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開啟“大國大城”新時代： 崛起23座萬億GDP城市 領跑高質量發展“新賽道”

　　21世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陳潔 王帆 實習研究員 王夢陽

　　凝望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之路，在其帶領下我國城市發展格局變化可謂翻天覆地。

　　1949年之前，我國沒有一個城市GDP超過百億元；1986年之前，我國也沒有一個城市GDP達到千億元，但到了2020年，我國萬億GDP城市已達到23個；經過100年發展，我國人口達到千萬量級的城市也已經達到了18個，這些大城市的總人口為2.747億人，也就是說，我國接近20%的人口都生活在這些千萬人口城市之中。

　　不僅如此，這些重點城市均產業發達、創新活躍，無論是其自身發展的競爭力還是對全國發展的帶動力，過去百年間都不斷強化優化，當前也承載著更為突出探索重任。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我國都早已進入大城市引領發展的時代。我國城市的發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我國整體發展的最鮮明寫照。因此，21世紀經濟研究院以萬億GDP城市、千萬人口城市等作為研究對象，深入分析它們在經濟增長、人口集聚、產業發展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探索和變遷歷程，力圖從城市維度呈現建黨百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并希望能夠借此一窺我國城市發展新格局輪廓以及背后的演化趨勢。

　　23座萬億GDP城市崛起

　　GDP是刻畫城市成長的主要脈絡。

　　過去100年間，我國城市的經濟體量變化，大致可用“三級跳”來形容。20世紀50年代，我國首次出現了“百億級”城市；改革開放之后，城市經濟快速發展，我國于20世紀90年代誕生了第一個“千億級”城市；2006年，我國又進一步迎來了“萬億級”城市。

　　作為“領跑者”，上海是我國城市發展的典型代表。1959年，上海GDP在全國率先突破百億元，但隨后在此量級徘徊許久，直至改革開放之后再進入發展“快車道”。

　　統計顯示，1978年上海的GDP為272.81億元，其中第二產業為211.05億元，是一個典型工業城市。隨后，上海的GDP于1987年突破500億元、1992年突破1000億元、1995年突破2000億元、2001年突破5000億元、2006年突破1萬億元、2011年突破2萬億元、2017年突破3萬億元。截至2020年，上海的GDP已達到了38700.58億元。

　　可以看到，上海經濟總量的“量級突破”不斷加快。并且，上海也逐步從一個工業城市升級到一個以服務業為主的城市。1999年，上海第三產業生產總值首次超過第二產業；2010年，上海第三產業生產總值突破1萬億元，隨后又在2016年突破2萬億元。

　　這直觀呈現了中國城市經濟發展的兩大邏輯主線：規模壯大和結構升級。事實上，同為一線城市的北京、廣州和深圳，也有著與上海一致的成長軌跡。這三座城市的GDP分別在1978年、1985年、1989年突破百億元；1994年、1995年、1996年接連突破千億元；2008年、2010年突破萬億元。由此，四大一線城市格局延續至今。

　　不過，中國經濟迅猛發展、成就輝煌的背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有越來越多的優秀城市脫穎而出，它們散布并立足于不同區域，發揮著重要的支撐和帶動作用。

　　2020年，我國萬億GDP城市已達到23個。21世紀經濟研究院注意到，這其中不少城市的GDP從“千億級”邁向“萬億級”僅用了不到20年時間。例如合肥，2006年GDP突破千億元、2020年突破萬億元，前后不過14年。這也是我國經濟迅猛發展的有力寫照。

　　我國城市GDP快速增長的動力是什么？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雖然城市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動力機制不同，但始終難以繞開一個關鍵：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水平上升。

　　例如，1949年后尤其是1978年以來，隨著國家穩定發展，以及不斷深化改革所創造的環境和加快工業化所帶來的機遇，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有力推動了城市生產效率和城鎮化率上升。

　　進入新世紀后，對許多“頭部城市”而言，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看齊發達國家水平，第三產業也成了主導，依托教育、醫療、人才、技術、資本等高端資源要素的不斷富集，發展動力持續增強，特別是科技對城市發展動力和競爭優勢越來越重要。

　　以杭州為例，這座長三角地區的“明星城市”，近10年便是牢牢抓住了信息產業發展的“風口”，才成功實現跨越發展。作為“創新之都”的深圳更是典型代表。展望未來，科技創新和先進產業發展也必將成為我國城市經濟格局演化的核心決定要素。

