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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的奧地利總統大選可謂千鈞一發，極右翼民族主義者幾乎問鼎，最終結果為這個悲劇之年畫上了一個有力的句號。今天許多人所感受到的不確定和恐懼讓人想起了奧登(W.H. Auden)的詩《1939年9月1日》：“那些聰明的希望吐出/這虛偽墮落的十年。”

這一年，許多國家開始向右轉，倒向了服務于黨派利益和狹隘身份的領導人和政黨。這一趨勢不是短暫的畸變：轉向邪惡政治部分地植根于持續的經濟變化終于到達了一個拐點。

窮人和中產階級目睹工作消失，收入下降，現在，他們激烈地反對現狀，絕望地忽視了他們所選擇的領導人只能讓雪上更加霜的事實。

問題的根源并非民粹主義者所指的移民或貿易，而是技術的穩步前進。工作崗位被機器取代或被外包到新興市場，盡管全球GDP正在擴張，但收益并非均勻分配，一些群體成為徹底的輸家。許多國家正在GDP負增長的同時經歷不平等性加劇——巴西GDP增長率為-3.3%，委內瑞拉為-10%，阿根廷-1.8%，俄羅斯-0.8%。其他國家，如日本和意大利雖然仍在增長，但幅度極小。

至于中國和印度，它們的增長相當漂亮。但印度剛剛自廢經濟武功：莫名其妙地采取了廢鈔政策；而中國通過放任公司債務不可持續地累積來保持增長，這造成了巨大的風險，而高收益金融產品部分地掩蓋、但也更加加劇了這些風險。更重要的是，制造業就業情況正在惡化，盡管中國官方宣稱新畢業生只是在進入職業生涯之前先休息一段時間。1995年，中國工資占GDP之比為53%；如今這一比例為47%。

在美國，名義失業率有所下降，但這扭曲了一個更大的趨勢。官方數據顯示，如今中位家庭境況比1999年時更差，盡管總人均GDP大幅增長。這意味著所有的收益都流向了頂層收入者。

這些趨勢背后的力量主要有兩個：技術創新，它不可避免，也應該成為我們的渴望；以及工人的收入被取代勞動力的機器的所有者占有，這既不是不可避免，也絕不應該成為我們的渴望。問題常常以勞動力與勞動力之間的問題的面貌出現：發達經濟體的工人與發展中國家的工人競爭。真相是，這是一個勞動力與資本之爭。畢竟，萎縮的是制造業崗位數量，而不是制造業本身。

以紐約州布法羅市伊斯特曼機械公司(Eastman Machine)為例。布法羅市的制造業正在東山再起，但其形式與過去幾十年已有所不同。伊斯特曼機械公司制造紡織機器和工具，其產品一半出口，去向通常是孟加拉國和越南等發展中國家。其成功的關鍵是它幾乎沒有人類勞動力；其雇員只有122人，占總制造成本之比只有3%。

還有另一個相關的問題。隨著新技術創造出巨大的規模經濟，像伊斯特曼機械公司這樣的企業——在發生了巨大的先期成本后——能夠以可以忽略不計的邊際成本制造產品。這導致某些市場更加具有寡頭特征，甚至出現了壟斷。這一趨勢將會持續下去。

此外，由于公司日漸掌握了大量客戶和用戶信息，它們比以往更容易實施價格歧視，榨取所有消費者剩余。這些變化給監管者帶來了新的挑戰。

約翰?凱恩斯在經濟生活的諸多特征方面堪稱預言家，但他也犯了一個大錯。在1930年的論文《我們子孫后代的經濟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他預測所有重大經濟問題都能在一百年內得到“解決”，我們只需要關心如何熬過這段時間。但他沒能預料到經濟問題也不斷地演化。比如，企業戰略永遠在變化，因為只要政府引入符合消費者利益的監管，生產商都能找到符合自身利益的新方法。

我們需要新的創新性監管來扭轉不平等性加劇和市場壟斷化的趨勢。這些措施應該借鑒曾經被視為激進的思想，如與工人分享企業利潤、采取新的消費者保護措施防止價格歧視等。

誠然，任何新監管機制必須注意不可澆滅企業家生產、創新和擴張企業的激勵。但捍衛利潤動機不應該成為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借口。如果說我們從2016年汲取了什么教訓，那就是讓一切歸于市場可能導致社會和政治動蕩。

當然，如今鼓吹以創新的國家干預形式遏制不平等可能會成為眾矢之的。有一次，在加爾各答，我告訴我母親馬上就要召開一次國際福祉問題會議，世界主要經濟學家都會出席，然后我聽見她向一位表親吹噓說我與其他“共產主義者”會晤討論如何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90高齡的她已開始混淆發音相近的單詞。今天的造謠者再無這樣的借口——只有對日益危險的現狀的病態的著迷。

（本文內容不代表新浪財經觀點）

經濟發展革命其實就掌握在一只手上。隨著手機和數字技術迅速傳播到世界各地，尚未完全體現其對經濟發展、特別是金融的影響。這一點越快發生變化，全世界民眾受益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今天的新興經濟體中， 20億民眾——占全部成年人口的45%——尚未在銀行、金融機構或移動貨幣供應商處開立正式賬戶。“無銀行賬戶率”在婦女、貧困及農村人口中實際更高。此外，至少2億中小型企業缺乏足夠的信貸，或根本沒有接觸信貸資源的渠道。

儲蓄停留在金融系統之外會對創業、投資和經濟增長造成損害，導致信貸資源變得昂貴而稀缺。幸運的是，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最近發布的一份報告，從手機開始的數字技術可以迅速解決這個問題，從而促成速度更快、更具包容性的經濟增長。

移動電話和互聯網可以減少對現金的需求，并繞過傳統的實體渠道。這大大降低了金融服務提供商的成本，從而使他們的服務更為便利且能被更多用戶——尤其是偏遠地區的低收入用戶——接觸到。麥肯錫全球研究所預計如果廣泛采用數字金融技術，截止2025年或可為新興國家增加37000億美元的GDP。這與常規業務相比實現了6%的增幅。在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和印度等金融包容率非常低的低收入國家，GDP甚至可能實現高達12%的增長。

數字金融可以通過若干方式促進GDP增長。預期增長的近2/3或將來自生產率的提高，因為如果企業、金融服務提供商和政府機構不必依賴現金和書面記錄來進行日常運作，它們的運營效率將大大提高。另外1/3或將來自整體經濟投資增加，因為個人和企業儲蓄被轉入正規金融體系，然后被利用起來增加貸款發放。其余的收益或將來自延長工作時間——以前跑銀行和排隊等候的時間可以用來處理工作。

在金融包容性領域，數字金融會產生兩項積極的影響。首先，它拓展了信貸覆蓋范圍。在2014年的新興市場，僅有約55%的成年人開立了銀行或金融服務賬戶，卻有近80%的成年人擁有移動電話。這其中25個百分點的差距可以通過數字銀行和數字錢包服務來加以彌補。同樣需要彌補的還有性別差距：在世界范圍內，擁有手機或互聯網接入的女性比男性少2億之多。

其次，數字金融可以降低成本：麥肯錫全球研究所估計與傳統銀行機構相比，金融服務提供商為客戶提供數字賬戶的成本或將降低80-90%——即數字金融服務每年僅需十美元左右，而如今的傳統金融服務成本為每年100美元。使用純數字渠道因此可能滿足低收入用戶的需求。即使賬戶余額和交易量規模很小，金融包容性也能讓服務提供者有利可圖。

在數字金融協助下，多達16億無賬戶民眾——其中婦女占比達50%以上——或將接觸到金融服務，從而導致當前滯留在非正規渠道的約4.2萬億現金和儲蓄進入正規金融系統。如此或將多出2.1萬億美元資金可用于個人和小企業信貸發放。企業也可以節約每年達250億小時的勞動成本，具體方式是以數字交易來替代現金支付。而政府或可每年增加1，100億美元的收入——用于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的教育等公共產品——因為數字渠道可以降低稅收成本并提升其可靠度。

新的移動貨幣服務已經彰顯了數字金融的巨大潛能。在肯尼亞，將手機變身為移動錢包的M-Pesa計劃利用其強大的網絡效應，大大拓展了成人使用數字金融服務的份額。在短短三年時間里該份額從零上升到40%，并于去年年底達到68%。傳統的金融服務賬戶往往與國民收入同步增長，但M-Pesa的使用率增長相對而言要快得多，表明即使在世界上最窮的國家，數字金融也能夠實現顯著的市場滲透。

但這樣的成功故事并非發生在真空之中。首先，每人都必須擁有手機，還要有可以負擔的流量計劃。盡管企業可以提供幫助，但政府和非政府機構有義務將移動網絡推廣至低回報和偏遠地區民眾。政府還必須確保銀行及電信公司網絡互通；否則的話，將不可能廣泛使用手機進行付款并獲得金融服務。

政府還必須建立全民普遍認可的身份認證形式，以便服務提供商可以控制欺詐。在新興經濟體中，有1/5的人口尚未登記注冊，而發達經濟體上述比例僅為十分之一。新興國家近20%無銀行賬戶女性不具備開立銀行賬戶的必要材料。即使民眾擁有公認的身份證明，他們也必須接受數字認證。利用微芯片、指紋或虹膜掃描的數字身份認證或將證明其有效性——其在新興經濟體中的受歡迎程度不斷提高。

最后，政府必須實施法規，在保護投資者、消費者和賦予銀行、零售企業及金融技術電信企業競爭和創新空間之間實現動態的平衡。因為法規往往排斥非銀行競爭對手，政府應當采用分層的方法，允許沒有拿到完全銀行牌照的企業面對小額賬戶客戶提供基本的金融服務。英國針對金融技術企業的“監管沙箱”是這方面比較出色的模式，其核心是在達到一定規模前對新興企業執行較低的監管要求。

金融包容性對實現包容性經濟增長和性別平等至關重要，而且隨著世界銀行旨在到2020年實現全面金融覆蓋，其在全球發展工作中已經發揮了顯著的作用。隨著手機在數十億新興經濟體民眾中的普及，數字金融使我們完全有可能實現這一目標。

（本文內容不代表新浪財經觀點）

英國投票脫離歐洲和美國選擇唐納德?特朗普作為下任總統充分暴露了發達國家公民對全球化的不滿。不論對錯，他們指責全球化——或者說，至少是全球化的管理狀況——是收入停滯、失業增加、不安全加劇的原因。

