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洋

　　2021年5月15日，北大國發院MBA中心聯合北大創業訓練營舉辦第35期MBA講壇，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以“城市化2.0與中國經濟新趨勢”為主題發表演講。

　　“城市化2.0”這一話題非常重要，“這也是我選擇該話題作為這次論壇演講主題的原因”，姚洋教授首先表示，“城市化2.0”之所以重要，主要有兩個方面的理由：

　　一是城市化在十四五規劃中的分量很重，而且十四五規劃的出臺，是由國家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相比以往的五年規劃，從制訂到執行落地都會力度空前。姚洋教授表示，這也是政府務實和尊重經濟規律的表現，以“城市化”代替“城鎮化”的提法，也釋放出重要的政策信號。

　　二是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的公布社會反響很大，也可以從中看到，全國人口布局在過去10年里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些變化意味著什么？城市化是一個重要的理解角度，幫助我們看清變化的內涵。

　　姚洋教授隨后詳細講解了城市化的貢獻、未來道路、發展規律等重要內容。

　　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用數據衡量的話，城市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平均在14%左右。能產生這么大的貢獻，姚洋教授認為城市聚集效應也就是規模經濟、結構轉型和創新都是重要方面。

　　針對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出來后，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負面效應的擔心，他表示，人口老齡化問題要認真對待，但不能過度夸大。因為：第一，人口老齡化問題不是中國獨有，目前除了非洲和南亞，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第二，中國的人口結構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特別是15歲到60歲的勞動人口占勞動總人口的比例接近64%，仍位居世界最高。

　　他進一步解釋稱，非洲、印度因為孩子占比多，所以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均沒有中國高。與之相比，中國老年人占比多，而且65歲以上人口面臨迅速增加的趨勢，也許再過5年最多10年，中國的老齡人口將達到20%。

　　那時候中國會不會像現在的日本一樣，由于老年人都不消費而導致消費下降？姚洋教授認為這種可能性比較低，因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處于進行時。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未富先老”也有好的方面，意味著還有貧困人口會進城追求新生活，這部分人口進城之后，隨著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費能力會比居住在農村的時候高很多。而且，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教育等必要支出都會促進消費。這正是城市化對消費增長的重要貢獻。

　　他還強調，人口老齡化對中國勞動力的負面影響也被夸大了，忽視了自動化、AI等技術進步的正面影響。結合《中國2049：走向世界經濟強國》一書的研究成果，他表示人口老齡化和技術進步對勞動力都有影響，要重視結構性失業風險和增加高質量的就業機會。

　　什么是城市化2.0

　　姚洋教授結合第21期《求是》雜志發表的重要文章《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有關十四五規劃中“城市化”的重要內容，特別解讀了三句話：

　　一是“完善城市化戰略”。城市化與城鎮化一字之差，但是戰略思想轉變卻非常大，表明政府調整了老百姓就近城市化、最好在城鎮完成城市化的主張。城鎮化始于費孝通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來的“小城鎮戰略”，由于警惕城市病，官方文件里也一直使用“城鎮化”這個詞。十四五規劃文件是第一次代表中央使用“城市化”這個詞。

　　二是“增強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經濟發展優勢區域的經濟和人口承載能力，這是符合客觀規律的”。這也是政府首次認可新的區域戰略、重新認識發展規律。

　　過去一直是希望經濟活動人口平均分布，因此相繼有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等區域發展戰略，結果每個區域發展都需要配套人馬和資金。這一次是從中央層面接受區域內部不均衡發展的戰略，比如東部等傳統的人口密集地區，要優化城市群內部空間結構、合理控制大城市規模，不能盲目“攤大餅”，要推動城市“組團式”發展，形成多中心、多層次、多節點的網絡城市結構，即包含超大型城市、中型城市、小城市的城市化區域。

　　三是“我國現有1881個縣市，農民到縣城買房子、向縣城集聚的現象很普遍，要選擇一批條件好的縣城重點發展，加強政策引導，使之成為擴大內需的重要支撐點”。發展縣域經濟要接受農村居民到縣城買房，如果進一步明確的話，未來城市化道路是將過去“人口的跳躍性轉移”，也就是中西部農村人口直接向一二線城市轉移，調整為“人口的梯度轉移”，即三四線城市人口向沿海中心城市區域集中、農村人口向主城區和縣城集中。因此，未來的城市化道路可以稱之為“城市化2.0”。