　　人口向大城市奔涌而去

　　人口是我國城市發展格局百年演化的另一縮影。

　　可供檢索的數據顯示，1949年之前，我國至少已有10個百萬人口城市，其中1949年上海戶籍人口就已突破500萬人、北京常住人口也超過了400萬人。

　　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成立嶄新國家之后，我國城市人口不斷壯大。這意味著，我國有越來越多的人口依托城市獲得了更好的生存發展環境，同時也助推了城市發展。以北京為例，1959年北京常住人口已突破700萬人，相當于10年間增長了300萬人左右。

　　從全國來看，雖然1958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對人口從農村遷往城市進行了一定限制，導致大城市人口增長出現短暫放緩，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大潮”涌動，人口遷移條件放寬很快讓大城市人口增長進入加速期。仍以北京為例，1972年總人口突破800萬人、1980年突破900萬人、1986年突破千萬人、2011年突破2000萬人。

　　21世紀經濟研究院研究發現，上世紀最后10年和本世紀最初10年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這背后是人口流動條件不斷放寬，大量人口“進城”。

　　以上海為例，1980年常住人口為1152萬人，這一數據在1990年升至1334萬人，10年間增長了15.8%；2000年上海常住人口為1608.6萬人，較1990年增長了20.6%；2010年上海常住人口達到2302.66萬人，較2000年增長了43.1%。

　　為避免“大城市病”，近年北京和上海逐步加強了人口規模控制，但這并未改變“頭部城市”人口不斷壯大的趨勢，廣州、深圳及諸多新一線城市人口仍在快速增長。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我國已有18個城市的常住人口超過千萬，其中重慶以3205.42萬人排名第一；上海、北京和成都人口也都超過2000萬人，排名第2-4位；廣州、深圳的常住人口也均超過1700萬人，位列第五、第六位。單從2020年來看，全國就有東莞、長沙和青島三座城市躍升為“千萬人口城市”。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未來，我國千萬級人口城市的隊伍還將繼續擴容，因為過去10年間人口獲得較快增長的省會城市，許多將在未來10年突破千萬人口。這也意味著，我國城市人口發展的“馬太效應”越來越明顯，進入大城市、大都市圈發展的新時代。

　　同時，面對新形勢，人口對城市發展的支撐和推動作用也日漸明顯。其中，最為直觀的是，隨著人口老齡化加深，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對年輕的流動人口的需求正變得更強。

　　不過，人口增量在為一座城市注入競爭新優勢的同時，也對其承載能力提出了諸多更高要求：如何在人口增長與財政能力、就業供給、生活成本之間取得“最優解”，特別是如何更好滿足人口增長帶來的對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的更大需求，均需得到回應。

　　從“制造立市”到“制造強市”

　　“人往高處走，人隨產業走。”無論是經濟規模壯大還是人口增長，產業都是關鍵。過去100年，中國從貧困落后的農業國家發展成制造業大國的進程中，也涌現出了一批產業發展突出的城市，它們無疑也必將在未來中國城市經濟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100年來，我國從工業基礎“一窮二白”，發展成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短短幾十年就走過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歷程。2020年，我國已有22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位居世界第一。2012-2020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從16.98萬億元增至26.59萬億元，連續11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國的地位。

　　回望百年奮斗之路，正是快速的工業化將城市發展不斷推向新階段、新層次，諸多發展成就耀眼的明星城市、萬億GDP城市，都曾因制造業而興，甚至是“制造立市”。

　　作為我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祥地，上海在100年前就已經是全國工人數量最多、工人比例最高的城市，擁有以紡織、食品為主的8大類54個行業的較為齊全的工業門類。但1978年，上海工業總產值也僅有514億元，上海工業“騰飛”主要發生在改革開放之后。

　　目前，上海已形成了集成電路、電子信息、汽車、民用航空、生物醫藥等多個先進制造集群，重、輕工業門類之全堪稱全國之最，全市工業總產值超過35000億元。2020年，上海更以高達9656.5億元的工業增加值，高居全國各大城市第一位。

　　深圳的工業增加值僅次于上海，但深圳曾是全國第一個工業增加值突破9000億元的城市。自深圳經濟特區設立以來，深圳一直把工業作為立市之本，培育出了華為、中興、比亞迪、邁瑞、華星光電等一大批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龍頭骨干企業，近年又誕生了大疆、優必選等一批新的佼佼者。值得注意的是，深圳第二產業比重目前仍然保持在37%左右。

　　全國23座萬億GDP城市中，泉州的第二產業比重最高，達到57.2%，這是一個典型的工業大市。泉州經濟的亮點在于傳統制造業保持了較強活力，孕育出了安踏、恒安、盼盼、九牧、柒牌、361°、匹克、七匹狼、勁霸等一批全國全球知名品牌。

