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劉元春

　　滯脹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最新挑戰。按照世界銀行、OECD以及歐美各大機構公布的數據，2022年全球通貨膨脹率將接近8%，比去年高3.8個百分點。預計發達國家將接近7%，到達1982年以來的新高；新興市場經濟體將接近10%，達到2008年以來的新高。在通脹高企的同時，全球增長速度出現加速性的回落，目前預計整個世界的經濟增長速度將從2021年的5.7%下降到今年的2.9%左右，下降幅度達到2.8個百分點。其中發達國家預計下降1.2個百分點，發展中國家下降3.5個百分點左右。更重要的是，大家一致認為未來幾年整個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將持續下滑，例如今年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可能從去年5.7%下降到2022年的2.5%，2023年可能會下降到1.2%，2024年可能會達到不足1%的水平。

　　很多人認為全球滯脹勢必全面逆轉中國外部環境，必將通過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出口需求下降、全球資本逆轉等途徑進一步拖累中國經濟，對中國經濟帶來嚴重的挑戰。這種結論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但沒有從全球結構和趨勢角度來深入分析全球滯脹運行的規律，沒有看到全球滯脹對于中國的機遇和發展的契機。我認為全球滯脹給中國帶來的機遇將大于挑戰，它是大變局給予中國進一步破局的一個很大的契機，我們要抓住全球這一輪的變化，進行戰略優化，進一步做好我們的事情。

　　一、全球滯脹將對資本主義體系帶來重創

　　這一輪全球經濟滯脹從表象來看是俄烏沖突與新冠疫情帶來的供給端和需求端的不對稱變化所導致的。但這只是滯脹全面爆發的誘因而已。全球經濟低迷與停滯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后就已經出現了，那時經濟學界用“長期停滯“來描繪，是2008年到2018年整個宏觀經濟學界討論的核心。大量研究表明，全球經濟的增長中樞在人口老齡化、技術進步速度的下降、全球化的逆轉等種種因素作用下持續下降了兩個百分點。目前我們看到的通脹問題，絕非這兩年才出現，人類生存的成本在恐怖主義帶來的安保成本、環保主義帶來的綠色成本、地緣政治帶來的防護成本以及高債務帶來的利息成本的作用下已經發生了劇烈的增長，只是這些成本凸顯在利潤下降而不是直接體現在成本和價格的上升之上，各國利用各種政府債務支出與低利率抑制了各種成本和價格的顯化。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一方面帶來了供求不對稱的變化，另一方面直接導致各種成本全面顯性化。我們一定看清楚兩個事實：1）俄烏戰爭本身就是全球百年大變局的產物，是世界地緣政治惡化的表現。2）疫情帶來的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的重構在中美大國沖突之時已經出現，新冠疫情帶來的社會隔離和供應鏈斷裂只是逆全球化一種極端的演示。因此，這一輪全球經濟滯脹絕對不是俄烏沖突、新冠疫情簡單導致的，它實際上是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發生重大扭曲、資源配置發生重大錯配所帶來的一輪新危機。

　　如果從世界經濟的長波理論看，本輪滯脹是五十年一遇的長波的低谷，它將使歐美資本主義體系受到重創。這個重創體現在：一是美國經濟很可能出現硬著陸，不僅僅體現在GDP的下滑，更重要的是目前所看到的美元指數的高企、房地產價格指數的高企以及股票市場價格的高企難以持續，很可能出現一輪泡沫破滅的危機。2020年1月到現在，納斯達克指數、道瓊斯指數已經下滑了20%，導致美國資產財富縮水達到接近20萬億美元；二是美元地位在這一輪沖擊中，雖然不會被取代，但是會受到重創。三是在這種高成本下，美國在中美對抗中所布局的產業回歸戰略、基礎設施戰略和創新戰略可能會受阻，難以持續。這一輪滯脹中，美國這個火車頭可能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沖擊。四是歐盟體系以及歐元體系將在滯脹和地緣政治的雙重壓力下出現崩潰性下滑。目前歐洲的通貨膨脹已經超過8%，特別是德國，已經達到8.7%，這必然會引起超級緊縮，這個緊縮將會帶來各國國債收益率急劇上揚，導致各種的財政難以持續。意大利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已超過了4%的“死亡線”，德國的持續收縮很可能導致意大利出現債務違約，經濟出現硬著陸。因此，歐元區在2008年后出現的歐債危機很可能再現，歐元區以及歐盟面臨政治與經濟的雙重擠壓。