發展中國家公民表達類似感受的時間要長得多。盡管全球化為發展中世界帶來了無窮好處，但許多人反對作為全球化管理指引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特別是，所謂的華盛頓共識鼓吹不受管制的自由化和私有化，而宏觀經濟政策目標集中于通貨膨脹而不顧失業和增長，這在近幾年來吸引了諸多批評。應該修正這些傳統經濟智慧嗎？

瑞典國際發展合作局(Sida)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因此，它邀請全球13位經濟學家(包括都曾擔任過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本文四位作者)給出自己的觀點。

我們認為，傳統發展經濟學背后的一些基本思想可能確實導致了一些世界目前面臨的經濟挑戰。特別是，如今很顯然光是保持平衡國民預算和控制通脹而讓市場來完成剩余工作是不能自動產生持續包容的增長的。在銘記這一點的情況下，我們提出了八個大原則作為發展政策的指導。

首先，GDP增長應該被視為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增長之所以重要，主要原因是它提供所需資源改善各種人類福祉：就業、可持續消費、住房、醫療、教育以及安全。

其次，經濟政策必須積極推進包容發展。決策者不應該寄希望于通過發展實現共同繁榮，而應該確保所有人都不會落后。他們必須直面讓窮人蒙受巨大苦難的弊端——比如失業、無法獲得醫療和教育等。

除了道德要求，這一方針也有助于保持經濟表現，收入不平等性過高可能通過社會緊張、政治動蕩乃至暴力沖突威脅到經濟表現。事實上，最近的一些政治騷動——包括英國退歐和特朗普勝選——部分正是因為不平等性過高。

第三，環境可持續性不是一個選擇。在國家層面，以環境破壞為代價的收入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因此也是不可接受的。在全球層面，氣候變化是健康、生計和棲息地的一大威脅。減輕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政策成為發展政策的一部分已是當務之急而不是錦上添花，國家和國際層面都是如此。

第四，市場、國家和社會之間必須有一個平衡。市場本質上是社會制度，它們需要監管以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監管不足的市場成為諸多負面經濟結果的根源，包括2008年經濟危機和令人難以忍受的不平等程度。

不管對市場還是非市場行動方，國家都是有效監管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公民社會機構則是確保國家高效公平地運轉的關鍵。

第五，宏觀經濟穩定需要政策靈活性。傳統政策建議死抓平衡預算不放——有時候達到了危及宏觀經濟穩定的程度。更好的方針是將財政和外部平衡作為中期約束。如此，財政刺激(如公共投資)就能有助于刺激停滯的經濟，為長期增長打好基礎。關鍵是確保在好光景時管好公共債務和通脹壓力。

第六，技術變化對不平等性的影響必須予以特殊關注。最新技術進步取代了勞動力，增加了資本在收入中的比重，因此也提高了不平等程度。畢竟，自動化讓公司能夠減少工資支出，從而提高股東回報。

不幸的是，這個本質上屬于勞動力與資本的問題常常被描述為勞動力與勞動力的問題，一些發達經濟體宣稱發展中國家搶走了它們的工作崗位。這導致人們拒絕貿易開放，要求保護主義。但是，真正需要的是增強人力資本的行動、調整和改善收入再分配工具，以及促進市場收入平等，包括通過增加工人討價還價能力實現。

第七，社會規范、價值觀和思維影響經濟表現。當人們充滿信任時，經濟表現更好。社會規范也有助于遏制腐敗、鼓勵公平行為。因此，公民社會和政府應該推動正能量價值觀和規范。

第八，國際社會應該扮演重要角色。全球化力量和國家政策所形成的外部性制約了政策選擇。也許最近討論最多的例子是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對新興經濟體資本流入流出的影響。其他例子包括移民限制、貿易政策和避稅港監管。

只有國際機構能夠管理這些政策所產生的外部性。確保它們公平有效的關鍵是增加國際機構內部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

隨著2016年的結束，產生了諸多經濟困難、助長了大量動蕩的經濟思維舊模式也應該走入窮途末路。過去的經濟發展，以及經濟學思想的進步，為我們提供了關于什么有用、什么沒用的極有價值的洞見。這些知識應該成為師姐所需要的新發展方針的核心。

考希克?巴蘇是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現為康奈爾大學經濟學教授。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是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現為巴黎經濟學院經濟學榮譽教授。林毅夫是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現為北京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是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現為哥倫比亞大學大學教授。

（本文內容不代表新浪財經觀點）

俄羅斯經濟的長期可持續性是一個盡人皆知的問題。任人唯親隨處可見，而且對石油收入的嚴重依賴意味著只要油價低迷，俄羅斯經濟就將遭受損失。但如果蘇聯留給我們什么教訓，那就是不可持續的制度可以存在很長一段時期。

今天俄羅斯的體系讓我回想起1983年曾親身經歷的蘇聯體系，當時我生活在莫斯科，克格勃紀律委員尤里?安德羅波夫(綽號“布達佩斯屠夫”)依然掌權(盡管健康狀況并不樂觀)。當時和現在共同的經濟特征包括低油價、經濟理念不可持續、關鍵產業歸國家所有和實行專制統治。

但一個顯著差異是如今俄羅斯的宏觀管理能力遠超過去。俄羅斯沒有資金斷流風險，盡管西方一直在進行制裁。但資源緊張的確限制了克里姆林宮的外交政策選項并加劇了俄羅斯精英之間的緊張局勢。

從2014年6月油價開始下跌后，俄羅斯已經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全球經濟排名第六下降到了第十四位；其GDP(以當前美元價格計)已從2.1萬億美元下降到1.1萬億美元——僅有美國GDP的6%。(俄羅斯在國防上的開支僅為美國的8%。)

但盡管俄羅斯在經濟領域無法與美國競爭，但俄政府仍保持了令人欽佩的宏觀經濟平衡，盡管經濟增長前景已經褪去。俄羅斯政府理順經濟耗費了一定時間，其國際儲備的確曾在2014年出現了危險的降低；但那年12月，俄羅斯中央銀行(CBR)終于成功地實現了盧布匯率浮動，從此使宏觀經濟狀況穩定了下來。

在公開聲明中，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強調五大穩定指標：包括國際儲備、外債余額、預算平衡、通脹和失業率。在上述指標中，他最重視國際儲備。在10月舉行的年度“俄羅斯呼聲！”投資論壇上，普京報告“國際儲備正在增長”且“目前穩定在4000億美元左右”——這一數字顯然符合他的預期。

俄國的國際儲備包括財政部儲備基金，這部分資金或將于2017年耗盡。但對普京而言，俄國國際儲備總規模才是關鍵。通過讓匯率與石油價格保持一致，俄國央行即使在2013年來商品價格低迷造成進出口減半的情況下，依然成功保持了顯著的經常賬戶盈余。

同樣，財政部將預算赤字保持在GDP的3%左右，即使在絕對收入下降的情況下，匯率下降成功保持了以盧布計價收入的相對穩定。政府通過無情地削減教育、醫療和養老開支成功地彌補了預算短缺。

當盧布在去年初貶值時，通貨膨脹激增至16%以上；但俄央行緊縮貨幣政策其后成功將通貨膨脹降低到6%，明年或將進一步下降至4%。值得注意的是，失業率目前僅為5.4%，俄羅斯自石油價格沖擊以來成功將失業率控制在6%以下；此外，公共債務僅相當于13%的GDP。

盡管有這些積極指標，總體投資、GDP和生活水平依然呈下降趨勢。去年實際可支配收入下降了10%，今年或將再縮減5-6%；投資去年下降超8%，今年或將降低4%；而且2015年GDP下降3.7%，而且今年很有可能進一步降低(雖然下降幅度還不到1%)。

西方人可能無法接受這樣的數字。但普通俄羅斯人對(經通脹調整后的)實際收入在1999到2008年間實現翻番心存感激。而且，無論如何，在現行制度下他們也沒有抗議的權利。

但普京畢竟曾以經濟增長來支撐自己的合法地位。現在，他無法再繼續改善生活，于是采取了俄羅斯帝國部長維亞切斯拉夫?馮?普雷夫提出的建議：“我們需要打贏一場小型戰爭。”迄今為止普京已經從三場小規模戰爭中獲益：包括2008年的格魯吉亞戰爭、2014年吞并克里米亞，以及2015年9月以來對敘利亞的持續干預。

但之前厭惡風險的普京不得不承擔越來越大的風險，尤其是在東烏克蘭地區，他在那里挑起的沖突既非小規模也未能取得勝利。東烏克蘭代表某種外交失敗，顯示盡管俄羅斯相對鄰國具有軍事優勢，但也無法承受長期的戰爭。西方一直在通過金融制裁利用這一弱點，制裁生效后的每一年都能削減俄羅斯約1%的GDP。

俄羅斯國內精英階層對普京構成了另外一個威脅，因此自2014年8月后，他一個接一個的解雇克格勃將領，并設法消滅潛在對手。但他的清洗活動陷入停頓，而俄羅斯將軍仍在該國“真實”政治局——俄羅斯安全理事會中占據多數。

11月15日，普京為清洗運動開辟了新方向，逮捕了經濟發展部部長、碩果僅存的自由主義技術官僚之一烏柳卡耶夫。第二天，當普京通過準備好的電視演講向國防部致辭時，出席的將軍對他表現出明顯的厭惡，有權有勢的國防部長謝爾蓋?謝古似乎無視他的存在。

普京在政治上極其精明，往往會隱藏自己的真實意圖。像烏克蘭和敘利亞一樣，他常常用臨時發動的戰爭和外交計劃令世界各國驚奇。他經濟條件有限，但他所面臨的局面并非全無希望，我們必須永遠做好準備他會做出出人意料之舉。現在美國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獲勝已經在華盛頓造成了某種權力真空，而普京則面臨著提高自己國內地位的極好機會。我們可以肯定，他決不會放過這次機會。

（本文內容不代表新浪財經觀點）

這幾年來(尤其是2016年)全球石油輸出國得到的一個明確教訓就是應該調整其公共政策以促進創新并實現經濟結構多樣化。這些國家在11月下旬同意減產的舉動——也是八年來首次達成類似協議——雖然能令油價短期提升，但卻無法令局勢得以逆轉。

