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吳曉波

　　我們的國家就是一艘駛往未來的大船，每一代人離去之時，均心懷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則感念前輩卻又注定反叛，總是試圖以自己的方式掌控和改造行程。

中國正處在技術革命的前夜

　　在2017中國企業500強排行榜上，排名前五的分別是國家電網、中石化、中石油、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建筑。

　　這是一個以營業收入為指標的榜單，排名前三十的企業中，來自民營資本集團的只有華為控股和飽受爭議的安邦保險。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清晰地看到數十年來，國有企業的強勢和控制力并未削弱。

　　如果換一個角度，從市值來比較的話，你會看見另外一個真相。

　　在2007年，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大公司分別是：埃克森美孚、通用電氣、微軟、中國工商銀行、花旗集團、AT&T、皇家荷蘭殼牌、美國銀行、中石油和中國移動。

　　而十年后的2017年，榜單赫然已面目全非，十家公司分別是：蘋果、谷歌母公司、微軟、Facebook、亞馬遜、伯克希爾·哈撒韋、騰訊、美國強生、埃克森美孚和阿里巴巴。

　　在全球商業界，七位愛穿牛仔褲的高科技企業家取代了傳統的能源大亨和銀行家，而在中國，兩位姓馬的互聯網人取代了三個“國家隊”隊員。你終于發現，世界真的變了，中國也真的變了。

　　在十年前，如果講國民經濟的基礎設施，它們是電力、銀行、能源、通信運營商等等，基本完全被國有資本集團所控制。可是在2018年，你必須要提及社交平臺、電子商務平臺、移動支付平臺、新物流平臺及新媒體平臺，而它們的控制人幾乎全數為民營資本集團。

　　在決定未來十年的新興高科技產業中，人工智能、生物基因、新材料、新能源等領域，民營企業的領跑現象似乎也難以更改。

　　這種因技術破壁而帶來的資本競合格局，不得不讓人開始重新思考國有資本在國民經濟中的角色、功能及存在方式。而這個課題，其實正是1978年改革開放的啟兆點。

　　由此，你驚奇地發現，貌似毫無路線預設的中國改革，實則一直有一條強大的市場化內在邏輯。如同大江之浩蕩東流，其間曲折百回，沖決無礙，驚濤與礁石搏斗，舊水與新流爭勢，時而江平潮闊，時而床高岸底，但是，趨勢之頑強，目的之確然，卻非任何人可以抵擋。

　　同時，你也必須看到，中國改革及企業成長的復雜性，一點也不會因為趨勢的存在而稍有減緩。

　　數十年前，中國改革的“假想敵”是僵化的計劃經濟體系，大破必能帶來大立，對既有秩序的破壞本身具有天然的道德性，甚至“時間就是金錢”、“所有的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然而，時至今日，“假想敵”變得越來越模糊，全民共識近乎瓦解，破壞的成本越來越高、代價越來越大，甚而改革成為了一個需要被重新界定的名詞。

　　數十年前，市場開放、產業創新可以采用“進口替代”和跟進戰略，我們以“市場換技術”，“以時間換空間”，通過成本和規模優勢實現彎道超越。然而，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成為全球同行業中的規模冠軍，他們的前面不再有領跑者，創新的叵測與壓力成為新的挑戰。

　　數十年前，全世界都樂于看到中國的崛起，在世界銀行的名單上，它是一個亟待被援助的落后國家，在歐美企業家的認知中，它是一個商品傾銷和技術輸出的二線伙伴，甚至在某些意識形態者眼中，它是下一場“顏色革命”的發生地。然而，時至今日，中國成為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至少有127個國家視中國是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資本的購買能力引起了西方國家的警惕，并予以政策性的遏制，而中國的制度特征也時時引發意味深長的猜想。

