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小涓

　　我今天所說的數字治理是廣義的，包括三層含義：一是用數字技術治理，二是對數字技術治理，三是數字社會治理。這三層治理的含義都很復雜和深刻，超出人們的通常理解，帶來傳統角度的治理難題。有效治理需要理解問題本質、更新監管理念、轉變治理載體和手段。

　　第一，用數字技術來治理。

　　通常人們所說的利用數字技術進行治理，是指用數字技術為政府治理賦能，提供更多治理手段，例如通過監控設備進行遠程現場監管、利用線上流程為市場主體和公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等。然而，我這里所講的“用數字技術治理”，超出這個理解，將其延伸到政府和市場邊界劃分這個大問題上。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是唯一一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公共管理領域學者。她的重要貢獻是提出多中心治理的概念，現代社會治理不像一些經濟學家講的那樣，要么市場要么政府。在一個很好的制度設計下，公民、社會組織、市場、企業都可以參與治理，我們原來講所謂有外部性因而需要政府伸手的領域，有些可以通過一種有效的制度設計，通過各方的共同治理來完成。

　　在數字時代，多方治理問題可以極大擴展。數字時代之前，通過制度設計解決的問題通常是非常具體的，因為各方損益的計算很復雜。比如污水排放問題，只能在一個很局部的范圍內設計。范圍一大，就沒有辦法來計算各方在這個行動中的得與失。而現在有了數字技術提供的海量連接能力和巨大算力，環境問題中的多種形態排放、減排行為的貢獻等，宏觀上可以在很大范圍內計算，微觀上可以顆?；絺€人，而且可以追蹤動態足跡。

　　更進一步就需要思考政府調控問題。需要政府干預市場的理由之一是政府具有“信息優勢”：掌握統計數據，知道面上情況，因此能做出從全局角度看的正確決策。這些情況企業不知道，行業不知道，他們不聽政府指導，就有可能是盲目在做決策?，F在情況發生變化，政府的數據是層層報上來的，而數字平臺的數據是各個現實場景實時匯聚出來的，很多行業組織甚至頭部企業都能知道宏觀數據，并不比政府知道的少，而且數據更加實時和準確。

　　例如，幾個大的工程機械平臺實時監控全國85%以上大型工程機械設備的開工時長和運轉情況，由此得到所謂的“挖掘機指數”，能夠精準推斷出全國投資項目的開工進展情況，成為了觀察固定資產投資的風向標，還有貨運車平臺得到的“物流熱度指數”、租房平臺得到的“租房供求倍數指數”等，都是經典的宏觀指標。

　　還有，數字經濟在經濟中已經占有重要地位，但其運行邏輯和傳統經濟并不相同，例如網絡空間大量可復用、復制、復刻的內容，供應方收益有限，消費者獲益極大，但卻無法合理估值使其體現在GDP中。因此，政府原來依據信息優勢進行的宏觀指導，就成為一個值得思考討論的問題：政府的公共立場仍然無法被替代，但政府宏觀調控行為、調控指標和調控手段是否需要進行調整優化？

　　第二，對數字技術的治理。

　　對數字技術的治理主要聚焦于數據問題、壟斷問題和價值觀導向這幾個問題上。這幾個問題都是對數字技術負面作用的治理。社交平臺上經常有很多的虛假信息，這是所有國家都不愿看到的。歐洲2018年開始實施《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旨在加強個人對網絡隱私的控制。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內外平臺的虛假信息都不少，平臺持有的個人數據仍在持續增長，這是監管者和被監管者的博弈。

　　我國的平臺企業在全球最寬松的環境中發展了20年，的確積累了不少問題，加強治理很有必要。不過對平臺與傳統大企業的差別要有清醒認識?！皦艛唷笔潜O管中的高頻詞，但是對于平臺企業的壟斷判定有一些困惑，壟斷的定義是具有市場控制力并因之獲取不當利益，是狀態和行為雙標準。如果只是大而沒有作惡，并沒有什么問題?，F在平臺型大企業從其“大”來看超乎以往任何時期，但是現在很多大的平臺沒有“高收費”這種傳統大平臺損害消費者利益的行為，相反平臺免費給消費者提供服務。

　　現在判定壟斷多數都用經營者合并消滅同業競爭的這個理由，或者說平臺有自我優待問題，即給自己的關聯企業導流讓它們優先接觸到消費者。現在有些學者批評說監管者不理解數字時代的壟斷問題，不過在我觀察的范圍內，監管者還沒有如此輕率地說，由于平臺太大了所以我要打擊你，真正處罰的時候還是講究專業性的。當然有許多值得討論的新問題，例如平臺易于跨界經營和消費者易于多平臺轉換，就使得沒有同業競爭者并不等于沒有競爭者。

　　第三，數字社會的治理。

　　在這里講數字社會，并不是經濟問題、社會問題這種定義中的社會，而是與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并列的一種劃時代的社會形態。數字社會是一種新的社會形態，數字技術為其賦予了新的市場交易和社會交往的規則。比如大數據和算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決定每個人可以得到什么信息（智能推送）和獲得什么資源（例如網絡銀行用算法決定誰能獲得貸款）。數字技術還可以為早期的其它交易規則增效。比如市場信譽有利于增進交易，以前這種信譽都是局部的，騙子一處一處行騙走遍全國，但是現在互聯網平臺，一處失信處處難行。這對整個社會秩序的改變有重要影響。