　　二、全球滯脹為中國經濟結構性轉型提供全面契機

　　滯脹雖然對中國會帶來很多沖擊，但是對中國供給能力會有一個全面的釋放，對中國經濟結構性轉型會提供全面的契機。中國因素將成為平抑全球物價水平持續上揚的核心力量，中國超大生產能力的優勢將進一步顯化。

　　大宗商品的上漲、尤其是能源價格的上漲的確會帶來中國進口成本的大幅上揚，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確也會帶來一系列的壓力。但是，中國經濟目前對于成本沖擊的釋放能力、緩解能力已經大大提升。其中最好的例證就是，本輪石油價格上漲，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雖然對中國PPI有很大的沖擊，但是對CPI沒有產生明顯的變化，基本上是由生產者消化了大宗商品原材料上漲帶來的成本沖擊。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在過去二十年快速提升的供給能力緩解了目前的這種成本壓力。

　　另外，必須看到最終服務和制成品價格的上漲占到本輪物價上漲的75%，大宗商品和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只占20%多。汽車、芯片價格、租金以及耐用品和制成品的價格上揚是主流，這對中國這個世界制造業中心十分有利。從去年5月到今年5月，中國出口價格指數一改過去非常平緩的態勢，出現了一個強勁的上揚態勢，從99.6上升到109.6。而與此同時進口價格指數從117.4下降到112.7，中國貿易條件指數改善了14.7個百分點。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歐美CPI的上揚對于中國的采購需求上揚，導致我們出口價格出現上揚，從而使我們的貿易條件在近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使大量的規模性制造供給能力得到了釋放。歐美CPI的上升不僅來源于成本的上升，同時也來源于供給能力的下降，中國強大的制成品供應能力可以很好填補這個空擋。

　　同時，能源價格和基礎產品的價格提升，將大大促進我國新能源戰略和新型戰略產業體系全面崛起，推動我國經濟全面升級，幫助中國成為世界新能源的中心和新經濟的中心。這些年里，我國在新能源、新技術上進行了全面提升，因此在制造業上的地位進一步夯實，在新能源汽車、新能源非化石能源的生產領域基本上已經成為世界第一。我們現在新能源發電量已經超過1萬億度，占整個能源發電的19%，新能源汽車已經達到330萬輛，超過歐洲位據全世界銷量第一位，未來五年新能源汽車增產還將超過1000萬輛。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提前對于新興產業和新能源技術的全面布局，已經使我國相應產業開始步入可商業化的新階段，可以發揮我們舉國體制、超大經濟體的潛在優勢。石油價格和天然氣等傳統化石能源價格的提升反而成為中國新能源和新技術發展的新的助推劑。

　　因此，滯脹所帶來的需求方的價格上漲和原材料的價格上漲，對中國而言是雙刃劍。我認為，在這種雙刃劍中，機遇是大于挑戰的。

　　三、全球滯脹將阻礙歐美實施與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全面脫鉤的戰略

　　遏制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戰略，拜登政府圍繞著民主外交和供應鏈聯盟采取很多措施，但近期拜登政府不得不公開表態，將取消對中國征收的關稅。與此同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表示美國在常規商品上與中國脫鉤是不現實的。這些態度的轉變很大因素來源于美國面臨滯脹需要中國的合作和中國廉價商品來治理通貨膨脹。因此，滯脹將嚴重妨礙美國戰略的實施。