毫無疑問，在過去的25年中石油收入顯然奇跡般地拔高了石油輸出國，特別是海灣地區國家的GDP。一座座繁華的國際性大都市在這些國家拔地而起，觸目所及都是令人眼花繚亂的超高層建筑群，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和高于平均水平的生活水準。

但是2017年及以后的世界將大不相同。油價的下行壓力不僅體現出因經濟增長放緩而減少的全球能源需求，也源自于碳氫化合物制品的生產技術革新，近年可再生能源的興起，以及以2015年12月巴黎氣候協議為代表的全球對抗氣候變化承諾。

因此許多石油生產國的唯一增長引擎——碳氫化合物制品生產收入——已經陷入低速運轉，并將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延續這一態勢，甚至可能永久如此。但這些國家最近商定產量上限的舉動說明，各石油輸出經濟體依然無法擺脫對這類收入的高度依賴。

當油價在1980~90年代維持低位時，石油輸出國一方面出現生活水平和就業率下降，另一方面公共債務急劇上升。同樣的狀況自2014年后重現，而各國則通過消耗財政儲備來維持，有些甚至被迫削減開支。雖然這一回石油輸出國積累了充足的財政儲備以應對油價下跌，但他們仍然無法擺脫石油的魔咒。

在最近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筆者聯合編輯的《破除石油魔咒：海灣雄鷹的多元化之路》一書中，重點闡明了政府應如何重新調整其國家經濟。本書深入介紹了巴西，韓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些成功實現經濟多樣化國家的經驗見解。

雖然這些國家不是主要的石油輸出國，卻提供了相當具備說服力的教益。在這些國家中，提升經濟多樣化的努力多集中于具備國際市場競爭力的高增值工業。這些行業實現的生產力提升隨后又對其他經濟部門產生積極影響。例如在馬來西亞，初級產品出口占總出口份額的比例在1980~2012年期間從約80%下降到20%左右，而電子產品出口則從不到10%增加到超過30%。

《破除石油魔咒》指出，已經實現經濟多樣化的政府之所以能獲得成功，是因為它們通過實施相關政策來“通過風險資本基金，開發銀行和出口促進機構來改善獲取融資和商業支持服務的渠道，并創建經濟特區，產業集群，研發中心和創業孵化器。

比如說新加坡就建立了制造業，科學和高科技園區以促進研究和開發以及產業集群；巴西在巴西開發銀行的支持下在制藥，甘蔗和軟件行業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馬來西亞則扶持收割，生產和出口包括棕櫚油和橡膠在內的自然資源產業，同時也投資于電子市場。

在成功實現經濟多樣化的所有國家中政府都發揮了主導作用，通過促進創新和整合公共私營部門來支持出口驅動型企業和人力資源開發。

石油輸出國家政府也應該起到帶頭作用，并鼓勵個人發展私營部門，特別是在高附加值出口行業所需的技能。它們應通過實施社會發展方案來改善政府治理，行政透明度，競爭，特別是教育；同時并控制的公共部門的工資水平和就業，以避免將私營企業擠出勞動力市場。當然在實施這些步驟的同時也不忘著眼于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

長期低油價的前景應該對石油輸出國的一記警鐘。這些國家的政府必須將經濟多樣化置于其政策議程的首位。有過國家已經先行一步：沙特最近公布了其2030年愿景計劃，為經濟轉型建立了一個藍圖，計劃減少對石油的依賴并增加私營部門的作用，為沙特國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2030年愿景計劃是一個好的開始，但將這些目標變為現實需要在未來數月乃至數年中實施精心策劃主次先后順序的政策以及政府介入手段。這不僅適用于沙特，還可應用于其它石油輸出國——而新的一年則是打破困擾這些經濟體多年的魔咒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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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歐盟、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政治發展大趨勢上，這些地區的選民表達了對貿易、移民和結構性勞動力市場變化的深刻憂慮。

但是，從經濟角度看，2016年非常平靜：全球經濟繼續緩慢復蘇，美國、歐洲和新興市場的經濟活動逐漸改善，盡管其中一些國家仍然十分脆弱。在最近的價格上漲形勢下，甚至在大宗商品價格下跌面前艱難調整的低收入國家也迎來了些許提振。

引人矚目的是，金融市場面對今年的政治劇變泰然自若。事實上，美國采取擴張性財政立場的前景讓人們預期全球增長和通脹就在眼前。這表明發達經濟體的央行或能贏得喘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多年的緩慢復蘇過程中，央行承擔了大部分經濟政策重任。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早已指出，增長的復興需要有能力采取財政政策的國家行動起來，并輔之以旨在提高生產率和增長的貨幣政策和結構性改革。

2017年，多個因素有望使全球經濟繼續向強勁、持續增長前進。首先，德國將成為G20主席國，并有望推動世界最大經濟體的結構改革和增強恢復力的措施。與此同時，中國將繼續引導其經濟模式從出口轉向內需。我們還有望在許多亞洲和拉丁美洲經濟體看到更加年輕的活力。新美國政府將強調公司稅改革和基礎設施投資。

當然，推動今年政治發展的力量將在2017年繼續構成挑戰。比如，技術進步和贏家通吃的市場正在擴大許多國家內部的不平等性，即使全球收入正在趨同。在主要發達經濟體，過去二十年最頂層10%收入者的收入增加了40%，而底層收入者收入增長甚微。

國際社會必須面對的另一個越來越復雜的問題是移民，而這一問題因為全球地緣政治壓力而被放大。移民和難民為東道國帶來了巨大的收益，但他們進入新社區可能引起經濟和文化變化的恐慌。

在許多國家，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決策者沒有考慮他們的利益和福祉。他們認為，對跨境商品、資本和人力流動采取更加嚴格的限制將重塑他們自己的就業前景和國家安全。

但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的倒退只能破壞近幾十年來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福祉和生活水平的進步——而低收入家庭將首當其沖。因此，挑戰在于保護得自經濟開放的收益，同時治理眼前的不平等性。

至于IMF，它認為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不但是可靠的社會政策，也是可靠的經濟政策。我們的研究表明，從長期看，降低高企的不平等性能讓經濟增長更加強勁、更加可持續。

我認為，各國可以采取多項措施解決不平等性。首先，政府應該提高對低技能工人的直接支持，特別是在受自動化和外包影響最大的地區。具體而言，政府應該提高在醫療服務、教育和技能訓練方面的公共支出，并且應該采取措施改善崗位和地域流動性。每個國家都應該明白，必須通過終身教育來讓這一代和未來各代人為日新月異的技術做好準備。

其次，政府應該通過普及平價育兒、產假、醫療服務和彈性工作場所來強化社會安全網，特別是家庭社會安全網。政府還應該實施稅收改革和法定最低工資，以支持低收入者，并設計稅收激勵讓更多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

第三，政府應該致力于確保經濟公平，以此重塑社會信任和誘導公眾支持改革。具體而言，政府應該在缺少競爭的重要行業培育競爭、打擊逃稅、阻止企業將利潤轉移到低稅地區。

這些只是一部分能夠改善經濟包容性的政策，我們應該更加努力地研究更多措施——并有效地實施這些措施。這不但是政客和公務員的任務，也是全體經濟界的任務。

我堅信2016年的政治發展趨勢將讓決策者的目光集中在幫助那些從經濟融合中獲益最少，或因為技術推動的勞動力市場變化而失業的人群。只有通過齊心協力迅速行動構建更強大、更包容的全球經濟，才能提高收入下限。2017年這既是一項挑戰，也是一個機遇。我們必須迅速地——并且團結地——行動起來。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6.

www.project-syndicate.org

(本文作者介紹：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稱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專欄”，作者來自全球頂級經濟學者、諾獎得主、政界領袖，主題包括全球政治、經濟、科學與文化塑造者的觀點，為全球讀者提供來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創文章、最具深度的評論，為解讀“變動中的世界”提供幫助。)

（本文內容不代表新浪財經觀點）

美國外交政策正站在十字路口。自1789年建國以來，美國便一直是一個擴張的力量。它通過戰爭在十九世紀橫掃北美，二十世紀下半葉開始主宰全球。但如今，面臨中國的崛起、印度的活力、非洲激增的人口和經濟、俄羅斯的拒絕服從、自身的無力控制中東局面以及拉丁美洲的擺脫其事實霸權的決心，美國的實力已經達到了極致。

擺在美國面前的一條路是全球合作。另一條路是野心受阻導致軍國主義爆發。美國以及全世界的未來取決于這一選擇。

全球合作具有雙重重要性。只有合作能帶來和平，擺脫無用、危險、終將破產的新軍備競賽——這次包括網絡武器、空間武器和下一代核武器。只有合作能讓人類戰勝緊迫的地球挑戰，包括生物多樣性的破壞、海洋的毒化以及全球變暖對世界糧食供給、大量干旱土地和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區所造成的威脅。

但全球合作意味著愿意與其他國家達成協議，而不僅僅是單方面要求它們。美國習慣于提要求，而不是做妥協。當一個國家覺得它是命中注定的統治者時——如同古羅馬、幾百年前的“中央王國”中國、1750—1950年間的大英帝國和二戰以后的美國那樣——妥協就很難在其政治語庫中占據一席之地。美國前總統小布什簡明扼要地指出，“要么與我們為友，要么與我們為敵。”

因此，不足為奇，美國難以接受它所面臨的明確的全球。冷戰后，俄羅斯被認為走向衰落；但其總統普京不愿臣服。類似地，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南蘇丹和其他地區的隱秘和公開的戰爭并沒有按照美國的意愿形成穩定，而是制造了一場席卷整個大中東的風暴。

當然，這些背后有一個根本原因。二戰結束時，美國是唯一一個未受戰爭摧殘的主要力量。它引領著全球科學、技術和基礎設施。它貢獻了大約30%的全球經濟，在每個高科技領域都能做到獨步天下。它戰后國際秩序：聯合國、布雷頓森林體系、馬歇爾計劃、日本重建，等等。

在這一秩序下，世界其他國家填補了它們與美國之間巨大的技術、教育和基礎設施差距的大部分。經濟學家常說，全球增長是“趨同”的，即窮國一直在趕超。美國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大約下降了一半(目前為16%左右)。中國經濟的絕對規模已經超過美國，盡管人均規模仍然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左右。