　　于是，當改革進入下半場之后，中國的自我認知亟待刷新，世界與中國的互相了解和彼此心態，也面臨新的的調整。這不是一個輕易會達成的過程。

　　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巨人》一書中，如此評論美國：“我認為世界需要一個富有成效的自由帝國，而美國就是這個工作的最佳候選人。美國完全由理由扮演自由帝國的角色。”而當中國在經濟的意義上崛起為一個足以與美國抗衡的“帝國”的時候，所有的歷史學家都還沒有找到適當的評價用詞。

　　“中國是一只沉睡中的東方雄獅，最好它永遠不要醒來。”一百多年前，拿破侖曾用小心翼翼的口吻如此說道。今天，當這只東方雄獅真的蘇醒過來的時候，它的每一次嘯叫和邁出的每一個步伐，都讓全世界屏氣注目，各自揣度。

　　1978年，萬物開泰；

　　2008年，三十而立；

　　2018年，四十不惑。

　　此時此刻，中國以新興大國的姿態站立在歷史的臨界線上。回望來途，自可以在百感交集中對酒當歌，慨當以慷。瞭望未來，洪波涌動，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回望整整一百年的中國現代化，你會發現這是一個十分漫長而曲折的歷程。

　　1918年1月，《新青年》實行改版，改為白話文，使用新式標點，由此掀起了白話文運動的熱潮，在這一年的雜志上，可以讀到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的名字，這些風華正茂的年輕人以激揚的文字指點江山。正是在他們的吶喊下，1919年爆發五四運動。

　　可是，在而后的歲月中，中國往何處去，“娜拉為什么要出走”，什么是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卻一直沒有達成共識，那些《新青年》上的年輕人們分道揚鑣，有些成為彼此終生的敵人。

　　從1918年到2018年，我們的國家就是一艘駛往未來的大船，途經無數險灘、渡口，很難有人可以自始至終隨行到終點，每一代人離去之時，均心懷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則感念前輩卻又注定反叛，總是試圖以自己的方式掌控和改造行程。

　　一百年后的今天，《新青年》上激辯過的議題，有些已成歷史公案，有些仍然鮮活地存在著。一個最大的進步是，當年的救亡焦慮不再困擾當代人，而大國的和平崛起則成為新的主題。在今天，所有的人，都在預測國家的未來。

　　有一些事情的發生是大概率事件。

　　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最慢到2025年會超過美國。若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25年中國經濟的規模可能是美國的1.5倍或者是更高。”盡管他是經濟學家中最樂觀的一位，不過在未來的十到十二年內，中國在經濟規模上超過美國，恐怕是一個共識。

　　到2030年前后，中國的城市化將進入尾聲，屆時有9·4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由此將可能出現六到十個3000萬人口級的巨型城市群。在那一年，中國的老齡化人口將超過30%。而步入中老年的60、70后一代將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高凈值群體，養老產業替代房地產成為第一大消費產業。

　　也是在未來的這十來年里，“第四次浪潮”所形成的科技進步將顛覆既有的產業秩序，甚至挑戰人類的倫理。隨著奇點時刻的臨近，機器人智力逼近人腦；生物革命將可能讓人類壽命達到100歲；中心化的互聯網消失，萬物聯網時代到來；新能源革命，將宣告石油時代的正式終結。沒有人知道，今天出現在全球市值前十大名單上的公司，在十年后還會幸存幾家。

　　在科技進步的意義上，“四十不惑”的中國，正處在大革命的前夜。而技術的非線性突變又會對中國社會造成哪些制度性的“破壁”，更是讓人難以預測。

　　有人嘆息青春散場，歷史已經結束，也有人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對于這一段未尚結束的當代史，必須擺脫歷史宿命論，承認歷史發展的戲劇性和人的主動性，我們更應該相信科學史家伯納德·科恩的說法是對的，他說，“對那些與事先設計的模式不相吻合的事實，要予以特殊的注意。”

　　創造意味著背叛和分離，也就是說，新的發生總是伴隨著不適感和不確定的可能性。

　　(本文作者介紹：財經作家。本專欄為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