映北京大學的學術研究現狀，因為政治運動一來，連這些書籍也沒有人來借了。這似乎反映教師的時間被政治運動占滿了或擠掉了。最后一類，即第四類圖書，就是那些珍貴的、稀有的圖書，有些被專家定為稀世之寶、鎮館之寶。它們不外借，只能在館內閱讀。前來閱讀的都是專門從事這方面研究的教師、研究生、大學高年級學生。北京大學圖書館之所以能在全國高等學校圖書館中享有盛名，主要因為館內藏有這些珍貴的圖書。這也正是北京大學圖書館驕傲之處。

　　從入學到現在，已經61年了，我對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感情是很深的。這里是我成長的地方，我始終忘不掉我在這里度過的大學生時期八個寒暑假，更不必說平時的周末了。我多么希望現在的年輕學生能夠珍惜寶貴的時光，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內使自己在專業領域內踏踏實實地前進。

　　五、把美好的日子留在詩詞中

　　詩詞是我業余的愛好。從高中時期起，我就學習寫詩填詞。在1951年到1955年這四年內，我留下了記述我大學生時期生活的幾十首詩詞。如今我年紀大了，但一翻開我的詩詞選集，讀到當年寫下的這些詩詞，腦海中很自然地又呈現出當年的情景。在這里，我選出一些，放在本文的結尾。

　　菩薩蠻．別長沙

　　一九五一年

　　平堤沙岸湘江渡，

　　嬌紅艷紫湘山樹。

　　湘水自多情，

　　歡騰送我行。

　　無窮留戀意，

　　伴逐霞云起。

　　何處不逢春，

　　春光不待人。

　　注：我于1951年在長沙參加高考，8月下旬接到北京大學經濟系錄取通知書，隨即乘火車由長沙來北京。這首詞是在由長沙至武漢的火車上填寫的，因為當時長沙至北京沒有直達車。在武漢乘輪船過江，再換車到北京。

　　七古．初游北海公園

　　一九五一年

　　水上舟，

　　空中雁。

　　輕舟競渡誰領先？

　　槳快人勤飛似箭。

　　雁陣排成一字形，

　　心齊互愛幾曾變？

　　治學當如競渡舟，

　　做人應效南歸雁。

　　注：1951年我在北京大學三院住宿居住，距離北海公園不遠。這首詩是初游北海公園所作，含有自勉之意。

　　減字木蘭花

　　北河沿，春節

　　一九五二年

　　春來緩緩，

　　南下雁群歸去晚。

　　春在鄰家，

　　小院墻頭一樹花。 

　　春情渺渺，

　　斷斷連連河畔草。

　　春又無蹤，

　　昨夜風沙枝上空。

　　注：北京大學三院宿舍位于北河沿。1952年春節正值暑假。這是我在北京經歷的第一個寒冬。

　　南鄉子．海淀前八家村

　　一九五二年

　　籬外盡塘泥，

　　院內枝頭掛鴨梨。

　　咯咯鳴聲驚下蛋，

　　柴雞，

　　啄土聊充腹內饑。

　　微雨濕單衣，

　　溝壑橫斜嘆路迷。

　　多謝大娘親手指，

　　沿堤，

　　見否溪流直向西。

　　注：1952年秋天，北京大學已由城內遷至燕園。前八家村，距北京大學東門約5公里。當時自燕園東去，幾乎全是農田村舍。

　　菩薩蠻

　　深秋雨中漫步，北大朗潤園

　　一九五二年 

　　無情也被多情惱，

　　有晴不比無晴好。

　　流水本無心，

　　多情落葉林。

　　江南秋景現，

　　微雨情無限。

　　鞋濕過溪橋，

　　鄉思今日消。

　　注：大學二年級時，我住在全齋（今紅七樓），全齋以北是鏡春園，鏡春園以北是朗潤園。有一個周末，我漫步于朗潤園西邊的小河溝旁，只見落葉堵住了水道，流水四溢，仿佛回到了秋日江南，歸途中即興賦了這首《菩薩蠻》。