這一趕超完全不是對美國背信棄義，也沒有犧牲美國的利益。這只是基本的經濟學原理：有了和平、貿易和全球思想流動，窮國也可以領先。這一趨勢值得歡迎，而不應該“掐斷”。

但如果全球領導者的思維是主宰思維，那么趕超增長的結果看上去就像是威脅，而這正是許多美國“安全戰略家”的看法。一夜之間，美國一直領導的開放貿易成為其保持主宰地位的重大威脅。恐慌販子號召美國將自己與中國商品和中國公司隔絕，說全球貿易本身破壞了美國至高無上的地位。

我的前哈佛同事、美國外交領袖羅伯特?布萊克維爾(Robert Blackwill)和前國務院顧問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Tellis)在去年發表的報告中表達了他們的擔憂。美國一直在追求“注重贏得和保持能壓制眾多對手的強大力量”的大戰略，他們寫道，而“主導地位應該繼續作為美國二十一世紀大戰略的核心目標。”但“如今，中國的崛起已經對美國的力量、美國的盟友和美國主宰的國際秩序構成了地緣政治、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態挑戰，”布萊克維爾和泰利斯指出，“如果中國未來繼續保持成功，即使不是一帆風順地永遠成功，也將進一步威脅美國的國家利益。”

美國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最新任命的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對此表示同意。“只要我們購買中國制造的產品，”他在去年討論美國及其盟友時寫道，“作為消費者的我們就在資助中國構建用于傷害我們和我們的國家的軍事力量。”

美國人口只占全世界的4.4%，占世界產出的比重也在下降，它可能沉迷于主宰全球的幻覺，發動新軍備競賽和采取保護主義貿易政策。這樣做將讓全世界團結一致反對美國的傲慢和新的美國軍事威脅。美國自己也遲早會破產，成為“不自量力的帝國”的經典案例。

對美國來說，唯一的前進之路是通過充滿活力的開放的全球合作實現二十一世紀科學技術的潛力，戰勝貧困、疾病和環境威脅。多極世界可以是穩定、繁榮和安全的。許多地區力量的崛起不是對美國的威脅，而是新的繁榮和建設性解決問題時代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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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偶爾關注時事的人眼中，2016年對于所謂新興市場國家來說或許是令人失望的一年。但事實上，在一些發達國家市場表現疲軟的時候，某些新興市場國家卻成為了本年度最佳的投資回報標的。如果一位在巴西擁有個人資產的英國居民在年初將手里所有的巴西雷亞爾兌換成英鎊以求保值，那么他的投資就將縮水50%。

事實上，巴西并不是2016年中表現優于預期的唯一一個新興市場國家。但即便距離筆者首創金磚國家BRIC(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這個詞已經過去了15年，人們仍在將各種不同國家納入一個單一的“新興市場”類別，而此舉不僅沒讓這個概念更加明確，反而造成了更多的誤解。

這種做法缺乏意義之處在于：比如韓國就跟“新興”沒什么關系，因為其人均GDP已經接近那些不那么富有的歐元區國家；再看看中國，蘋果這個美國最具代表性的企業在該國銷售的產品比美國本土更多。大多數成功的投資者可能在一段時間之前就認識到了這一點，而其他人應該在來年注意到這一點。

當前流行的2017年新興市場前景預測認為，在新總統特朗普上任后，美國將擴大其財政刺激政策，同時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相應收緊貨幣政策。這反過來將導致美元強勢，進而在新興市場國家催生廣泛問題。

但有四個理由去質疑這一普遍認知。首先，盡管市場在特朗普勝選后的幾周內表現良好，投資者依然應對任何明顯的共識保持警惕。沒有人可以自信地判定特朗普的經濟政策會如何走向。特朗普的勝利本是意料之外，所以選舉日之后的強勁表現可能反映了那些本來押重注于相反結果的人們正在作出調整。

投資者現在更有信心美聯儲將在12月加息，所以那些利差交易者——借入美元購買更高利率貨幣的人——將不得不減少手里的頭寸。投資者如今紛紛下注寄望新興市場走弱。因此關于特朗普經濟學的意外消息可能最終會產生一個積極的驚喜。

第二，雖然政府債券長達數十年的升勢可能終于走向終結，但即使在短期內相對于其他貨幣出現升值，仍無明顯跡象表明美元會無限期地保持強勁。我一直以來都相信美元有一種天然的升值傾向；但有很多時候美國決策者會阻止美元走強，甚至故意削弱美元。

如果特朗普想要重振美國的重工業，他一定不想看見一個迅速升值的美元。可以肯定的是，許多評論家都預測，特朗普經濟學將與里根經濟學類似，特別不愿意出手干預市場。但羅納德?里根的自由放任型理想主義很快遭到了現實的沖擊，1985年他批準了《廣場協議》，在全球金融市場上放開美元貶值。

2017年的第三個考慮因素是，美國的財政擴張可以通過加強周期性和全球性增長而惠及商品生產國。如果商品價格繼續像最近幾個星期這樣上升，那么巴西雷亞爾和智利比索這類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就會隨著本國貿易條件(出口相對于進口的價值)向積極的方向移動而升值。

最后，任何關于2017年的預測必須考慮中國這個新興市場巨頭。根據最近的一份高盛研究報告，如果將2016年的預測共識與實際經濟表現相比較，中國是唯一超過(盡管不多)預期的G7國家。

跟去年一樣，中國來年的增長預期也不是特別樂觀。但如果中國經濟能維持自夏季以來的輕微加速度，中國股市的上漲也將繼續。此外即使中國的總體增長不加快，中國消費者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也將持續增加。

中國消費者的崛起無疑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趨勢，而特朗普這樣的西方反貿易民粹主義者將會很好地注意到這一點。事實上鑒于西方最大的出口部門現在有機會進入一個龐大的新市場，在這時候減少與中國的貿易可就是太不智了。

同樣，在印度，印尼以及各非洲國家，也許還有俄羅斯，都無疑會出現更多的貿易和投資機會。總的來說，2017年可能不會與2016年出現極大差異：一些新興市場不會提供許多投資機會，而另一些國家可能證明是非常有利可圖的。同時與2016年的巴西一樣，一些國家的總體經濟表現可能不會在其市場的表現中反映出來。而我們的挑戰就在于是要弄清楚那些國家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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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步入2017年之際，全球化已經成為一個貶義詞。許多人將全球化視為精英的陰謀，目的是康其他所有人之慨中飽私囊。根據這一批評，全球化導致了收入和財富不平等性的不可遏制的加劇：富者愈富，其他所有人什么都沒有得到。一個妖怪帶來另一個妖怪。

這一觀點有那么一點道理，但錯誤的成分比正確的成分多。而錯誤地理解這個問題會造成后果：小錯會產生替罪羊；大錯會導致可能讓真正的問題變得更加糟糕的壞政策。

當我們思考全球化時，第一個需要理解的東西是它讓為數巨大的不屬于全球精英階層的人們受益。盡管人口一直在增長，但全世界貧困人口在過去30年中減少了10億多。受益者包括如今不再生活在貧困中的印度、中國、越南、泰國、馬來西亞、韓國、墨西哥和其他國家的人。在發達國家，所有收入群體都受益，因為商品——從智能手機到服裝和兒童玩具——變得更加便宜了。旨在逆轉全球化的政策必將導致真實收入下降，因為商品會變得更加昂貴。

要求控制全球化反映了這樣的信念：全球化消滅了西方的就業崗位，把這些崗位轉移到了東方和南方。但對傳統工作崗位威脅最大的不是中國人和墨西哥人；而是機器人。因此，美國制造業產出一直在上升，盡管制造業就業在下降。

因此，我們的焦點應該放在管理迅猛的技術變遷，以使它惠及所有人——這不是個容易的任務，但也不是不可能的任務。關稅和貿易戰無助于事。

誠然，全球化助長了收入不平等。但收入不平等的加劇大部分是值得歡迎的，而不應該指責。不平等是好是壞取決于它如何產生以及帶來了什么。不平等性絕不是性本惡的。

在中國和印度，全球化帶來了更大的收入不平等，因為帶來了讓數百萬人受益的機會——在制造業、后臺服務和軟件開發方面。但不是所有人都受益。這就是進步的發生模式；我們可能更喜歡所有人能夠齊頭并進，但這樣的情況是非常罕見的。指責這樣的不平等等于指責進步本身。

在發達國家，也有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性加劇體現了更好的機會，這些機會來自從國家市場到全球市場的變化。具備超人才華和創新力的人現在可以在整個世界范圍內致富。通過與更多的人分享才華或通過發明讓所有人都受益的東西贏得財富絕不是犯罪。

當然，不平等性也有黑暗的一面。富人擁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并且可以經常改寫規則讓自己、他們的公司和他們的朋友獲益。在美國，對仍然保持公開的總統競選來說，這不是什么大問題；但對國會來說這就是一個巨大的問題。我們的“代表”嚴重受到籌錢需要的束縛，以至于脫離了富人利益集團的支持，他們就無法當選或連任。

這并不是說立法者是腐敗的，而只是說，如哈佛法學院的勞倫斯?雷西格(Lawrence Lessig)所指出的，制度是腐敗的，并且無法代表不具備金錢所賦予的力量的人。但最佳解決方案是否是降低不平等性，而不是改變政治獻金的方式，我們尚不清楚。富人應該去購買游艇、成立基金會，或成為慈善家，而不應該收買政府，政府不應該干涉市場。

更一般地講，源自“尋租”——騎在別人背上致富而對經濟沒有做出任何貢獻——的不平等性才是真正的妖怪。經典的例子包括游說政府減少監管，最后——當銀行倒閉時——留一大堆代價高昂的爛攤子讓納稅人收拾的銀行家。因此而實施的援助讓令人咋舌的數量的公共資金用在了已經富得流油的人身上。

比如，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國政府支持的住房融資機構巨頭——利用政治手段讓國會無法管制它們，同時給私人股東發放紅利并制造了住房危機。類似地，農業游說集團每年都能獲得數十億美元的補貼。制藥公司被鼓勵游說政府接受現有產品漲價或延長專利，而不是研發新藥。房地產巨頭則獲得有利于它們的稅法改革。