　　城市化導致人口重新分布

　　從國外經驗來看，不論是國土面積廣闊的美國，還是國土面積狹小的日本，都呈現出“大集中、小分散”的特點，即發達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在少數區域內人口分散分布。

　　基于國外城市化特點和經驗，姚洋教授建議海南省作為中國沿海省份，應該學習美國佛羅里達州。佛羅里達州重點發展“老年經濟”，也叫“候鳥經濟”，海南應該抓住老年人想去沿海城市養老的需求，促進本區域經濟發展。

　　他進一步舉例稱，日本人口主要集中在東京、大阪、名古屋，這三個城市的居住人口加起來占到日本全部人口的60%。相反，日本大大小小的村莊卻非常缺人。日本特別歡迎中國人去當地村莊居住，但居住之后的就業是大問題。

　　他同時指出，我們現在對于村莊的自然消亡耿耿于懷，擔心未來沒有農民種地。但是日本這么高度發達的國家，人口仍然在集中，部分村莊、城市都在消失，年輕人都向往到東京、大阪這樣的大都市生活，結果是村莊幾乎沒人、京都這樣的大都市卻熙熙攘攘。這是經濟、人口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將最新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和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比較后，姚洋教授表示，可以看到中國人口也在集中，最明顯的是東三省、山西、內蒙、甘肅這些省份的人口都在下降，黑龍江近10年凈人口減少了600萬，相反廣東、浙江、江蘇等變成了人口大省，中國人口也很明顯地在向經濟發達地區移動。

　　他總結，人口流動最終還是受制于經濟規律：首先取決于有沒有就業機會，工作機會決定了人口的轉移去向；其次是生活成本，比如住房成本，房價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城市人口流向的調節器。

　　城市化因區域而不同

　　談及未來中國的人口分布，姚洋教授表示，國家已經公布了北京、天津、上海、廣州、重慶、成都、武漢、鄭州、西安這9個中心城市的名單，還有珠三角、長三角、長江中游地區、四川盆地、西安咸陽、鄭州開封、京津冀地區7個城市化區域。未來60%以上的中國人口會集中的這7大區域。

　　從地理位置來看，7大城市區域的分布體現出明顯的南北差距。比如長三角區域高速路和高鐵密度非常大，近年快速形成網絡，這也使得工作日在大城市打拼、周末坐高鐵回家的人會越來越多。珠三角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珠三角包含香港、廣州、深圳三大巨型城市，另外還有很多大城市與之連成片。因此，長三角和珠三角可以說是中國城市網絡發展得最好的區域。

　　下一個值得觀察的區域是武漢、長沙一帶。武漢距離長沙很近，只相隔半個小時高鐵路程。他表示，未來中部的確會崛起，但不是“遍地開花式”地崛起，而是重點城市的崛起。

　　未來的世界將是城市的世界，城市主導一切。姚洋教授就此舉例稱，美國紐約、芝加哥、洛杉磯這樣的國際化大城市，具有全球能力，英國倫敦同樣是一個全球城市，倫敦單個城市占英國GDP的40%，倫敦的核心是倫敦城，它是金融中心也是政治中心，擁有全球性的政治和經濟能力。

　　他預測中國未來也會誕生這類城市，它們可能是上海、深圳這些經濟、教育、創新等理念先進而且行動力強的南方城市，他還以創新為例表示，國家創新需要載體，大城市就是載體。

　　城市化的意義

　　城市化對于經濟的意義，除了前面所說城市化集聚會帶來更大的規模效益，還體現在其他方面。姚洋教授繼續表示，按照2035年中國的城市化率超過75%計算，一些城市化區域的經濟比重還會增加，那些非城市化區域的經濟比重則會繼續下降，這包括東北、甘肅、天津等北方城市。

　　他分析稱，北方城市衰落的最主要原因，是上一輪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北方城市經濟發展所倚重的很多工業企業，因污染嚴重、老化、技術落后等原因被迫關閉。同時，北方很多有活力的工業企業已經或籌備南遷，有的是將研發中心遷到長三角區域，有的是研發和制造基地都會搬遷。北方城市也缺乏小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土壤，他們偏好大企業。這都將加劇南北方的區域差異。

　　城市化之于房地產的意義，體現為城市化區域的房價還有升值空間，因為人口在往這些地方流動，相反人口流出地區的房價會下跌。這種分化是必然現象，要接受城市差異化發展戰略，而不是去努力避免某些城市、村莊的短期衰落，這也是城市發展的規律。不尊重這個規律，將會付出高昂的成本。