　　一方面，美國生活成本、生產成本的上揚，對中國供應、中國制造的依賴將會加劇。另一方面，這種成本的提升，對于很多產業的轉移實際上是一個對沖力量，當勞動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都急劇上揚時，一些技術水平進步相對緩慢的區域要想替代中國是很難的，美國要想將這些產業回轉到美國，也必將引起工資水平的大漲，必定加劇它的滯脹壓力，從而導致美國內部的民粹主義壓力更加上揚。因此，我認為滯脹帶來的這種局面，對美國進行供應鏈布局、進行對沖中國擴張的布局會形成嚴重的成本阻礙。

　　四、中國應抓住機遇，實現加速趕超

　　全球滯脹提供的機會需要我們對我們的戰略進行優化。

　　一是必須對中國產能過剩進行重新審視，不能簡單化。在1999年、2001年時，我們也進行了一輪大的產能調整，但是加入WTO后會看到，大量的過剩產能轉換成了強大的出口能力，因此，在新一輪滯脹中，中國龐大的生產潛能能不能有效轉換成供應能力，是我們的戰略重心。不能簡單通過關停并轉來處理我們的過剩產能，必須前瞻性研究全球滯脹下未來需求格局和供應格局的新變化。

　　二是不必過度刺激歐美，我們可能需要以靜制動，等待歐美滯脹中的一些惡化，靜觀歐美在俄烏沖突中的深度消耗。我們必須認識到，未來世界的變化、結構性的調整是有利于中國的發展，時代之運在中方，不在歐美。回顧七十年代，幾輪石油危機直接引起美國的衰落加劇，與此同時，蘇聯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達到了它的高點，日本經濟模式在空擋中崛起，節能型汽車成就了日本模式。當前，由于傳統能源危機帶來的資本主義體系滯脹依然會給中華民族這種戰略性契機，我們不能悲觀地忽略掉，必須抓住。

　　三是新能源戰略要進一步布局，進一步搶占戰略性高點。必須加大基礎技術的研發，加快新能源市場化的步伐，進一步布局未來能源體系，快速形成其他發展中國家難以匹及的能源成本優勢，從而對沖這些國家在工資成本的潛在優勢。

　　四是對沖一些成本上揚對我國的壓力，企業成本控制政策要出臺，特別是結構性對沖政策要繼續出臺。目前測算由于各種原材料價格上揚導致中國進口成本上升2-3萬億，這將對能源密集型產業和下游中小企業帶來嚴重的成本沖擊，這需要采取相應的扶持政策，盡量緩解成本沖擊帶來的壓力。

　　五是貿易政策需要再定位、再調整。世界滯脹條件下，中國貿易政策應如何進行布局？比如關稅政策，再比如一些非關稅的投資政策，如何彰顯技術進步和成本改善對世界的貢獻？

　　六是汲取蘇聯在七十年代世界長波低谷下沒有抓住時代所給予的契機的教訓，必須要以我為主進行全面改革。真正打通國內大循環的堵點斷點，使創新體制再調整，特別是對于傳統產業園區，向高技術、新技術進行簡單延伸的戰略布局可能要進行全面審視和再定位。

　　總而言之，全球滯脹給予中國的挑戰是小于機遇的。全球滯脹的出現是資本主義體系出現危機、出現不可持續性的一個嚴重信號。因此，全球滯脹的出現是在大變局中給予中國進一步破局的機會。中國必須重新審視它的產業政策，充分發揮大市場、大制造、低成本的優勢。同時進一步提升技術進步，使我們在新能源、新技術上的前期布局能夠有一個加速性的趕超，產生在這樣一個超級時段的趕超效應。我們需要以我為主，進行內部戰略再定位、再調整，抓住契機進行全面、關鍵性改革政策的推出。

　　本文整理自劉元春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季度論壇（2022年中期）上的發言

　　(本文作者介紹：上海財經大學校長、黨委副書記，經濟學博士，教授)