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陳東升

　　本文是我的新書《長壽時代》第六期連載。節選自第三章《財富時代 富足一生》。對于個人來說，未來人們可能更多地需要自己來養老，我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和財務準備。

　　我們已經深刻認識到人們的百歲人生即將來臨以及長期帶病生存的事實。實現健康長壽，維持高品質的生存質量，都伴隨著對財富的需求，包括能夠產生持續性收入的金融資產和不動產等。而經濟結構從工業化向后工業化轉軌后，新興的小康和富裕人群也開始積極地為自己未來的生活儲備財富，以提高退休后的生活質量，這將激發理財和養老金產業蓬勃發展，財富時代應運而生。

　　我從進入人壽保險行業伊始就意識到壽險天然與老年時期的資金需求關系密切，客戶購買壽險產品，尤其是年金和終身壽險的一個重要動機就是增加養老金儲備，實現與生命等長的資金流。我在走訪世界各地的保險和資產管理公司的過程中，不斷加深了對養老財富積累的認識。在20世紀90年代末，我拜訪荷蘭全球人壽保險集團（Aegon），了解到保險公司不僅可以在個人層面提供個人壽險產品，也可以全面參與養老金三支柱的建設，提供個人的、團體的養老產品，從籌資層面解決養老的問題。2018年我拜訪了久負盛名的加拿大養老基金投資公司（CPPIB），他們通過專業資產管理，把國民的養老金投資到全球的優質資產，這又是從投資層面解決養老的問題。養老財富積累其實可以歸結為兩個本質問題：錢從哪里來？錢怎么投資？

　　長壽時代呼喚財富時代

　　工業革命以來，人的職業生涯形成了學習、工作和退休三段，基于參與勞動的人口大量增長，很多先行的工業化國家推行了養老金制度，以強制或者鼓勵員工在工作期間為老年資金缺口進行儲蓄，這一度成為工業時代最重要的社會政策。長壽時代，人口年齡結構由金字塔邁向柱狀，越來越多的人需要領取養老金，財政壓力增加，政府提供的公共養老金替代率將逐步下降。這意味著通過積累個人財富儲備以彌補傳統養老金的缺口至關重要。

　　政府提供的公共養老金的替代率逐步下降給我們敲響了警鐘，需要我們站在整個財富管理行業的視角來尋找長壽時代的財務解決方案。養老金三支柱是有國家政策支持的養老金儲備，除了這部分政策優惠的儲備以外，人們自發為養老、健康需求儲備的財富具有更大的體量和更廣闊的市場。我們需要深刻認識到，無論未來養老金、社保制度如何改革，個人自發積累的財富儲備至關重要，這也預示著個人財富市場規模將持續增加。回顧人類發展，工業化創造了大量社會財富，中產階層崛起，他們旺盛的財富管理需求又助推了金融行業的繁榮與發展。長壽時代緊接著工業時代到來，財富管理的需求將會達到前所未有的旺盛程度。財富時代伴隨長壽時代的到來是必然，而且將是全民財富的時代。

　　中美居民財富結構比較

　　資料來源：廣發銀行、西南財經大學《2018中國城市家庭財富健康報告》

　　中國的財富管理市場還遠沒有成熟，過去中國人形成的經驗是“如果不買房，還能買什么”。我們通過中美對比發現，中國居民財富過于集中在房地產。在美國由于金融市場高度發達，美國人傾向于配置股票、基金、保險等金融資產。而在中國，由于過去20年來房地產市場的“不敗神話”，投資房地產成為許多中國家庭的信仰。根據《2018中國城市家庭財富健康報告》，中國居民財富中家庭房產占比接近80%，遠高于美國的35%。央行的調查也指出，中國40%的家庭擁有2套房。過高的房地產占比嚴重擠壓了金融資產配置。在中國人的金融資產中，配置的產品也比較單一，集中于現金和存款，農村尤其如此。

　　全民理財時代到來也意味著財富結構和財富管理方式發生了變化。首先是投資房子不再具有過去那樣的吸引力。過去工業化、城鎮化的過程極大地推動了我國房地產業的發展。隨著第一次人口紅利見頂，住房剛需下滑，經濟不再過度依賴地產刺激，房價漲幅也將回歸合理區間。其次是無風險高收益、保本保息的銀行理財產品也將成為過去時。過去銀行能為客戶提供收益率達到6%~8%的無風險理財產品，其背后也是因為有房地產抵押貸款的支持，房地產價格不斷上漲保證了這種理財產品可以源源不斷地供應。當房地產大幅上漲的時代不再，這類理財產品也將成為過去式。最后，我們認為未來將是股票和權益的時代。當經濟的發展不再依賴地產拉動而是依靠優秀的企業拉動時，我們的融資體系將慢慢從以銀行貸款為代表的間接融資轉為以股權為代表的直接融資。同時我國金融市場加速開放，成熟度不斷提升，個人投資者開始變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融資結構、產品收益的變化也將令中國居民的財富結構朝著更加分散、多元的方向發展。