　　在解讀差異化發展時，姚洋教授表示，一二線城市有創新活力但生活緊張，三四線城市不那么活躍，但是生活悠閑、空氣清新，建議把選擇權留給個人，政府部門要尊重個人選擇的權利、尊重人口流動規律，通過政策引導而不是限制來達成目標。

　　當然我們要配套措施，比如以居住證代替戶口登記進行戶籍制度改革，將戶籍所承載的養老、醫保、子女升學、住房等公共服務，逐漸過渡并且著力追求公共服務均等化。他建議全國高考將學籍和戶籍分離，非戶籍所在地生源可以憑學籍參加高考，錄取時單獨審批錄取名額，并不占用戶籍地生源名額，這樣依附在戶籍上的高考福利就可以被化解。

　　“城市化2.0”這一話題非常重要，“這也是我選擇該話題作為這次論壇演講主題的原因”，姚洋教授首先表示，“城市化2.0”之所以重要，主要有兩個方面的理由：

　　一是城市化在十四五規劃中的分量很重，而且十四五規劃的出臺，是由國家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相比以往的五年規劃，從制訂到執行落地都會力度空前。姚洋教授表示，這也是政府務實和尊重經濟規律的表現，以“城市化”代替“城鎮化”的提法，也釋放出重要的政策信號。

　　二是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的公布社會反響很大，也可以從中看到，全國人口布局在過去10年里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些變化意味著什么？城市化是一個重要的理解角度，幫助我們看清變化的內涵。

　　姚洋教授隨后詳細講解了城市化的貢獻、未來道路、發展規律等重要內容。

　　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用數據衡量的話，城市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平均在14%左右。能產生這么大的貢獻，姚洋教授認為城市聚集效應也就是規模經濟、結構轉型和創新都是重要方面。

　　針對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出來后，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負面效應的擔心，他表示，人口老齡化問題要認真對待，但不能過度夸大。因為：第一，人口老齡化問題不是中國獨有，目前除了非洲和南亞，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第二，中國的人口結構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特別是15歲到60歲的勞動人口占勞動總人口的比例接近64%，仍位居世界最高。

　　他進一步解釋稱，非洲、印度因為孩子占比多，所以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均沒有中國高。與之相比，中國老年人占比多，而且65歲以上人口面臨迅速增加的趨勢，也許再過5年最多10年，中國的老齡人口將達到20%。

　　那時候中國會不會像現在的日本一樣，由于老年人都不消費而導致消費下降？姚洋教授認為這種可能性比較低，因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處于進行時。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未富先老”也有好的方面，意味著還有貧困人口會進城追求新生活，這部分人口進城之后，隨著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費能力會比居住在農村的時候高很多。而且，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教育等必要支出都會促進消費。這正是城市化對消費增長的重要貢獻。

　　他還強調，人口老齡化對中國勞動力的負面影響也被夸大了，忽視了自動化、AI等技術進步的正面影響。結合《中國2049：走向世界經濟強國》一書的研究成果，他表示人口老齡化和技術進步對勞動力都有影響，要重視結構性失業風險和增加高質量的就業機會。

　　什么是城市化2.0

　　姚洋教授結合第21期《求是》雜志發表的重要文章《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有關十四五規劃中“城市化”的重要內容，特別解讀了三句話：

　　一是“完善城市化戰略”。城市化與城鎮化一字之差，但是戰略思想轉變卻非常大，表明政府調整了老百姓就近城市化、最好在城鎮完成城市化的主張。城鎮化始于費孝通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來的“小城鎮戰略”，由于警惕城市病，官方文件里也一直使用“城鎮化”這個詞。十四五規劃文件是第一次代表中央使用“城市化”這個詞。

　　二是“增強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經濟發展優勢區域的經濟和人口承載能力，這是符合客觀規律的”。這也是政府首次認可新的區域戰略、重新認識發展規律。

　　過去一直是希望經濟活動人口平均分布，因此相繼有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等區域發展戰略，結果每個區域發展都需要配套人馬和資金。這一次是從中央層面接受區域內部不均衡發展的戰略，比如東部等傳統的人口密集地區，要優化城市群內部空間結構、合理控制大城市規模，不能盲目“攤大餅”，要推動城市“組團式”發展，形成多中心、多層次、多節點的網絡城市結構，即包含超大型城市、中型城市、小城市的城市化區域。