這些活動其實什么都沒有創造出來，因為它們減緩了經濟增長。當合法偷竊成為最容易的致富之道時，創新和創造力就成了愚蠢的游戲。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羅素?霍克希爾德(Russell Hochschild)寫道，有些人因為看到其他人“插隊”而被激怒。這種憤怒是沒有道理的，如果是(比如)習慣了種族特權地位的美國白人在面對更加平等的世界時發出的話。有道理的憤怒對象是康其他所有人之慨肥了特殊利益集團的政府。在一個增長緩慢甚至零增長的經濟中，你之所的只能來自我之所失，這種合法偷竊是不可容忍的。

增長依賴于全球化和合理的不平等。我們不能忽視受傷害的人，但我們需要確保我們的“修補”不會讓問題變得更糟。真正的妖怪是把持了大部分政府的尋租者。他們所造成的不平等才是需要消滅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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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選之后，特朗普以絕對的優勢戰勝希拉里成為下一屆美國總統，驚呆了全球市場，但美國股市隨之大漲創下歷史新高，這一切看起來真是不可思議，但世界還是正在變好，我認為原因如下：

第一，到2035年，全球嬰兒死亡率將都會低于美國在二十世紀末的水平。識字率，也有了大幅的提高。當然我們也經歷了很多可怕的事，但今天整個世界人口只有一小部分，死于地區沖突等橫禍，是上世紀70年代的五分之一。有更多的人過上了富裕的生活。

現在每個人都有智能手機，其計算能力甚至堪比阿波羅登月項目里那些儀器的處理能力。手機能接觸到更多信息，比作為教授的我能接觸到的圖書館信息量還大。手機能網羅到的聯系人，甚至超過了前總統約翰遜-肯尼迪政府內需要聯系的整個白宮工作人員。所以我們不應認為這個世界變糟了，或者有什么根本性地因素阻止世界越變越好。

第二，大家都應該清楚地認識到一個健康，穩健，有競爭力的金融系統的重要性。這也是我經常和我學生講的，經濟中最重要的就是連接起每個個體，這些個人會面臨退休，失業的威脅，也會有撫養孩子的壓力。而且社會中存在的巨大機會，能有效地投資出下一個亞馬遜，能夠建廠造橋，能夠創立企業雇傭更員工。為了要實現所有這些目標，百姓有錢存，投資者有項目投，我們就需要健全的金融體系，并且確保這套體系良好運行。

我很理解大家對于這套體系的疑問和顧慮。但不應有人質疑那些金融行業從業者從事著非常重要的工作。我相信世界上成千上萬沒有聽說過衍生品的普通人，那些認為Call(其實是金融衍生品里的看漲期權)是和手機有關，認為Put(衍生品的一種，看跌期權)是一個動詞，即使是這些人也是衍生產品的受益者和被保護方。社會的認可會激勵著金融系統的不斷創新，并且監管機構的各項制度可以更好地規范行業，修正那些致命的錯誤。

另外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人們壽命越來越長，發展中國家條件大幅改善，各國的生活質量更好更安全。雖然資本的累積越來越多，但是投資的機會卻是在下降，各種原因包括進入壁壘，資金成本，更少的勞動力等。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就改變了包括需求和利率在內的大環境，慢慢演變成如今的狀況。極低的利率水平并不是由貨幣寬松政策引起的，而是存儲和投資的相互作用所導致的必然結果。資產的價格也不是因為泡沫帶來的虛高，而是因為當利率變低時，折現率(Discount Factor)就變小了，使得資產價格變高。杠桿變大并非因為有歹人想要你使用杠桿，而是經濟活動中對低利率的自然反應。

所以思考下這些政策，法規，以及因此帶來的機會，風險，我們要明白到那些曾經很穩定的因素，比如儲蓄，投資行為，中性利率(Neutral Interest Rate)可能已經有了變化，且是很大的變化。而我們的市場和金融機構選則需要時間去適應這些新的變化。這是嶄新的世界，有新的機會。金融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在其中不停演進，承擔重大的責任。我們要理解當下的經濟有哪些變化，條件背景有了哪些變化。

特朗普換掉耶倫我會很驚訝

如果特朗普在耶倫任期到期時換掉耶倫，我會很驚訝。聯儲的獨立性更體現在于承擔社會責任而非象征法律權威。過去35年間，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總統干預了聯儲的獨立性。即使財政部質疑是否應該調高利率時，聯儲當時也沒有回應，90年代經濟的良好發展很大程度上歸因于這種獨立性。以后會發生什么我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應該進行監管？當然是。是不是體系中確實有問題需要解決？當然是。金融機構需不需要去官僚化？當然是。但是目前的潛在的危險是要防止走極端，這可能造成另一次金融危機。比起金融業界，或者貨幣政策，我更擔心的威脅是由監管不當引起。

控訴中國操縱貨幣獲得貶值優勢是無稽之談

在2011，2012年的時候，奧巴馬政府表達了對中國匯率問題的關切，以及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的可能性。我認為當時稱中國借此囤積大量外匯，防止人民幣升值是有理性根據，有事實基礎的。而現在的情況不同，中國非常努力地在防止人民幣過快貶值。他們投入很大精力試圖放緩資本外流的速度，防止本幣急貶。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智庫咨詢團體基本認為中國政府的初衷除了防止本幣過快貶值，沒有其他意圖。

所以控訴中國操縱貨幣以獲得貶值優勢純屬無稽之談。如果政府真的要這么做，我不能想象文件要怎么起草，因為你要解釋對方為何要操縱，而這理由又是不成立的。這樣做會顯得美國脫離實際，也會損害我們的信譽。這代表中國的貿易問題就不存在嗎？也不是，比如廉價傾銷，比如對知識產權保護的缺失。但是治理國家是很困難的，很多細節需要思考，很多方面要照顧到。我們只能希望這些角度都有被思考到。

現在政府有種很強烈的意愿，那就是保護那些俄亥俄州的工人，使他們免于因為墨西哥工人生產的更廉價的商品而失業。墨西哥比索10%的貶值意味著所有從墨西哥進口的產品都便宜10%而出口則昂貴10%。單單出口目的地是墨西哥這一項，就給企業省了10%的成本。

我們要意識到，目的(Ends)是可以帶來價值的。但是途徑(Means)則需要靠社會科學等進行管理疏導。我們在河上造了橋之后，不能要求橋不受到河水的沖擊，一直在原地巋然不動(有點“要馬兒跑最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意思)。經濟政策也是要遵循這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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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將就任第45任美國總統。我很討厭說“我早就告訴你了”，但這次選舉算不上出人意料。我在2002年的書《全球化及其不滿》(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解釋說，我們用來管理全球化的政策已經給普遍的不滿埋下了種子。諷刺的是，特朗普出身共和黨，共和黨曾經是國際金融和貿易一體化最著力的推手，而他卻通過反其道而行之的承諾贏得選舉。

當然，我們不能回到過去。如今，中國和印度已經融入全球經濟，技術創新正在全世界范圍內減少制造業崗位數量。特朗普無法再造過去幾十年的高薪制造業崗位；他只能推動高端制造業，而高端制造業需要更高的技能，雇傭人數也更少。

與此同時，不平等性的加劇繼續導致普遍的不滿，特別是將特朗普推上總統寶座的美國中部白人選民。經濟學家安妮·凱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在他們發表于2015年12月的研究中指出，中年美國白人的預期壽命正在下降，因為自殺率、吸毒率和酗酒率上升了。一年后，國家衛生數據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報告美國總體預期壽命20多年來首次出現下降。

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所謂的復蘇的前三年里，91%的收益歸于最頂層1%的收入者。納稅人耗資數十億美元拯救了華爾街銀行，屋主們卻得不到一個子兒。美國總統奧巴馬不但拯救了銀行，還拯救了銀行家、股東和債權人。他的由華爾街內部人士組成的經濟政策團隊打破資本主義規則拯救精英，這確認了數百萬美國人的懷疑：如特朗普所言，制度被“操縱”了。

奧巴馬在某些問題上帶來了“你能夠相信的變化”，如氣候政策；但對于經濟，他強化了現狀——為期30年的新自由主義實驗，它承諾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好處將“滲透”到每一個人。相反，這些好處向上滲透了，部分是因為如今的政治制度更像是基于“一元一票”原則，而不是“一人一票”原則。

不確定性的加劇、不公平的政治制度，以及打著為人民服務的旗號為精英服務的政府，這一組合為特朗普創造了理想的溫床。特朗普是一位富翁，但他顯然不屬于傳統精英，他憑借的是帶來“真正”的變革的承諾。但特朗普上臺后一切將照舊，特朗普將謹守共和黨正統稅收政策，而他任命游說集團成員和工業內部人士擔任政府職位，這已經打破了他要在華盛頓“清理門戶”的承諾。

特朗普的其他經濟日程將主要取決于眾議長保羅·萊恩(Paul Ryan)是否是一位正宗的財政保守主義者。特朗普提出，為富人大幅減稅的同時要采取大規模基礎設施計劃，后者將提振GDP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政府的財政處境，但并非以供給側經濟學支持者所希望的方式。如果萊恩并不像他所說的那樣關心赤字，他將成為特朗普日程的應聲蟲，經濟也將獲得急需已久的凱恩斯主義財政刺激。

另一個不確定性是貨幣政策。特朗普已嗆聲反對低利率，并且美聯儲理事會還有兩個空位子。此外，很多美聯儲官員希望利率正常化，他們真的這樣做的概率很大——這也許將抵消特朗普凱恩斯主義刺激的效果。

如果特朗普通過稅收方案加劇不平等、掀起貿易戰，或放棄美國溫室氣體減排承諾(特別是如果其他國家采取跨境稅作為報復的話)，他的促增長政策也將受到影響。由于共和黨同時控制著白宮和國會兩院，他們可以相對自由地削弱工人的討價還價力量、減少對華爾街和其他行業的監管，并對現有反壟斷法視而不見——所有這些都將制造更嚴重的不平等。

如果特朗普兌現他的競選威脅，對中國進口品征收關稅，美國經濟受到的損失可能比中國更大。根據現有世界貿易組織框架，對于美國所征收的每一項“非法”關稅，中國都可以任意報復，比如針對支持美國關稅的國會議員的選區實施貿易限制，使該地區無法增加就業崗位。