　　未來，利率下行會給資產的保值增值帶來很大壓力，配置權益產品能夠更好地幫助資產保值增值。比如美國人的養老金IRA賬戶中就配置了大量的共同基金和股票，實現了不遜于標普500指數的良好收益，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德國的里斯特養老金，由于配置了大量的固定收益類資產，其保證收益率不斷下降。

　　我們觀察到，在投資者行為變化之外，中國金融行業也在變革。行業深刻認識到發展養老財富管理市場的重要性，紛紛進行布局，推出符合行業特征又滿足消費者不同養老需求的金融產品和服務，解決養老的財務問題，中國的養老金融隨之產生。養老金融是圍繞社會成員的各種養老需求所進行的金融活動的總稱，旨在為全生命周期合理配置財富，從而提高老年時期的生活水平。養老金融供給的各類金融機構各具特點，其中保險業在風險分散和長期資金管理方面具有獨特優勢。保險公司提供的商業養老保險是社保之外的重要補充，可以幫助人們防范長壽風險，其中年金類的商業養老保險可以充分享受復利效應，安全穩健，投保人可長期甚至終身領取保險金。銀行業主要推出養老儲蓄產品和養老理財產品，且憑借自身眾多網點和較高的民眾信任度，在開展養老金融服務方面有巨大優勢。基金業結合養老特征推出了養老目標基金，這類基金是一種根據目標持有人的年齡和風險偏好不斷調整投資組合的證券投資基金，具有較大靈活性，滿足了差異化的養老投資需求，為追求穩健增值的養老資金提供了良好的管理途徑。在信托業，養老信托受到高凈值人群青睞，信托財產的獨立性與受托人連續的管理功能，既保證了養老財產的安全，又解決了老年人無力或不愿管理財產的問題。

　　各金融行業在養老金融領域的探索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這些行業探索中也不乏一些新型產品，比如住房反向抵押類產品。這類產品是指個人將住房抵押給保險公司或銀行，保險公司或銀行支付現金以供養老生活開支，在保障老人居住權的同時，用房產增加現金流，改善了老人的生活品質。這類產品在國外已經比較成熟，在我國仍處在起步階段。我國住房自有率較高，很多老年人的生活狀態是“房子富翁，現金窮人”，住房反向抵押類產品將老人的固定資產盤活為現金流，能夠有效地緩解老年人及其子女的經濟壓力，增加他們的消費能力。

　　諸多的產品創新，是金融行業在養老金三支柱框架之外進行的探索。養老金三支柱往往有國家政策的支持，單從行業的視角看，更重要的是還需要商業創新來解決養老問題，這些產品作為“準第三支柱”，未來都可能和國家政策結合成為三支柱中的一個產品，更好地服務于老年金融需求。

　　金融產品的創新是非常復雜的，這些商業創新在遵循監管和風險管理要求的基礎上，還要從產品、技術、服務等各方面不斷完善金融的內涵。但是只有通過不斷創新，金融企業才能夠在市場中立足。例如泰康在傳統人壽保險的基礎上，創新地結合了養老籌資與實體服務，客戶購買壽險和年金保障，可以在長壽社區里安享晚年，將籌資的需求和高品質養老服務的需求一并滿足。通過此類創新的產品和服務方式，各金融機構得以不斷改進和完善養老金融服務。

　　為長壽人生的健康籌資

　　前面我們考慮了為養老籌資，其意義在于彌補退休后的收入缺口。在養老之外，無論是對年輕人還是對老人來說，醫療與健康支出也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這一支出隨著年齡的增長會陡然上升。為健康籌資是一個更為復雜的命題。養老金考慮的是長壽風險，卻沒有考慮個人的疾病或者失能風險，這些健康風險在整個社會的龐大人群中的分布是不均勻的。受遺傳、環境等因素影響，有些人群健康風險高，所以社會為健康風險進行資金籌集的方式也會有所不同。人們往往需要建立風險分擔的機制，讓風險被政府與各類組織、不同人群分擔，才能有針對性地解決健康籌資問題。