　　三是“我國現有1881個縣市，農民到縣城買房子、向縣城集聚的現象很普遍，要選擇一批條件好的縣城重點發展，加強政策引導，使之成為擴大內需的重要支撐點”。發展縣域經濟要接受農村居民到縣城買房，如果進一步明確的話，未來城市化道路是將過去“人口的跳躍性轉移”，也就是中西部農村人口直接向一二線城市轉移，調整為“人口的梯度轉移”，即三四線城市人口向沿海中心城市區域集中、農村人口向主城區和縣城集中。因此，未來的城市化道路可以稱之為“城市化2.0”。

　　城市化導致人口重新分布

　　從國外經驗來看，不論是國土面積廣闊的美國，還是國土面積狹小的日本，都呈現出“大集中、小分散”的特點，即發達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在少數區域內人口分散分布。

　　基于國外城市化特點和經驗，姚洋教授建議海南省作為中國沿海省份，應該學習美國佛羅里達州。佛羅里達州重點發展“老年經濟”，也叫“候鳥經濟”，海南應該抓住老年人想去沿海城市養老的需求，促進本區域經濟發展。

　　他進一步舉例稱，日本人口主要集中在東京、大阪、名古屋，這三個城市的居住人口加起來占到日本全部人口的60%。相反，日本大大小小的村莊卻非常缺人。日本特別歡迎中國人去當地村莊居住，但居住之后的就業是大問題。

　　他同時指出，我們現在對于村莊的自然消亡耿耿于懷，擔心未來沒有農民種地。但是日本這么高度發達的國家，人口仍然在集中，部分村莊、城市都在消失，年輕人都向往到東京、大阪這樣的大都市生活，結果是村莊幾乎沒人、京都這樣的大都市卻熙熙攘攘。這是經濟、人口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將最新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和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比較后，姚洋教授表示，可以看到中國人口也在集中，最明顯的是東三省、山西、內蒙、甘肅這些省份的人口都在下降，黑龍江近10年凈人口減少了600萬，相反廣東、浙江、江蘇等變成了人口大省，中國人口也很明顯地在向經濟發達地區移動。

　　他總結，人口流動最終還是受制于經濟規律：首先取決于有沒有就業機會，工作機會決定了人口的轉移去向；其次是生活成本，比如住房成本，房價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城市人口流向的調節器。

　　城市化因區域而不同

　　談及未來中國的人口分布，姚洋教授表示，國家已經公布了北京、天津、上海、廣州、重慶、成都、武漢、鄭州、西安這9個中心城市的名單，還有珠三角、長三角、長江中游地區、四川盆地、西安咸陽、鄭州開封、京津冀地區7個城市化區域。未來60%以上的中國人口會集中的這7大區域。

　　從地理位置來看，7大城市區域的分布體現出明顯的南北差距。比如長三角區域高速路和高鐵密度非常大，近年快速形成網絡，這也使得工作日在大城市打拼、周末坐高鐵回家的人會越來越多。珠三角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珠三角包含香港、廣州、深圳三大巨型城市，另外還有很多大城市與之連成片。因此，長三角和珠三角可以說是中國城市網絡發展得最好的區域。

　　下一個值得觀察的區域是武漢、長沙一帶。武漢距離長沙很近，只相隔半個小時高鐵路程。他表示，未來中部的確會崛起，但不是“遍地開花式”地崛起，而是重點城市的崛起。

　　未來的世界將是城市的世界，城市主導一切。姚洋教授就此舉例稱，美國紐約、芝加哥、洛杉磯這樣的國際化大城市，具有全球能力，英國倫敦同樣是一個全球城市，倫敦單個城市占英國GDP的40%，倫敦的核心是倫敦城，它是金融中心也是政治中心，擁有全球性的政治和經濟能力。

　　他預測中國未來也會誕生這類城市，它們可能是上海、深圳這些經濟、教育、創新等理念先進而且行動力強的南方城市，他還以創新為例表示，國家創新需要載體，大城市就是載體。

　　城市化的意義

　　城市化對于經濟的意義，除了前面所說城市化集聚會帶來更大的規模效益，還體現在其他方面。姚洋教授繼續表示，按照2035年中國的城市化率超過75%計算，一些城市化區域的經濟比重還會增加，那些非城市化區域的經濟比重則會繼續下降，這包括東北、甘肅、天津等北方城市。