平心而論，針對中國并且受世貿組織框架允許的措施，如反傾銷關稅，在某些領域是合理的。但特朗普并沒有為貿易政策闡明指引措施，并且美國——它直接補貼汽車和飛機行業，并通過極低利率間接補貼銀行——這樣做是在沒有掩護的情況下向敵人開槍。一旦以牙還牙的游戲開始，最后的結局很有可能是二戰后所建立的開放國際秩序的毀滅。

類似地，主要通過經濟制裁執行的國際法治在特朗普治下也有可能流于形式。如果以俄羅斯為核心的聯軍升級東烏克蘭沖突，特朗普如何應對？美國真正的實力一向來自它作為包容性民主國家的立場。但全世界人民現在已經對民主進程失去了信心。事實上，縱觀非洲，我聽到各種類似“特朗普讓我們的獨裁看上去很美”之類的評論。隨著美國軟實力在2017年及以后繼續下滑，國際秩序的未來將變得更加不確定。

與此同時，民主黨肯定會進行敗選反思。不可否認，希拉里·克林頓失敗的原因是她沒有在選民面前拿出與比爾·克林頓在20世紀90年代所采取的新自由主義日程有顯著不同又令人信服的愿景。二十多年來，民主黨追求“三角化”的政治戰略——修訂對手的政策——這個左翼政黨不可再將自己包裝為右翼政黨的可信替代者。

只有拒絕新自由主義、接受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謝羅德·布朗(Sherrod Brown)等領導人提出的進步政策，民主黨才有未來。這將讓他們強烈反對共和黨，后者必須明白如何管理一個由福音派基督徒、公司高管、天賦論者、民粹主義者和孤立主義者所組成的聯盟。

隨著特朗普的上臺，以及兩大政黨重新定義自身，未來一年很可能作為美國的轉折點而記入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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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前，我向我的朋友們致以假日問候：“這不是尋常時期。愿你在亂世中脫穎而出。”現在，我覺得有必要和世界其他人分享這一信息。但在這么做之前，我必須告訴你我是誰、我持有什么立場。

我是匈牙利裔猶太人，今年86歲。二戰結束后，我成為美國公民。很早我就領教了哪種政治體制勝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1944年，希特勒德國占領匈牙利，這是一段對我的人生產生了巨大影響的經歷。若非家父深知局勢的嚴重性，我大概早已灰飛煙滅了。他為自己的家庭和其他許多猶太人偽造了身份；在他的幫助下，大部分人活了下來。

1947年，我逃離了共產主義匈牙利，來到英國。作為一名倫敦經濟學院學生，我受到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影響，并以可錯性和反身性為基礎發展出我自己的哲學。我區分兩種政治體制：第一種體制是人民選擇領袖，領袖應該保護選民的利益；第二種體制是統治者操縱臣民以滿足統治者的利益。在波普爾的影響下，我將第一種社會稱為開放社會，第二種稱為封閉社會。

這一分類過于簡單。縱觀歷史，各種不同的程度和變體隨處可見，既有運轉良好的模式，也有失敗國家，還有各種處于不同狀態的不同水平的政府。盡管如此，我仍然覺得區分這兩種體制類型非常有用。我成為第一種體制的積極推動者和第二種體制的反對者。

我認為，當下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歷史時刻。開放社會處于危機之中，各種形式的封閉社會——從法西斯獨裁到流氓國家——紛紛崛起。這是如何發生的？我能找到的唯一解釋是民選領袖沒有滿足選民的合理期望和愿望，而這一失敗導致選民不再對流行的民主和資本主義抱有幻想。很簡單，許多人覺得精英偷走了他們的民主。

蘇聯解體后，美國成為僅有的超級大國，同等地致力于民主和自由市場原則。此后的重大發展趨勢是金融市場全球化，其先鋒宣揚全球化增加了全球財富。畢竟，即使贏家補償輸家，他們仍然能夠獲得不少東西。

這一觀點具有誤導性，因為它忽視了一個事實：贏家很少甚至從不補償輸家。但潛在的贏家拿出足夠多的錢來宣揚這一觀點并使它被普遍接受。這是自由企業——或我所謂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信徒的勝利。由于金融資本是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極少有發展中國家能夠自力更生獲得足夠資本，因此，全球化勢如野火燎原。金融資本能夠自由流動，規避稅收和監管。

全球化產生了深遠的經濟和政治后果。它給窮國和富國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趨同，這是利；但它也加劇了窮國和富國內部的不平等性，這是弊。在發達世界，利主要歸集于僅占不到1%的人口的大金融資本所有者。缺少再分配政策是不滿的主要來源，而不滿被民主的反對者所利用。但也有其他因素，特別是在歐洲。

我曾經是歐盟的鐵桿支持者，自立盟以來就是。我將它視為開放社會思想的具體化：一個由愿意為了共同利益犧牲部分主權的民主國家組成的聯盟。一開始，它是一項大膽的實驗，用波普爾的話說，這是“漸進式社會工程”。歐盟領導人制定了一個可實現的目標和一個確定的時間點，并動員實現目標所需要的政治意愿，他們十分清楚，每一步都是后續步驟的必要條件。就這樣，歐洲鋼煤共同體發展成歐盟。

然后，有些東西發生了嚴重問題。2008年大崩盤后，平等國家的自愿聯盟演變為一種債權人-債務人關系，債務國難以履行義務，而債權國給債務國制定了必須遵守的條件。這一關系既非自愿，也不平等。

德國成為歐洲霸權，但它沒有履行成功的霸權必須滿足的義務，即超越狹隘的自身利益，著眼于依靠霸權的人民的利益。試將二戰后的美國與2008年大崩盤后的德國相比：美國啟動了馬歇爾計劃，并最終發展成歐盟；德國施加了有利于其狹隘自身利益的緊縮計劃。

重新統一前，德國是推動歐洲一體化的主要力量：它永遠愿意多拿出一些東西來說服抵制力量。還記得德國為了滿足撒切爾夫人關于歐盟預算的要求而做出的犧牲嗎？

但在1：1的基礎上統一德國代價高昂。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閉時，德國認為自己沒有富裕到能承擔更多義務。當歐洲財政部長們宣布決不能允許其他具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再倒閉時，德國首相默克爾正確地領會了選民的意思，宣布各成員國應該照顧好各自的機構。這就是分裂過程的開端。

2008年大崩盤后，歐盟和歐元區越來越難以保證正常運轉。現實情況與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所規定的情況漸行漸遠，但條約修訂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最終完全消失，因為不可能得到批準。歐元區成為過時的法律的犧牲品。急需的改革只有通過尋找條約漏洞才能實施。局面因此變得越來越復雜，選民也開始離心離德。反歐盟運動的崛起進一步影響到歐洲機構的運轉。2016年，分裂取得重大利好，首先是英國退歐，然后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及12月4日意大利選民以明顯優勢拒絕憲政改革。

現在，民主處于危機之中。甚至世界民主領袖美國也選擇了一位行為藝術家和潛在獨裁者來當總統。盡管特朗普在當選后口風有所軟化，但其行為和顧問團都沒有發生變化。他的內閣成員都是些不勝任的極端分子和退休將軍。

未來會如何？

我有信心美國的民主將表現出恢復力。美國憲法和制度——包括第四等級（媒體）——足以阻止行政權越界，從而防止潛在的獨裁成為現實。

但從近期看，美國將受制于內斗，成為斗爭目標的少數群體將蒙受損失。美國將無法在世界其他地區保護和推行民主。相反，特朗普將更多地于獨裁者改善關系。這將讓其中一些獨裁者與美國和解，而另一些將不受干擾地推行獨裁。特朗普更喜歡做交易，而不是捍衛原則。不幸的是，這在他的基本盤中將大受歡迎。

我特別擔心歐盟的命運，在俄羅斯總統給普京的影響下，歐盟岌岌可危。普京的政府概念與開放社會格格不入。普京不是最新發展趨勢的消極受益者；他竭盡全力推動著趨勢的發展。

他認識到他的政權的弱點：它可以開采自然資源，但無法形成經濟增長。他感受到格魯吉亞、烏克蘭和其他國家的“顏色革命”的威脅。一開始，他試圖控制社交媒體。接著，他漂亮地利用社交媒體公司的業務模式傳播假信息和假新聞，誤導選民、動搖民主。就這樣，他幫助特朗普勝選。

2017年荷蘭、德國和意大利的歐洲選舉季也有可能發生同樣的情況。在法國，兩位領先的競爭者與普京關系密切，意欲對普京采取綏靖政策。無論誰勝出，普京主導歐洲都將成為既成事實。

麻煩在于普京用來動搖民主的方法不可用于重建對現實的尊重和平衡的現實觀。我希望歐洲領導人和公民認識到這將威脅到他們的生活方式和作為歐盟立盟基礎的價值觀。由于經濟增長停止、難民危機失控，歐盟現在已經處于解體邊緣。

歐盟即將經歷類似于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的體驗。認為歐盟必須拯救才能從根本上再造歐盟的人必須竭盡全力帶來更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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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共和黨，掌控白宮和參眾兩院。那接下來共和黨會有一些什么動作？我覺得現在可以稱共和黨是特朗普的共和黨。這次引發眾多關注的競選，也產生了所謂的特朗普主義，他甚至掌握了共和黨。現在輪到特朗普去改變現狀去創造未來。但期待接下來特朗普如何改造社會，共和黨把控的兩院將有何作為，也是很有趣的。

現在我們還不知道特朗普會怎么和瑞恩(眾議院議長)， McConnel(參議院多數黨共和黨領袖)展開工作。我曾在布什政府時期和McConnell共事過很長一段時間。即使是共和黨人，也未必每次都和總統保持政見一致。當然，這種情況下特朗普一定比其他總統對兩院有更大的影響。

很多人質疑選舉過程的公正性，必須要增強對政府的信任。首先是做的是停止撕裂大眾。在過去的25年，和我一起共事的95%華府工作人員都是善良，誠實，正派的人，努力為國家服務。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我都和兩邊保持很好的關系，兩黨都是為國家謀福祉。而真正把水攪渾的是那些政治民粹主義。人民總是喜歡標榜自己反政客，反華府，要引導這些大眾實在是最容易的政治把戲。