　　縱覽國際上典型的健康籌資體系，德國與英國率先建立了政府牽頭的全人群風險共擔機制，以應對疾病和失能護理帶來的挑戰。與養老金制度最初的誕生相似，還是那位鐵血宰相俾斯麥率先設立了疾病基金，以雇主和雇員共同繳費為基礎，首次嘗試從全社會層面進行健康費用的籌資，這種模式也被稱為“俾斯麥模式”。在全民強制參保的要求下，接近九成德國人通過疾病基金獲得了健康保障，其余人必須購買商業健康保險，德國也因此形成了雙軌保障。世界上另一種主要的健康籌資體系在二戰后的英國誕生。1942年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貝弗里奇發布改革方案，形成英國財政稅收直接支持全民醫療的籌資體系，因此這種模式被稱為“貝弗里奇模式”。與德國不同的是，英國模式并不以勞動雇用作為籌資基礎。后來世界上大部分的全民健康籌資體系都借鑒了德國與英國的方案，近幾十年來逐漸應用了“稅收 + 就業繳費”的雙渠道籌資模式。

　　我們將目光轉移到大西洋另一邊的美國，在健康籌資領域，美國的整體社會保障體系起步較晚，后來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商業保險為主、針對不同人群分別進行風險分擔的籌資體系。二戰期間，工資增長停滯，美國鼓勵大企業向雇員提供包括醫療保險在內的薪酬福利，企業團體醫療保險的模式隨之繁榮發展。在普通企業雇員之外，美國于1965年正式設立了低收入者醫保（Medicaid）和老年人醫保（Medicare）兩個政府項目，服務最需要保障的老年人和低收入群體。這兩個群體占到了美國總人口的1/3。之后美國多次嘗試改革這種較為分散的籌資體系，我們時常在新聞里聽到的奧巴馬醫改就是這個方向的延續。2010年奧巴馬簽署通過的醫保改革法案盡管提高了參保率，降低了商業保險參保人的籌資負擔，但最終仍然沒有突破多個籌資機制平行運作的框架。

　　健康籌資的本質是積累資金、分攤風險，因此由政府組織的籌資繳費往往具有一定強制性。但對于商業保險機構而言，其籌資模式為客戶自主購買商業健康保險。比如在歐洲，一些國家強制要求參加社會醫保，但也仍有一部分人會自愿購買商業健康險進行補充，人們這么做往往是為了獲取更豐富、優質、及時的醫療服務。

　　我國在“健康中國”的大目標下推進的是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政府主導的基本醫保以“全覆蓋、保基本”為目標，在這個基礎上，個人醫療費用的支出比例仍然比較高，很多情況下自付費用可以達到醫療費用的30%~40%。為了拓寬籌資渠道，近年來政府與各類商業企業聯手，接連推出大病保險制度、長護保險制度試點，以及各地的區域性普惠保險、持續熱銷的百萬醫療險等產品，嘗試提供層次更為豐富的健康籌資保障。

　　無論是通過哪一種籌資機制來應對醫療健康風險，快速上漲的醫療費用都對當前人類社會應對健康風險的能力發出預警。長壽時代將面臨健康籌資不足的風險。經驗數據表明，過去幾十年間醫療費用的上漲顯著快于人均 GDP 的增長，財政支出和個人支出不斷上漲，長此以往，衛生費用將可能成為社會的沉重負擔。德國前首相俾斯麥和英國經濟學家貝弗里奇恐怕都沒有預料到人口年齡結構的巨變，老齡人口比重的增加和帶病生存的常態化、長期化讓整個世界范圍內的健康風險顯著增加，來自上一個時代的籌資解決方案在應對下一個時代的健康籌資挑戰時將很可能力不從心。

　　那么應該如何應對呢？從支出端來說，需要對衛生費用采取控費的措施，這里的控費是指國家通過衛生體制改革降低衛生費用增速。從資金端來說，需要增加健康籌資資金的初始積累，并且盡可能通過市場化的運作提高投資收益率。德國已經在積極應對長期的健康籌資風險，要求參與國家醫療保障體系的商業保險公司拿出10%的保費投入資本市場進行長期管理，形成應對長期風險的專項儲備金，2018年的儲備金總額已經達到2600億歐元。美國的政府醫保計劃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前總資產也超過了5000億美元，其中超過3000億美元用于市場化運作，以應對美國二戰后嬰兒潮一代人退休后的醫療花費壓力。

　　盡管已有積極應對，美國國會預算局仍預計美國老年醫保住院基金在2024年會入不敷出，5000萬老年人的住院費用將受影響。在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背景下，現有的開源節流努力可能難以應對長壽時代的健康風險挑戰。美國已經在為嬰兒潮一代人退休后的健康籌資苦思應對方案，全世界范圍內各個走向長壽時代的國家，也必須正視和思考未來的醫療支出壓力給當前健康籌資事業帶來的巨大挑戰。

　　(本文作者介紹：泰康保險集團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