　　他分析稱，北方城市衰落的最主要原因，是上一輪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北方城市經濟發展所倚重的很多工業企業，因污染嚴重、老化、技術落后等原因被迫關閉。同時，北方很多有活力的工業企業已經或籌備南遷，有的是將研發中心遷到長三角區域，有的是研發和制造基地都會搬遷。北方城市也缺乏小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土壤，他們偏好大企業。這都將加劇南北方的區域差異。

　　城市化之于房地產的意義，體現為城市化區域的房價還有升值空間，因為人口在往這些地方流動，相反人口流出地區的房價會下跌。這種分化是必然現象，要接受城市差異化發展戰略，而不是去努力避免某些城市、村莊的短期衰落，這也是城市發展的規律。不尊重這個規律，將會付出高昂的成本。

　　在解讀差異化發展時，姚洋教授表示，一二線城市有創新活力但生活緊張，三四線城市不那么活躍，但是生活悠閑、空氣清新，建議把選擇權留給個人，政府部門要尊重個人選擇的權利、尊重人口流動規律，通過政策引導而不是限制來達成目標。

　　當然我們要配套措施，比如以居住證代替戶口登記進行戶籍制度改革，將戶籍所承載的養老、醫保、子女升學、住房等公共服務，逐漸過渡并且著力追求公共服務均等化。他建議全國高考將學籍和戶籍分離，非戶籍所在地生源可以憑學籍參加高考，錄取時單獨審批錄取名額，并不占用戶籍地生源名額，這樣依附在戶籍上的高考福利就可以被化解。

　　城市化中的縣域經濟

　　在城市化新進程中，縣域經濟又該如何發展呢？姚洋教授解讀《中國統計年鑒》截至2019年的數據稱，進城務工人員的規模在2014年之后基本維持穩定，跨縣流動也在減少，返鄉創業成為潮流，鄉村隱形失業也在增加。基于此，發展縣域經濟的正確新方向，要從脫貧攻堅轉向鄉村振興。

　　即便未來中國的城市化率達到75%，仍然有3億人居住在農村，這同樣是一個很龐大的群體，也需要較高質量的非農就業機會。姚洋教授隨后以江西老家縣城經濟發展為例稱，發展縣域經濟仍然要靠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它們也是縣域經濟吸納就業主體。

　　設想未來的中國農村，村莊應該成為宜居之所，縣城經濟將代替過去的鄉鎮經濟，發揮公共設施、信息、人才等方面的集聚效應，同時，進縣城買房與留在村莊居住達到平衡。而且，基于交通網絡越來越便利，各種交通工具也伴隨著農村居民的收入增加而普及或興起，進城工作、生活都更便捷，農村地區的自來水等公共服務設施也在加強。

　　姚洋教授最后總結表示，未來縣域經濟如果實現工作、生活在鎮或者縣城，農村工業消失、完全成為宜居之所，所謂的消滅城鄉二元對立、實現全面的現代化，可能才算完成。

　　城市化中的縣域經濟

　　在城市化新進程中，縣域經濟又該如何發展呢？姚洋教授解讀《中國統計年鑒》截至2019年的數據稱，進城務工人員的規模在2014年之后基本維持穩定，跨縣流動也在減少，返鄉創業成為潮流，鄉村隱形失業也在增加。基于此，發展縣域經濟的正確新方向，要從脫貧攻堅轉向鄉村振興。

　　即便未來中國的城市化率達到75%，仍然有3億人居住在農村，這同樣是一個很龐大的群體，也需要較高質量的非農就業機會。姚洋教授隨后以江西老家縣城經濟發展為例稱，發展縣域經濟仍然要靠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它們也是縣域經濟吸納就業主體。

　　設想未來的中國農村，村莊應該成為宜居之所，縣城經濟將代替過去的鄉鎮經濟，發揮公共設施、信息、人才等方面的集聚效應，同時，進縣城買房與留在村莊居住達到平衡。而且，基于交通網絡越來越便利，各種交通工具也伴隨著農村居民的收入增加而普及或興起，進城工作、生活都更便捷，農村地區的自來水等公共服務設施也在加強。

　　姚洋教授最后總結表示，未來縣域經濟如果實現工作、生活在鎮或者縣城，農村工業消失、完全成為宜居之所，所謂的消滅城鄉二元對立、實現全面的現代化，可能才算完成。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