所有人都反對他，媒體反對他，建制派也反對他。對于大眾，要從這種強烈的情緒中平復過來，這個過程可能要有幾周，幾月。直到經濟再次增長，直到人們對未來更有信心。

我認為特朗普是有雄心壯志的，當然他上任后可能改變主意，推翻原先的計劃。競選只是熱身，真正難的是當選之后的管理部分，比如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還有將對參議院展開激烈爭奪的財政預算提案 ，以及圍繞預算的各種修正法案，這部分可能會有很多大動作。估計一年內是看不到結果的。三四月份的時候可能看到參議院的通過，然后還要走撥款流程。法案最后的成形還需要在參眾兩院來回商議，獲得確認。

從現在開始的一年，你們將陸續看到新政府各種政策的展開，像稅法改革等。我猜總統應該無暇顧及基建計劃，因為基建計劃的資金提供還涉及到其他一些因素和資源。另外，任何總統上臺，都會要考慮美國公司在海外的2.5萬億應納稅收入，如何把這部分納稅收入調回美國。通過會計處理，將部分的利潤分5到10年進行征稅。這需要獲得包括兩黨，大包括公司，包括工會的大力支持。我一年半前離任時候，我們曾差一點可以達成協議。瑞恩和特朗普的工作重點應該還包括增加債務。

我過去有大量時間都是和兩黨一起工作的，有很多工作也是跨黨派完成的，而我們也有很多共同朋友有相同的經歷。但是大眾看到的卻是截然相反的景象，即兩黨水火不容的對立。我覺得這又要歸咎于新聞系統沒有作好份內工作。過去這些年的成就95%都是建立在兩黨合作的基礎上。而媒體卻只報道5%兩黨在國會激烈斗爭的場面，或者是多數黨為難對方的總統。

95%的媒體人在過去的大選里都不合格，媒體人應該尋求真相、與民眾交談、真實地了解發生了什么，但這點明顯沒有做到。一旦媒體人把自己放到任何一個黨派的陣營里，他就不能代表媒體了。

你要這么看待國會，這是一個有535人的社區。你能指望一個535人的團體團結一致順利完成工作嗎？當然不可能。這就體現領導人的重要性了，他們要互相維持良好關系，能夠看著對方的眼睛，信任他人。

我有幸可以和好的領導，好的總統共事。所以當我成為眾議院發言人的時候，我知道要怎么開展我的工作。我和McConnell等人和總統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關系。當我宣布退休時，第一個接到的電話是前總統布什打來的，開玩笑說以后可以一起打高爾夫球。第二個是奧巴馬總統，他說博納你還不能退休啊，我們還要搞定預算案，還要一起做這個做那個。總統說伯納，我會想你的。我說“總統先生，你會的”。我也會犯錯，但明天你要自己收拾好，要解決問題。

有次我們和瑞恩針鋒相對，不能通過預算議案，不能提高債務上限。五周之后就要宣布協議結果，但這四周里面什么共識都沒有達成。所以我就打電話給McConnell, 說要找奧巴馬，法案的事必須有些進展。結果奧巴馬教育了一番McConnell，叮囑務必把法案的事情辦妥。然后電話上我還朝總統發火了，“總統先生，我還因為這事在電話上被整整訓了五分鐘”。說完就掛電話了。一個小時之后，我的下屬就電話我了。那天晚上我們就達成協議。

有時候你得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你要有好的拍檔。(中間講了一個關于希拉里有趣的比喻。說如果她是拳擊手的話，就是那種很有效率，會在每局鈴響前把對手打趴下的人)。我盡量不招惹希拉里，但有時會和其他民主黨人起沖突。在2012年有一個法案就要到期了，到了12月22號還沒什么進展，快到圣誕了。我要繼續工作，而我妻子不得不獨自去了佛羅里達度假。我打開電視，新聞里說我是獨裁者，于是我關了電視。

至于會給希拉里或者特朗普什么建議？總統沒有國會的支持是辦不成事的。我會跟他們強調關系的重要性，即使你不喜歡他，你還是要和他相處好，好好合作，最大化國家利益。我就任的那時候總統是民主黨派的，而國會是共和黨的，但美國人民不在乎，他們也不在乎你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你必須自己想辦法。而我們的工作就是找出兩黨共同的利益訴求。特朗普如果要辦成事，就要和國會緊密合作，而且必須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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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十年中，全球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增長期，令全球不平等性下降，并創造了新的經濟發展機會。自1990年以來，近11億人擺脫極端貧困，使極端貧困人口占全球總人口比例從35%下降到10%以下(據最新估計)。

但是全球化的收益固然不容否認，卻并不是人人都能分享到，這導致一些國家保護主義呼聲漸高。但樹立壁壘和閉關鎖國絕非幫助全球化落后群體之道，包括那些受到讓世界變得更加(而不是更少)互通的技術變革的影響的人。

世界領導人需要更好地支持全球化，制定充分釋放潛力的政策以推進經濟，同時探索能讓世界更加安全、更加平等的新領域。一個可能的領域是擴大跨境基礎設施投資，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投資——與人力資本投資一道——是促進包容性增長、培育地方面臨全球沖擊的恢復力的有效方法。

考慮到發達經濟體增長緩慢——體現在創歷史的記錄的低利率和貿易暴跌上——世界需要新的活力源。有人說，主要發達經濟體借貸成本的全面下跌主要是因為人口老齡化導致儲蓄增加以及技術變革導致資本密集程度下降，而這兩者都會拖累總需求。缺少有意義的投資機會降低了對未來增長的信心，從而進一步抑制了經濟活動。

基礎設施投資——包括跨境基礎設施投資——能夠幫助世界應對當前儲蓄與投資之間的宏觀經濟失衡。特別是提振“氣候智能”型基礎投資將減弱經濟進步的碳足跡，同時提高全球生產率、為老齡化社會的投資者創造長期收入流。氣候智能型基礎設施投資還能通過改善經濟前景并降低氣候變化風險，在短期內提升投資國的信心并創造總需求，即使建設這些基礎設施需要時間。

但基礎社會投資有很大的風險，特別是需要在遠程進行的話。有時，這些風險遠遠超過了老齡化儲蓄者愿意接受的程度。在世界銀行集團(WBG)，我們正在用多種方法幫助消除這一基礎設施投資的風險性與投資者風險偏好之間的缺口。

首先，WBG幫助各國政府制定有利的法律環境、做好項目準備、降低現有信息壁壘。我們的團隊與成員國保持永久性對話。全球基礎設施便利(GIF)正致力于開發一系列準備充分、投資已就位的基礎設施項目。我們最近還為82個國家制定了公私合作的環境基準。

WBG也對其所提供的各種擔保——包括項目和項目組合擔保——提供解釋，以使其便于理解或加強理解，從而有助于增加正回報安全資產的供給。我們也在為機構投資者創造機會與我們的私人部門導向的國際金融公司合作，渠道包括最新啟動的基礎設施管理共同貸款組合計劃(Managed Co-Lending Portfolio Program for Infrastructure)以及由IFC資產管理公司(IFC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管理的多只基金。

最后，我們支持發展本地資本市場和機構投資者，以此動員國內資源并讓外國投資更加便利。后續創新包括發展工具，如固定收益基礎設施指數和新興市場基礎設施掛鉤債券，以及鼓勵回收政府資產負債表上的資產。

總體而言，基礎設施未必比傳統資產類別風險更高，因為其資產回收率較高而回報率波動較低，包括新興市場也是如此。越來越多的這方面的證據正在鼓勵監管者考慮對這些資產采取更加靈活的資本要求，特別是有多邊機構提供擔保的項目。這些支持有助于擴大本地和國際機構投資者的合格資產投資范圍。

成功地大規模動員私人資本可能需要公共資源來支持去風險。由于存在積極經濟影響、有助于遏制氣候變化和貧困，并有望因為動員資源而實現生產率提高，(比如)用公共資源支持讓多邊金融機構提供跟多擔保有可能非常有效。

我們應該發動創造性思維，將“氣候智能型”基礎設施投資用作更新全球日程的一個方法。果真如此的話，我們能夠幫助提升潛在經濟增長而不會讓地球超負荷運轉、刺激共同繁榮，并更加接近消滅全球極端貧困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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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2016年，發達國家民粹主義運動盯上了央行獨立性。不通過選舉產生的技術官僚采取具有政治和分配后果的政策，這在民粹主義者眼里仿佛公牛看到了紅色斗篷。

在美國，2016年初一份試圖審計美聯儲的法案以微弱劣勢被駁回。美聯儲被審計意味著日常貨幣政策決定都必須受到國會評估。而在總統選戰期間，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指責美聯儲主席珍妮特?耶倫將美聯儲決策政治化。

在歐洲，民粹主義者抨擊非選舉產生的歐盟官僚和獨立歐洲央行的呼聲更加高漲；而在英國，工黨財政大臣約翰?麥克唐納爾要求對利率實施“民主控制”，暗示英格蘭銀行的貨幣政策有迎合金融機構之嫌。

隨著民粹主義運動的得勢甚至進入一些國家的政府，他們的抱怨遲早會轉化為政策方案，進而可能改變央行、財政部和立法機關之間的關系。2017年的一個大問題是這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或者說，面臨即將到來的民粹主義攻擊，央行獨立性是否應該得到捍衛。

針對中央銀行的各種批評包括量化寬松(QE)和低利率有利于富人論；特殊的信用政策有利于銀行而對經濟沒有實際幫助論；密切關注通脹導致其他目標(如保持充分就業和遏制不平等性)無法實現論等。

這些觀點左右立場皆有，其中一些與保守派經濟學家的主張重合——如美國的約翰?泰勒(John B. Taylor)和歐元區的奧特馬爾?伊辛格(Otmar Issing)——保守派經濟學家認為，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央行對經濟管理涉及過深。QE和長期借貸便利等反常政策，以及一些央行涉足金融部門程度加深，讓貨幣決策者的邊界超過了合理限度。

但是，盡管民粹主義者大多支持限制中央銀行的政治和經營獨立性，以及擴大它們的權限，但保守派經濟學家想要的正好相反：保持央行獨立性，同時限制它們的權限和決策空間。

央行獨立性的概念起源于十九世紀，并在不同的貨幣區出現了截然不同的演化。但直到較為晚近，即20世紀90年代，央行獨立性才開始與通脹目標聯系起來。一些央行在管理物價穩定方面比其他央行擁有較大的靈活度，但它們都公開承諾盯住數量目標。如果沒有這樣的可問責性(以及透明溝通)，它們的獨立性就難以令人信服。