　　相見歡

　　北京大學全齋

　　一九五二年

　　忽然觸景生情，

　　路難行，

　　瞬息三年即逝似流星。

　　湖水碧，

　　風雨急，

　　打浮萍，

　　若是無根來日任飄零。

　　注：我當時住在北京大學全齋宿舍，上課在一教和文史樓，每日早晚都需繞未名湖而行。距大學畢業尚有三年，因此詞中有“瞬息三年即逝似流星”之句。

　　采桑子

　　頤和園

　　一九五三年

　　佛香閣上看湖小，

　　只道山高。

　　誰道山高，

　　見否群峰水底飄？ 

　　半池荷葉遮行路，

　　懶把舟搖。

　　待把舟搖，

　　別有風光玉帶橋。

　　注：頤和園距北京大學燕園校校址很近，這里是北京大學學生周末常去的地方。這是我的一首自勉的詞。

　　鵲橋仙

　　觀評劇《新天河配》

　　一九五四年

　　碧云清冷，

　　夜天沉寂，

　　淚眼遙遙相望。

　　有情兒女不成雙，

　　是誰灑無邊險浪？

　　銀河可截，

　　仙庭當反，

　　莫再忍聲退讓。

　　牛郎織女換戎裝，

　　料今后星光更亮。

　　注：1954年夏季，有一天晚上，在北京大學東操場由北京評劇團演出《新天河配》，劇情的結尾是：牛郎織女依靠眾鵲鳥相助，擊敗天兵天將，獲得了自由。這首詞是在觀劇后填寫的。

　　相見歡

　　譯書，記大學生生活

　　一九五四年

　　滿員桃李爭芳，

　　亦尋常，

　　那似案前淡漠散清香。

　　花間里，

　　舞影起，

　　映南窗，

　　依然學生本色譯書忙。

　　注：當時我正和北京大學歷史系趙輝杰同學（我的中學時期好友）合譯《赫爾岑和奧加略夫的經濟觀點》一書，周末有感而作。

　　減字木蘭花

　　陪趙迺摶老師、駱涵素師母游香山

　　一九五五年

　　繁花淺草，

　　蜂蝶隨人香徑小。

　　云淡風清，

　　春色依然嶺上明。

　　山高幾許，

　　手插柳條逢喜雨。

　　幼樹新姿，

　　共盼迎來飛絮時。

　　注：1955年初夏，已臨我大學畢業前夕。周末，我陪趙迺摶老師、駱涵素師母游香山。自帶面包、茶葉蛋、香腸、飲料，在草坪上席地而坐，盡歡而返。同游者還有馬雍、張盛健、趙輝杰、傅正元同學。

　　鷓鴣天

　　大學畢業自勉

　　一九五五年

　　溪水清清下石溝，

　　千彎百折不回頭。

　　兼容并蓄終寬闊，

　　若谷虛懷魚自游。

　　心寂寂，念休休，

　　沉沙無意卻成洲。

　　一生治學當如此，

　　只計耕耘莫問收。

　　注：詞中“沉沙無意卻成洲”一句，既反映了自然界的現象，也反映了我一生治學的心得體會。當初我在北京大學經濟學系就學時，哪里會想到大學畢業后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后會怎樣？但不管怎么說，路是人走出來的，學識是一年一年累積起來的。“文思未絕復何求”，讓我再重復一句本文開始所用的小標題：回憶總是美好的，我忘不了大學時期，忘不了培育我的北京大學經濟系。

　　作者簡介

　　厲以寧

　　厲以寧教授，祖籍江蘇儀征，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195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后留校工作，歷任資料員、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現任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厲以寧教授于1988年至2002年任七屆、八屆、九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2003年至2007年任十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2008年-2012年任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2013年起任全國政協常委。

　　厲以寧教授目前還擔任中國國際交流協會顧問、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執行副理事長、中國企業投資協會副會長等職。

　　厲以寧教授在經濟學理論方面著書多部，并發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國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理論，并對“轉型”進行理論探討，這些都對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厲以寧教授還主持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厲以寧教授因為在經濟學以及其他學術領域中的杰出貢獻而多次獲獎。其中包括 “孫冶方經濟學獎”、“國家中青年突出貢獻專家證書”、“金三角”獎，國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獎，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獎（個人最高獎）、第十五屆福岡亞洲文化獎——學術研究獎（日本）等。1998年榮獲香港理工大學授予的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他曾多次被邀請到國內外多所大學與科研機構演講。

　　厲以寧教授的主要著作包括：《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中國經濟改革與股份制》，《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經濟學的倫理問題》、《轉型發展理論》，《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羅馬—拜占庭經濟史》、《論民營經濟》、《工業化和制度調整—西歐經濟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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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恒星 SF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