　　被譽為“工程機械之都”的長沙，則是僅次于美國伊利諾伊州、日本東京的世界第三大工程機械產業集聚地。長沙工程機械總產值約占中國的27.5%、全球的7.2%，產品覆蓋180個國家和地區，培育出了以三一重工、中聯重科等為代表的多個世界級企業。

　　作為目前廣東三大萬億GDP城市之一，佛山依托獨特區位優勢和活躍民營經濟，發展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智能制造重鎮，擁有美的、海信、格蘭仕等知名企業。不僅如此，隨著廣佛一體化發展的推動，“廣州研發+佛山制造”的協同發展模式正釋放強大動力。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從產業結構來看，我國不少大城市已經步入了“后工業”時代。早在2012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就達到了45.5%，超過第二產業0.1個百分點，成為經濟發展第一動力，但實體經濟仍是“定海神針”，特別是我國大力鞏固提升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性的當下，制造業仍一座城市經濟發展的根基。

　　實踐中，近年不少萬億GDP城市也不斷表露出要打造“制造強市”的決心和雄心。例如，上海在2018年出臺三年行動計劃，吹響了重振“上海制造”的集結號；杭州2019年推出“新制造業計劃”，提出到2025年全市工業總產值要達到25000億元；而在主城區實施“退二進三”已有二三十年的南京，2020年決定再度將工業“迎回”主城。

　　展望未來，面向數字化時代，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深度融合，傳統制造業正被不斷顛覆，大量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成為了各個城市積極搶抓的機遇。

　　跑上“科技自立”新賽道

　　然而，一個不能不正視的問題是，隨著生產經營成本的持續上升，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制造業發展逐漸難以立足于原有模式，例如繼續大規模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必須加快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這也是我國城市經濟“百年進階”的關鍵一環。

　　從曾經的積貧積弱到如今擁有一系列“大國重器”，從曾經的“拿來主義”到如今下定決心加強自主創新，我國科技創新的進步，無疑是百年歷史畫卷中濃墨重彩的一篇。

　　國際上，通常采用研究與試驗發展（R&D）活動的規模和強度指標來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科技實力和核心競爭力。2020年，我國的R&D經費支出達到24426億元，比上年增長10.3%，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2.40%，其中基礎研究經費為1504億元。

　　具體到城市，北京在2019年成為唯一一個R&D經費投入超過2000億元的城市，R&D經費占GDP比重高達6.31%，遙遙領先于其它城市。從統計體系來看，R&D數據的統計對象主要是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和規上企業三大科技活動主體，前兩者大量聚集于北京，北京也承擔了全國較多的基礎研究任務，2018年北京基礎研究經費占全國比重達25.5%。

　　但與此同時，北京也是科技產業高地，2020年共有國家高新技術企業2.9萬家，數量在全國城市中位居第一；獨角獸企業93家，數量位居世界城市首位。

　　上海2020年全社會R&D經費投入約1600億元，占GDP比重約4.1%。2016年，上海以張江地區為核心承載區，獲批建設全國首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通過集中建設世界級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開展重大前沿科學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強化原始創新能力。

　　2020年，上海科學家在《科學》《自然》《細胞》三大期刊發表論文124篇，占全國總量的32.0%。另一方面，上海科技企業的創新發展也同樣表現亮眼，截至2020年底，上海在科創板上市的企業數量達到37家，占全國總量的17.2%。

　　對深圳而言，企業在創新中扮演重要角色。以華為為例，2020年華為的研發費用支出達1418.93億元。當然，由于全球性布局，華為的研發支出并不完全集中在深圳。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一些企業創新逐步走到“無人區”，近年深圳持續加大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投入。例如，2020年，深圳在全國率先以立法的形式規定“市政府投入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的資金應當不低于市級科技研發資金的30%”。

　　從廣州來看，這座“千年商都”的科技創新，一方面以數量眾多的本土高校科研院所作為重要依托，另一方面則不斷探尋與制造業產業鏈升級發展相耦合。截至2020年，廣州擁有國家重點實驗室21家，省級重點實驗室241家，市級重點實驗室176家，以及擁有國家級孵化器41家，國家級大學科技園2個，省級大學科技園6個。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大國競爭的核心在于科技創新，只有將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贏得經濟發展的主動權。我國重點城市相繼跑上科創新賽道，不僅將為城市本身發展帶來強大后勁，也將有效帶動全國創新發展邁上新臺階，加快“科技自立”進程。

　　（編輯：杜弘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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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戚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