物價穩定的數量目標誕生于通脹狂飆突進的20世紀70年代；但自2008年以來，央行需要與相反的問題搏斗：低通脹乃至通縮，而短期利率已經觸及零下限。更廣泛地講，金融崩潰對此前指引正統央行業務的一些理論框架和關鍵原則構成了挑戰。

比如，我們不能再將資本市場摩擦作為二等指標；也不能再認為有效市場假說總是能夠提供可靠的市場活動近似，或金融數量——特別是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和結構——無關緊要。拜市場全面潰敗所賜，央行已經可以通過積極的資產負債表政策作為做市者介入并影響風險溢價。

結果，央行的運營框架發生了改變。有了諸如QE等更多工具，央行已經擺脫了一種工具一個目標模式，進入了多工具多目標時代。這一改變由金融危機所促成，但可以預見，即使在“正常時期”央行也將繼續積極地利用其資產負債表來對沖金融摩擦或解決流動性擠壓問題。

這一新運營模式要想令人信服，只能作為確保價格穩定的一種方法，但當央行同時還肩負保持金融穩定的使命時，央行問責、進而央行獨立性就受到了威脅。此外，在負債累累、通脹低迷的環境下，央行可能連實現物價穩定都做不到，除非它們與財政當局協作。

我們從近幾年的經驗中得知，保持財政和貨幣決策者之間的“中國墻”有可能導致責任過度朝央行行長傾斜。隨著2017年的臨近，有兩個問題特別突出：一是當央行被授予多重目標時，可問責性被削弱；二是需要對選民負責的財政當局得到將責任一股腦兒推給獨立的中央銀行的激勵——歐洲的這一問題尤其嚴重。

如果我們相信中央銀行應該在追求貨幣政策目標的過程中免于短期政治干預，那么一個應有之義是實施改革讓貨幣、財政和金融當局之間進行可民主問責的協作。這可能要求政府的其他部門被授予更大程度的獨立性，在公共監督的條件下追求可量化的明確目標。

中央銀行在經濟決策中扮演著主要角色，但財政政策已經歸來，部分原因就在民粹主義壓力。未來挑戰——其中歐元區所面臨的挑戰尤其艱巨——是確保貨幣和財政政策有效、合法。民粹主義方案也許是魯莽的，但民粹主義所認識到的央行問題是實實在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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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近出臺了新的意見以加強產權保護。該意見是確保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一步。但光有意見是不夠的。

意見旨在推動三個關鍵目標。首先，意見限制了政府從企業家和公民個人手中收繳私人產權的自由裁量權。在過去，法律定義國有部門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私人部門則是“補充”。新意見強調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平等地位”，它們的產權得到“平等保護”。現在，私有產權地位不再低于國有產權——至少正式地位是如此。

最近，中國面臨著新一波資本外逃，部分原因在于企業家擔心反腐運動有一天會盯上他們和他們的資產——目前，反腐運動主要針對腐敗的政府官員。畢竟，管理中國商業活動的法律和法規非常復雜，甚至時常自相矛盾，中國企業家難免會觸犯這樣那樣的規則。

新意見解決了這個問題。意見要求不追究“原罪”——企業家在創業初期的違法違規活動或偷漏稅行為。這項大赦——以及范圍更廣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平等化——有望打消中國商人心中的一大塊不確定性，鼓勵他們將財富和才華留在國內。

新意見的第二個目標是取消民營方(包括假公濟私的國有企業管理層)挪用國有資產。這些假公濟私行為形式多樣，包括低于市場價值向關聯民營方賤賣國有資產和股市內幕交易等。

反腐運動的一個積極影響是打壓了這類行為。即便如此，為響應習近平關于做大做強現有國企的號召，意見起草者提出更多措施以最小化拙劣公司治理帶來的風險是很有意義的。

新意見的第三個目標是鼓勵創新，辦法是保護創新的果實。推動過去十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大量廉價勞動力、進口技術和大規模實體投資——正在失去動力。如今，必須由生產率提高和地方創新來提供增長動力。而這需要充分保護知識產權。

我本人和謝傳、張曉波的研究表明，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最近開始加速創新，并且因為國內外專利數量的增加而獲益。毫不奇怪，它們加入了跨國公司和外國貿易談判員的行列，要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隨著知識產權權利變得更加安全，中國的新增長引擎也可以獲得巨大的動力。

但新意見不足以保證這樣的結果。

一方面，赦免企業家“原罪”的計劃仍然缺乏足夠的細節。如果讓實施該計劃的官員來定義哪些原罪可以赦免，以及什么時間之前的罪才可以稱為“原罪”，就會制造新的尋租機會，增加企業家的負擔而不是消除不確定性。

此外，意見無法消除國有企業的優勢。盡管意見制定了更加平等的新條款，但由國有銀行主導的金融系統仍將讓國有企業在資金源和資本成本方面擁有優勢。

類似地，國有企業的主要所有者地方政府未必能夠公正地裁決自己的企業與民營公司之間的糾紛。為了確保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真正做到地位平等，就必須改革金融系統，并要求政府從非重要國家安全領域的國有企業撤資——也就是從大部分國企撤資。

中國的新產權保護法律框架帶來了諸多憧憬。但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如何實施，以及政府采取多少補充性改革。為了全球經濟的命運，我們希望中國能夠做出正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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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何地，人們都想生活在安全繁榮的國家，享受思想和行動自由，并能夠行使選擇政府的民主權利，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但2017年和未來數年，世界面臨著一個讓人投降的問題：我們如何確定政治自由和經濟繁榮齊頭并進？

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自由民主國家，及其政治自由和經濟成功，存在三個重要支柱：強力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我認為應該加上第四個：自由市場。

強力政府不僅意味著簡單的軍事力量，或高效的情報機構。相反，它意味著有效公正的管理——換句話說，即“好治理”。

法治意味著政府受到印度人所謂的“達摩”(dharma)——一套眾所周知的道德行為，通過宗教、文化或司法權威執行。

民主問責意味著政府必須被廣泛接受，公民受到賦權推翻腐敗或不勝任的統治者。

但強力政府從何而來？自由主義者宣揚最好的政府即管得最少的政府，它應該是“守夜人”，職責僅限于確保生命、產權和契約安全。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如恩格斯所言，一旦無產階級終結了階級沖突，“人的政府就被物的管理所取代。”兩者都錯了：所有經濟體都需要強力政府才能發展和繁榮。

但是，強力政府未必代表正確方向。希特勒為德國帶來了有效的管理：火車準點(我們印度的火車在1975—1977年的緊急時期也能準點)。但希特勒讓德國走向了毀滅之路，他凌駕于法治之上，而沒了法治，民主可能導致大多數人的暴政(畢竟，希特勒是民選的。)

相反，如能與法治相結合，民主問責就能確保政府響應公民的期望。當然，不同的社會團體和有組織利益集團無法總是讓他們的計劃化為政策；但民主機構仍然至關重要，因為它們提供了非暴力泄恨渠道。

我們無法忽視歷史的影響。福山指出，中國在歷史上有好幾次漫長的亂世。無限制的軍事競爭意味著各集團將自己組織為層級制軍事單元，統治者行使無限權力。當某一集團最終勝出時，它就會實施中央極權，以確保不會在陷入亂世。而控制廣袤的領土需要非常發達的精英官僚系統——以及官話。每當中國實現統一，就會出現不受約束的高效政府。但是，福山認為，中國過去沒有源自宗教和文化的權力來支撐法治。

相反，在西方，天主教會限制了統治者的行為范圍。因此，軍事競爭，以及教會律例所施加的約束，帶來了強力政府和法治。

在印度，種姓制度確保了全體人口永遠無法全部投入戰爭。因此，印度的戰爭從未像中國的戰爭那樣殘酷。與此同時，源自印度古代經典的公正行為準則在歷史上一直約束著統治者的肆意妄為。因此，印度政府很少極權。

歷史不是命運——但它有很大的影響力，而一個永恒的謎題是為何印度走上了民主道路，而它的一些歷史和文化背景相近的國家沒有。我不去妄加猜測，而借助民主與自由市場的關系來作一番探討。

民主和自由企業都創造競爭并從中興盛。但是，民主公平對待每個個體，而自由企業制度根據收入和資產給個體賦權。那么，是什么阻止了民主國家的普通選民投票“均平富”？

普通選民同意保護富人的產權并向他們略加征稅的一個原因也許是他認為富人是所有人的繁榮的創造者。富人越空閑或腐敗，就有越多普通選民投票支持嚴格監管和征收懲罰性稅收。

如今，在一些新興市場，富豪寡頭致富是因為他們很好地管理了制度，而不是因為他們很好地管理了企業。當政府對富豪大亨俯首帖耳時，反對聲音就會變得很少，政府也會因此變得更加極權。

人人平等的競爭性自由企業制度使效率最高者獲得財富，從而讓這一風險最小化。創新性破壞的過程用有活力的新財富取代管理不善的繼承財富。累代相積的巨大的不平等性并沒有成為群眾不滿的來源。相反，每個人都夢想著他們也能成為比爾?蓋茨或南丹?尼爾卡尼(Nandan Nilekani)。

眾多西方民主國家的一個難題是競爭平臺已開始傾斜。對許多中產階級而言，繁榮已變得難以企及，因為供不起通往富裕的當代通行證——良好的教育。日益增加的不公平感正在侵蝕對自由企業制度的支持。

最后，讓我轉回印度。在福山的三個支柱中，印度最強大的是民主問責。我們也大致上能遵守法治。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的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盡管強力機構——獨立司法、反對黨、新聞自由和有活力的公民社會——能阻止政府越權，但我們的“制約與平衡”(checks and balances)需要“制約的平衡”(balance of checks)。比如，我們決不能接受緩慢的上訴流程導致必要的政府措施停頓。

最令人振奮的發展趨勢是，整個印度越來越多的人有了競爭的底氣，越來越多的印度年輕創業家不愿意理所當然地向政府卑躬屈膝。如果我們想獲得繁榮和政治自由，還必須具備經濟包容和公平競賽場。讓全體人民獲得教育、營養、醫療、金融和市場是一項道德命令，而原因正在于它是可持續——且民主——的經濟增長的前提。

（本文內容不代表新浪財經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