　　從監管角度看，平臺監管肯定是數字社會監管的重點，但確實面對許多難題：

• 一是大而管不了，一些消費者日常使用的大平臺，出了問題肯定不能一關了之，有問題要整改但不得停運。

• 二是快而跟不上，平臺上的商戶、商品和服務數量巨大，以百萬、千萬計，而且更新極快，外在監管力量完全跟不上。

• 三是深而看不透，大平臺都是上千項多層次投資項目及其它利益關聯，不細查深查，不易看透看準。

• 四是新而看不懂，不同平臺商業模式不同，相似平臺也有很大差異，視頻平臺B站、抖音、快手還有小紅書，經營模式有挺大差別，而且各自都在持續創新，外部監管者看明白理解到位很不容易。

　　第四，平臺自治是基礎和首要。

　　面對這樣的格局，數字平臺怎么治理呢？除了政府繼續加強和改善監管外，平臺自治是基礎、是首要，一定要強調自治，沒有這個基礎，平臺之外的監管者沒有辦法應對平臺治理這個難題。

　　平臺在過去監管寬松的環境中已經運行了二十多年，前十多年幾乎在缺少監管的情況下運行，仍然得到極快發展。沒有政府管理為其賦信，消費者怎么敢買東西？平臺只有走自我管理這條路。即使現在政府嚴加看管，但規模巨大和海量高頻交易，政府的監管能力實際上遠遠不足。平臺每天要處理的糾紛和問題非常多，一旦處置遲緩的話對平臺的影響非常大，客戶直線往下掉，輿情發酵就會產生很大影響，如果大家認為平臺秩序不可信，平臺就得關門。所以平臺要存在一天，就必須承擔起協調和監管的職能。

　　平臺的自我治理重點是平臺生存所需要的，如消費者權益保護、知識產權保護、消費糾紛處理、交易信用維護、價值觀導向正確等。之所以能夠有效自治，還是靠技術能力。99%的商品和內容審核都是靠智能算法，有沒有侵權、有沒有黃暴賭毒等，人工復核只能是極少數。總之，在政府監管之外、之前，這么多年中國各類平臺還算有序運轉、還能成長發展，靠的是自治為主的秩序維護。

　　第五，對行政監管的思考。

　　我們對平臺的行政監管這兩三年力度比較大。回顧平臺發展史，思考這幾年監管中的成效與問題，我們認為今后對平臺的監管，仍然要將平臺自治水平的提升放在首位，換句規范的表述，就是要將對平臺內部合規管理的監管放在首位。

　　首先，政府要給平臺提要求，說清楚平臺要自我管理好哪些問題，平臺要能夠向政府、向社會明示其內部合規管理的有效性并接受監管。關于平臺合規管理問題，國際上有成熟的做法，是不是建立了一個消費者保護的合規管理體系，是不是有個人數據隱私保護的合規管理體系，而且有ISO體系中的評價標準。當然，政府必須嚴格監管平臺合規管理體系的建立和運行，這是政府在數字時代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和社會平穩運轉的重要職責。

　　其次，政府需要按照平臺特點進行分類監管。其實不同類型平臺違規的點和監管重點有相同之處但更多是不同的。

　　再次，我們要各方利益平衡的監管，消費者的想法是不一樣的，有些喜愛免費加廣告，有些喜歡付費無廣告；有些喜歡個性化的推送，比如我喜歡平臺為我推送的新書，特別精準了解我的偏好，有些喜歡在平臺上沖浪覓新。

　　總的來講，平臺的特點就是有智能算法，大多數場景下如果能夠使不同偏好的消費者各得其所，有不同的方法滿足不同人的需求，這樣的場景就不要規定得太死，一定要怎么樣不要怎么樣，要防止出現一個極端事件就出臺一個極端管理方法，維護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卻損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梢栽谑刈〉拙€的前提下，先讓平臺試試看能不能做到平衡各方利益。最后是信息真實性和價值觀導向的監管，這是各國政府都很重視的問題，在我國尤為重要。平臺不僅是商業組織，同時也是社會信息傳遞和交互的基礎設施，這方面的嚴格監管必不可少。

　　現在還有一個監管難點，就是有爭議的技術應用誰說了算？反復討論意見分歧的技術往往是正面負面影響都很突出的技術，要不然早就禁了。例如人臉識別，在疫情之中的應用總的來說大家基本贊同。但在正常情況下能否廣泛使用？反對者多以隱私保護為理由。贊同的理由有許多，我聽一位城市管理者講過，這項技術在他所在的城市應用后，走失的兒童、老人和智障人士在幾十分鐘內絕大多數都能找到。難題是誰說了算？還有許多這類問題，持不同立場的人觀點不同，決策者有時也是舉棋難定。

　　最后說說另一個難題。面對數字技術帶來的深層次的變化，行政監管的難題很多，監管部門也需要觀察、研究和思考，需要綜合考慮多種因素。數字技術應用領域，中國有許多創新走在前面，沒有經驗可以借鑒。監管部門偶爾出現行動不快、協調不夠的情況可能很難避免。有些特別事件社會反響很大，政府只能先出手，先把問題最大的一面、最突出的一面管住穩住。因此，全社會都需要共同努力，有更多的公共討論，不斷提高對數字社會的認識水平，在政府主導下各自表達又合作協同，提高數字社會治理水平。

　　(本文作者介紹：教授、研究員、博導、國務院副秘書長、全國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